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平克：共同知識是理解社會和世界的基石

當小孩子說出皇帝沒穿衣服時，他并沒有告訴人們任何他們原本不知道的新鮮事，但這句話仍然擴充了大眾的認知。通過當著所有人的面喊出每個旁觀者都看得見的事實，他確保了在場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知道，也就是說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知道這個事實，每個人都知道這個“盡人皆知”的狀態會無限延續。正是這種認知轉變，讓人們對皇帝的態度從卑躬屈膝的順從變成嘲笑與蔑視。

安徒生的這個經典童話揭示了一個重要的邏輯區別：私人知識（private knowledge）意味著A知道某件事，B也知道；而共同知識則更進一步：A清楚地知道B也知道，B也知道A對此心知肚明。在此基礎之上，A還知道B知道自己知道，B也知道A知道自己知道，這種認知狀態會無限循環下去。

《皇帝的新裝》戲劇化地展現了共同知識的兩個特征，這些特征不僅使其成為令人震撼的邏輯概念，更成為理解人類社會生活的關鍵。首先，共同知識無須通過無限推演他人的心理狀態來獲得，好比“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這種思維鏈條是任何人都無法想象的。共同知識可以通過一個明顯的事件即時傳遞，比如在公開場合說出一句直白的話。其次，即使是廣泛共享的私人知識，它與共同知識之間的差異也絕非單純的邏輯細節。這種差異能讓知情者形成協調統一的行為，有時甚至能打破社會現狀。

共同知識看似抽象，卻貫穿于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從日常對話的默契到群體行為的協調，從社會慣例的形成到文明秩序的構建。其核心邏輯不僅能解釋“說破一個事實為何能改變全局”，更能解答公共生活與私人關系中的諸多謎題，核心觀點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在技術層面上，共同知識在邏輯上區別于私人知識：即便某件事已盡人皆知，在公開場合獲知這件事仍會改變全局。

2.共同知識主要通過改變協調能力發揮作用：兩個及以上擁有共同知識的人，可以通過互補性選擇（complementary choices）實現互利共贏，而這種選擇在僅擁有私人知識時會因缺乏信心而被忽略。

3.由于共同知識的影響力強大，人類對其具有直覺敏感性，仿佛擁有感知這個邏輯概念的器官。

4.正是這種感知能力使人類行為能在社群、經濟體、國家等社會網絡中被協調。

5.公共生活中的許多奇特現象，比如那些無意識的儀式、慣例和規范等，都能被理解為解決協調問題的方案。公共生活中的一些病態表現同樣如此，包括時尚風潮、群體盲動、恐慌情緒、經濟泡沫以及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

6.人際關系，即我們與家人、朋友、愛人、上級、下屬、鄰居、同事以及交易伙伴的紐帶也是一種協調博弈（Coordination Games），同樣需要依靠共同知識來鞏固。

7.所有協調平衡都伴隨著特權與義務，我們常通過避免自己知道盡人皆知的事情來規避它們，由此催生了一系列善意的偽裝：假裝不知情，領會了暗示卻避而不談。也就是說，無論是個人層面還是政治層面，我們的諸多矛盾都源于傳播或壓制共同知識的欲望。

為了區分不同類別的知識，我們可以用“知道即看見”的漫畫更形象地展示它們。第一幅漫畫（見圖1）描繪了私人知識：每名觀察者都看見了某個事物，但彼此看不見對方所見。

圖1 私人知識情境

接下來是如圖2所示的相互知識（reciprocal knowledge）：每名觀察者既看見了某個事物，也能看見對方正在觀察此事物。但由于他們都是通過鑰匙孔匿名窺視對方的，所以這種認知尚未上升到共同知識的層面，因為沒有人知道自己正在被觀察。

圖2 相互知識情境

最后一幅漫畫展示了共同知識（見圖3）：每名觀察者都能看到對方正在觀察事物，也能看見對方知道自己被觀察。他們可以由此推斷，只要愿意深入思考，彼此都能看到無限層級的相互觀察。

圖3 共同知識情境

當觀察者處于產生共同知識的情境時，他們的腦海中會發生什么？他們可能不會陷入“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這種鏡中回廊般無限循環的認知過程（見圖4）。

圖4 無限循環的認知過程

一般情況下，我們的大腦一旦處理兩層思維嵌套就會暈頭轉向，而共同知識需要無限層級的思維嵌套，這顯然裝不進我們空間有限的大腦中。如圖5所示，共同知識成立的最合理解釋可能基于一種簡單直覺：人們覺得某個事件是“公開的”“明擺著的”，或是“大家都看得見的”。

圖5 共同知識的認知過程

本書旨在闡釋關于共同知識這項晦澀難懂卻意義重大的研究，結合我的個人見解，我將展示這個概念是如何解釋公共事務與個人生活中的諸多謎團的。我所熟識的研究該概念的學者——數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計算機科學家都認同共同知識是理解社會和世界的基石。他們一直難以將這些見解傳播給更廣泛的讀者群體，也常困惑于人腦是如何駕馭這種看似抽象得不可能存在的認知狀態的。本書將從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的視角出發，試圖彌合這些認知鴻溝。

語言，最早、最無所不在的共同知識

由于共同知識是本書的核心，我必須先解釋這個術語。本書使用的含義與其日常用法不同。在日常用法中，共同知識指多數人或大多數人都知道的事物，尤其指公開的秘密，例如“這里的人能收受賄賂已是盡人皆知”。這幾乎與我們將要探討的博弈論和哲學中的專業術語含義截然相反。同樣，技術層面上的共同知識并不等同于其字面意思“人們共同擁有的知識”，因為那可能指向相同的私人知識——每個人都知道同一事物，卻未必知道其他人也知道。

更貼切的術語應該是共有知識（mutual knowledge），它隱含著人們有意映射或共享知識。語言學家有時會用這個術語指代對話雙方之間共同擁有的知識，這也是我在《思想本質》一書中使用的說法。但在大多數專業文獻中，共有知識已演變為兩種不同含義：或指廣泛存在的私人知識，或指層層疊加的相對知識。表達共同知識的其他術語還有：

?公開知識（open knowledge）；

?顯性知識（conspicuous knowledge）；

?公共知識（public knowledge）；

?互動知識（interactive knowledge）；

?共享事實（shared reality）；

?共享覺知（shared awareness）；

?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

共同知識這個術語雖然可能具有一定的誤導性，卻已根植在專業人士的思維習慣中，因此我仍將沿用這一表述。

幸運的是，這個讓步恰好能幫助我們認識到共同知識在人類社會中的力量，首先就體現在語言上。對于既定詞匯而言，邏輯和語法都無關緊要——沒有人會在意awful不再表示“充滿敬畏的”，bathroom也不必非指“帶浴缸的房間”。正如伏爾泰所言，神圣羅馬帝國既不神圣，也不是羅馬，更非帝國。一個詞語或固定短語能夠傳遞特定含義，并非因為人們通過詞源推導得出，而僅僅源于大家期望他人能像自己一樣理解。

語言的根本目的是協調行為——我說“胡椒”時你遞給我胡椒，我要“鹽”時你遞給我鹽。這種協調得以實現，正因為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存在，是語言群體成員之間的一種默契。比如用 [?pεp?] 代表胡椒，用 [s?lt] 代表鹽，即便英語使用者當初約定用反過來的發聲指代也無所謂。我能自信地索要鹽，因為我確信你和我對這個詞的理解一致；更重要的是，你清楚地知道我知道這一點——若你以為我把 [s?lt] 理解成胡椒，就會遞錯調料。而我也明白你知道我知道這一點，因此，這種共識可以無限延伸。

自從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揭示了句法結構的復雜性以來，人類語言就因其通過不同的詞語組合表達海量意義的能力而令人驚嘆。單個詞語在協調思維方面展現出的力量同樣令人驚嘆。正如詩人克雷格·摩根·泰歇爾（Craig Morgan Teicher）寫道：“說話是一種無與倫比的信念行為。當我提到mouse時，你怎么確定自己不會聯想到停車標志？對此最直接的回答是：提出這種問題的人顯然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更深層的解釋是：詞語的意義是語言使用者之間的共同知識。兒童從學習語言之初就會默認這種假設。若他們需要擔心mouse在自己這里指代嚙齒動物，在他人那里可能指停車標志或其他事物，語言學習就無從談起。心理學家吉爾·迪森德魯克（Gil Diesendruck）和洛里·馬克森（Lori Markson）的實驗證實了這一點。他們教3歲兒童用mef指代餃子模具等陌生物品，發現孩子們立即就會認定陌生人也理解該詞的含義。這并非兒童將自我認知與他人認知混為一談，因為當被告知關于某物品的新知識（如“我的貓喜歡玩這個”）時，他們不會假定陌生人也知道這一點。語言是我們生活中最早、最無所不在的共同知識。

共同知識能夠創造非物質形態的現實

俗語“彼此能夠說得上話”（to be on speaking terms）提醒我們，語言是典型的社會活動，語言慣例的邏輯也為我們探討其他社會性問題提供了契機。最基礎的問題是：人類為何要進行社會活動？無論是否有親緣關系，人類都會以群體的形式聊天、工作、游戲、建設和學習。這在動物界十分罕見，因為動物群體主要依靠血緣關系維系。人們通過社會活動使彼此受益，這種群居行為的進化優勢是什么？

進化生物學家通過區分助人者可能獲得的兩種收益來思考這個問題。當某個生物體以自身利益為代價而使其他生物體受益時，這種行為被稱為利他主義（altruism）。讀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76年的經典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Extended Selfish Gene）或此后涌現的數十本關于合作主題的著作的讀者都知道，利他主義是生物學領域的重大謎題，因為乍看上去這種行為似乎不可能通過自然選擇進化形成。自私的猴子本可以享受被梳理毛發卻不回饋，這樣既能比慷慨的同伴過得“爽”，又能讓自己的自私基因在后代中廣泛傳播，最終導致互梳行為滅絕。既然如此，為何猴子們仍要花費時間為彼此梳理毛發、清除寄生蟲呢？

破解這個謎題的通用答案就是互惠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這種策略始于主動合作（例如應要求為同伴梳理毛發），后續則采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原則，即“以牙還牙”策略：與曾合作過的人繼續合作，對曾背叛的人則采取對抗行為（例如拒絕梳理毛發）。該問題在博弈論中可建模為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假設無法溝通的兩名犯罪者，雙方因害怕被對方出賣而選擇互相背叛，最終必將導致雙方處境都比合作時更糟。之后我還將詳述此話題。但在這里，你只需知道，當參與者反復面臨這種困境時，互惠利他主義策略最終會勝過剝削性策略，因為作弊者終將被排除在互利合作之外。

心理學家指出，人類有多項心理特質仿佛天生就是為實現互惠而設計的，比如對他人及其行為的記憶、公平意識，以及同情、感激、憤怒等道德情感，這些特質很可能是利他合作問題的適應性進化產物。對人類而言，這種互惠機制并非表現為互相梳理毛發，而是表現為以物易物、拼車出行、臨時托管等無數商品、服務和互助的交換形式。同情促使我們在第一步選擇合作，感激促使我們用合作回報合作，憤怒促使我們用背叛回擊背叛。

時至今日，這已是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因為我自己就在5本書里講過這個道理。這個故事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因為它破解了一個進化悖論，更因為它照亮了人類處境的一些重要舞臺：那些關于公平、債務、義務、交換、內疚、感激與背叛的戲劇性場景。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關于合作的故事僅僅解答了“人類為何具有社會性”這個問題的一個側面，而沒有解答另一個關于協調（coordination）的側面。

當一個生物使另一個生物受益時，它自身未必需要付出代價，反而可能從中獲益。生物學家將這種互助稱為互利共生，就像牛椋鳥從自愿配合的斑馬背上啄食蜱蟲那樣。牛椋鳥獲得美餐，斑馬減少寄生蟲侵擾，雙方共贏（當然，蜱蟲除外）。這種關系無須互惠，牛椋鳥不會要求斑馬反過來幫它梳理羽毛作為回報。正因如此，互利共生似乎缺乏利他主義那種令人戰栗的崇高感。雙方都明確從關系中獲益，因此都有動力維持這種協作模式。這不是“你幫我撓背，我也幫你撓”的等價交換，而是“一只手洗另一只手”的共生關系。

但互利協調的進化絕非無趣。它提出了另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進化謎題。它的解釋方式雖有所不同，卻同樣富有啟發性。

生活中處處存在與他人協調合作、實現互惠共贏的機會：我們約定見面的時間和地點，為聚餐準備不同種類的食材，在項目中分工協作，給會議室起昵稱，合力將笨重的沙發抬上樓梯等。就像牛椋鳥與斑馬的關系，此時沒有人會想要欺騙或擔心受騙：當協調成功時，所有人都是贏家，但這并不意味著協調合作是輕而易舉的。即使目標一致，若人們思路不同步，協調仍可能失敗，比如日程沖突、信號錯位、共同目標在細節中擱淺，或被太多參與者攪亂。

讓我們通過一個博弈的故事來揭示協調的核心邏輯，就像囚徒困境揭示合作本質那樣。在約會博弈（Rendezoous Game）中，詹姆斯和夏洛特這對好友相約一起喝咖啡，但在敲定地點前，詹姆斯的手機沒電了，兩人失聯。他們都清楚詹姆斯常去爪哇咖啡館，夏洛特則常光顧名為“咖啡之約”的連鎖店。但其實兩人并無實質偏好，他們只希望出現在同一個地點。詹姆斯猜測夏洛特會去咖啡之約，于是動身前往；但他隨即意識到，夏洛特也會推測自己要去爪哇，便改變了路線；繼而他又想到對方可能預判到自己會猜測她選擇咖啡之約，于是再次調頭；直到靈光乍現——夏洛特必定會想到自己清楚她知道自己常去爪哇，于是再次折返。與此同時，夏洛特也在這般徒勞的換位思考中反復搖擺。

值得注意的是，約會博弈中并不存在利益沖突：兩位朋友的目標完全一致。信任與猜忌、慷慨與自私、誠實與欺騙、善舉的施與和回報，這些因素根本不會在這里出現。詹姆斯與夏洛特的困境無關動機，只是認知層面的問題——他們渴望達成的是共同知識。僅有一方了解對方的可能意圖遠遠不夠，必須形成彼此都知曉對方所知的無限遞歸認知。

直接交談是最便捷的傳遞方式，不過對他們而言似乎無法實現，但并非全無希望。次優選擇是共同顯性（common salience），也被稱為聚點（focal point）。假設爪哇咖啡館正在搞促銷活動，在本地報刊亭貼滿了廣告，或是這家咖啡館曾出現在他們之前的對話中，或是最近新聞報道過它，或是它坐落在鎮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這些因素本身都不構成選擇該店的充分理由，但只要某個地點能自然地浮現在雙方的腦海中，這個簡單事實就足以成為理由——兩人都可以通過前往該地點打破共情僵局。

無論問題源自何處，當生活中反復出現協調困境時，相關各方都會渴望找到一個聚點——什么聚點都可以，并且人們往往傾向于堅持那些已知可行的解決方案。這些廣為人知的解決方案被稱為“慣例”。例如，詹姆斯和夏洛特可能會建立個人慣例，以便下次失聯時作為應對方案：采用“女士優先”的決勝規則在咖啡之約見面，或是輪流選擇上次未去過的新地點。

在全社會通行的慣例中，我們熟知的典型例子是語言詞匯系統。其他例子包括：周日暫停營業、接受紙幣作為媒介交換商品服務、使用110伏電壓的電器、靠道路右側或左側行駛（只要所有人保持一致，具體方向并不重要）。最后一個慣例由警察強制執行，但這并不影響其本質。正如許多慣例那樣，只要他人一起遵守，人們就有動力保持遵從。

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著作《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今日簡史》中，用宏大理念描繪了人類過去與未來的全景。他對此總結道：“我們的世界建立在虛構之上。它們無處不在，國家、公司和宗教都誕生于人類的想象。若不是這些我們共同講述的虛構故事，人類或許無法成為地球的主宰物種。”他進一步解釋道：

自石器時代以來，自我強化的神話就承擔著凝聚人類群體的功能。智人之所以能夠征服地球，關鍵點就在于人類獨有的創造與傳播虛構故事的能力。我們是唯一能與無數陌生人協作的哺乳動物，因為我們能夠編造虛構故事、廣泛傳播并說服千百萬人共同相信。只要所有人都相信同樣的虛構故事，我們就會遵守相同的法律規范，從而實現高效協作。

這個觀點很有價值，不過我會換種方式表達。我們的世界建立在各種慣例之上，這些慣例既能促進有效協調合作，又因成為共同知識而具備自我強化的特性。語言、宗教信仰、國家、貨幣和公司等社會慣例，嚴格來說并非虛構。即便沒有物理實體，它們依然真實存在——共同知識能夠創造出非物質形態的現實。

如果說合作困境搭建了人性中善行、剝削與公平較量的戲劇舞臺，那么協調困境則構建了另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劇場。這里上演的故事由隱私、公開、先例、名聲、潮流、規范、恐慌、儀式、虔誠與憤怒等元素交織推動，而共同知識正是貫穿其中的隱形脈絡。它是社會協作的底層密碼，是人類聯結的無形紐帶，更是解讀世界運轉秩序的關鍵鑰匙——看懂它，便讀懂了群體行為的本質與人際互動的核心邏輯。

本文選自心理學家、作家史蒂芬·平克的新作《共同知識》，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共同知識》，【美】史蒂芬·平克/著 葉星、李井奎/譯，浙江教育出版社·湛廬文化，2026年1月版

來源：【美】史蒂芬·平克 葉星、李井奎/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