面對抗議，哈梅內伊的狡猾話術值得關注

伊朗民眾的抗議，越來越激烈。

對于伊朗近幾年一波又一波的抗議浪潮，我其實一點也不覺得意外——當經濟、文化、政治幾個方面全部爆發嚴重危機的時候，不出點事情才奇怪。

人們對于哈梅內伊神權體制的怒火，是多維度的：大部分民眾不滿通脹，商人不滿經濟下滑，進步女性不滿罩袍，知識群體不滿文化管控……

這就是為什么，抗議的規模如此之大——因為能對伊朗當下狀況滿意的人已經是少數。

所以我看待本次事件的時候，內心也很平靜。不過，當我看到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的時候，心情還是很沉重的。

在關注之余，特別引起了我關注和思考的，是哈梅內伊的話術。

在一如既往地說一些要團結之類的話（伊朗人現在確實挺團結的哈哈）之外，哈梅內伊特別著重講了一個看法：這次抗議浪潮是民眾在討好美國總統。

這就很值得玩味了。

民眾的所有訴求，在哈梅內伊這里都無法得到解答：當下的經濟泥潭怎么辦？神權垂簾聽政、民主形同虛設的體制怎么辦？革命衛隊形成巨大利益集團的問題怎么辦？你天天吹牛多么厲害，但大家的體感生活一塌糊涂怎么辦？……

民眾關心的，是具體的問題；但他的回答，是宏大敘事。

哈梅內伊和他的幕僚總在講，伊朗現在面臨著“戰爭”，但你講的“伊朗”是指誰呢？如果是指伊朗的民眾，他們現在的確面臨“戰爭”，但這個戰爭是民眾和你哈梅內伊政權之間的，而不是一個空洞的、虛擬的“伊朗”和某敵國之間的。

這種混淆概念、劃分敵我的話術，在平常可能有用，但在大家都吃飯困難的時候，沒人愿意買賬。

因為在民眾眼里，你哈梅內伊政權和民眾早就已經脫離了。

但哈梅內伊還在說那些慣常的語言：什么“要團結”啦，“面臨外敵”啦。

現在又來了這個新說法：民眾是在討好美國總統。

可笑又可悲。可笑之處在于，他到了這種時候依然不愿意正面面對國內社會矛盾，還在試圖用“內部矛盾轉外部矛盾”的方式進行掩蓋；可悲在于，我們看到的一切歷史故事也都是這么發生的。

蓋世太保在柏林被攻陷的那天，還在抓捕反納粹人士；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后一天，他們新聞里還在放“偉大的經濟成就”。

這種行事的慣性，恐怕已經是他們骨子里的本能，哪怕再大的外力都無法改變。

在哈梅內伊的話語體系中，民眾應當永遠對自己的統治滿意，一旦有矛盾，就只存在外國和本國之間的矛盾；如果民眾有任何不滿的表現，那就只有一種可能——是被外部挑撥的。

“討好美國總統”，這個說法在他看來一箭雙雕，既轉移了具體的抗議話題，又很容易團結那些伊朗民族主義者——他們本來也許會同情抗議者，但這時候會“幡然醒悟”，認為“民眾再抗議也不能倒向美帝”。

這種利用民族獨立情結轉化內部矛盾的方式，一直是伊朗的立國之本。

它的內在邏輯是：既然想要民族獨立，你們就必須支持我的統治（畢竟是我帶領伊朗獨立的）；既然支持我的統治，你們就必須接受一切的高度管制（對團結有好處）；你們還得無視利益集團的存在，無視革命衛隊的過度擴張（因為是它們在保護你們）。

說到底，哈梅內伊這是一種建立在恐懼之上的統治思維：你們可以認為我的統治不那么好，但失去了我的統治，你們會失去獨立、被殖民，你們的命運會被拋向更大的未知。

這就解答了，為什么民眾總是會讓渡越來越多的權利給哈梅內伊政府——他們其實未必指望未來會有多好，而只是為了“不那么壞”。

但現在，就連“不那么壞”的承諾也已經無法繼續了，因為經濟和社會的情況已經壞到了跌破底線。

在這時候，一切空洞的承諾和話題的轉移，都會失效。

包括“討好美國總統”這種話術，也一樣會失效。

因為，當一個體系的崩潰程度突破了“脆斷的臨界點”，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繼續挽回了。就像戈爾巴喬夫在最后一天還在給美國總統打電話，希望能賣掉一批石油以維持財政黑洞。

他沒有意識到，蘇聯的問題已經不是賣幾批石油，而是這個體系本身已經到了臨界點。

現在，哈梅內伊的神權體制也已經到了臨界點。現在身處德黑蘭北部地堡的他考慮最多的，恐怕是流亡以后莫斯科的哪間別墅住著更舒服一點——這也將是他未來可能擁有的最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