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的西安,夕陽貼著城墻。籃球場旁,幾名便衣押著一個瘦高的男子。只聽他冷冷吐出一句:“綁去見誰?”其中一人回道:“見老校長。”聲音低,卻讓在場人都明白結(jié)局。十分鐘后,槍聲碎裂悶熱空氣,宣俠父倒在塵土中。至此,這場歷時十四年的師生對決,劃上血色句點。
時間撥回到1924年春。孫中山籌建黃埔軍校,蔣介石被推到校長位置,風(fēng)光無限。新生報到第三天,軍校里就流傳出一句話——“校長像極了新軍閥”。諷刺、直接而危險。蔣介石循線找到發(fā)言者,辦公室里,兩人第一次正面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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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xué)生站得筆直,“我是宣俠父。”蔣介石盯著眼前這張黑黝黝的臉,問:“你懂軍閥兩個字的分量?”宣俠父不假思索:“不講道理,要求絕對服從,這就是軍閥。”一句頂撞,把周圍隨從驚得大氣不敢出。蔣介石卻按下火氣,只留了一句“下不為例”,把人放走。
同年夏天,黃埔特別黨部成立。蔣介石只占五名執(zhí)委中的一個,其余皆是共產(chǎn)黨員身份的國民黨員,讓他如鯁在喉。很快,他以“整肅組織”為名,親自指定各隊黨小組長,宣俠父赫然在列。校長跳過黨部直接“欽定”,在校內(nèi)炸開鍋。宣俠父聯(lián)署上書,斥責(zé)“家長制”,并將報告送至教職員與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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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再次傳見,摔報告于桌:“認清形勢!”宣俠父依舊平靜:“校長既倡三民主義,何懼民主程序?”蔣臉色轉(zhuǎn)青,將其關(guān)禁閉并限三日寫悔過。兩天后衛(wèi)兵來問,宣只答:“無過可悔。”倔強得驚人。蔣介石隨即簽發(fā)開除令,這位浙江諸暨籍高材生,成為黃埔史上首位被逐的學(xué)員。
被趕出廣州,宣俠父闖進馮玉祥的西北牌樓營。馮愛才心切,授職秘書,并讓他主持民族調(diào)停。1925年入隴,歷時數(shù)月便平息藏漢紛爭;1926年,又在陜西開辦政訓(xùn)班,將三民主義與反帝口號混編,吸引大批青年。吉鴻昌、梁冠英等人,此時皆受其影響。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陷落,蔣介石忙于“攘外必先安內(nèi)”,馮玉祥與宣俠父不甘坐視,在張家口成立抗日同盟軍。蔣視之為“亂軍”,調(diào)兵壓制。此后幾年,宣俠父在北方不斷穿梭,既寫文章又做兵運,被國民政府列為重點監(jiān)控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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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蔣介石的親信蔣超雄帶著“求和”口信北上。此時的宣俠父經(jīng)濟拮據(jù),久居他處寫劇本糊口。蔣介石得知,立即將宣接往南京。客廳里氛圍溫和,蔣問:“近況如何?”宣答“閉門自省”。蔣表情松動,寫下任命:“少將參議”。一紙委任,師生似乎重歸舊好。
然而表象之下暗流翻騰。宣俠父借國民政府資源,秘密重建地下網(wǎng)絡(luò)。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他對胡宗南展開策反,意圖聯(lián)合西北兵力集中抗日而非“圍剿”。蔣介石數(shù)次周旋無果,終于動殺機。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接到手令:立即處置,絕不外泄。
槍聲之后,蔣鼎文忙于擦痕跡,將尸體投井,再命警察“全城搜尋失蹤人員”做戲。一個月后,參與行動的特務(wù)因賞金爭執(zhí)外逃走漏風(fēng)聲。周恩來直接向重慶方面質(zhì)問,蔣介石開始抵賴,但內(nèi)線情報證實人已遇害。迫于壓力,他口頭承認:“宣俠父多次背叛,一日不除,寢食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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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宣俠父名字在公開文件中只剩“失蹤”。西北地方軍人私下流傳一句話:“宣先生的舌頭能擋千軍。”馮玉祥晚年回憶仍感慨:換作戰(zhàn)場,寧可面對炮火,也不愿對這位舊日同僚的嘴皮子。
師生緣起黃埔,終于西安。十四年間,蔣介石三次招撫、兩次追殺、一次親手下令,終把此生勁敵釘進枯井,卻也留下濃重陰影:若非其鋒利言辭與搖撼人心的組織力,何至遭此毒手?而黃埔軍校里那句“像個新軍閥”的聲音,從未真正消失,只是被塵封在籃球場薄薄黃沙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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