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道被坑，為什么歐洲還要緊跟美國當冤大頭？?

在歐洲國家眼中，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在“坑歐洲”這件事上都保持著高度一致性。從“北溪”天然氣管道被炸到俄烏沖突，近十年來，美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通過給歐洲“挖坑”來套取利益。

然而，即便被當作“冤大頭”，歐洲國家除口頭譴責外，至今也未曾對美國采取過對等的報復措施。美國之所以能在歐洲為所欲為，重要原因在于它通過北約控制了歐洲的安全命脈；而歐洲人愿意接受這種控制的根源，則是他們過去的好日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在二戰后對歐洲的再造之功。

二戰后的歐洲，不是瀕臨破產，就是已然破產。這場戰爭造成超過3600萬歐洲人死亡，男性勞動力銳減，主要參戰國無一幸免，皆淪為一片廢墟。在同盟國一方，因迅速投降而相對免遭戰火蹂躪的法國，工業產值較戰前下降60%，農業產值僅為戰前一半，曾經發達的鐵路系統在戰后幾近癱瘓，75%的港口在戰爭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損毀。

遭受納粹德國海上與空中攻擊的英國，不僅本土數十萬平民傷亡、逾百萬座建筑被毀，曾經富甲天下的大英帝國還因二戰背負30億英鎊貸款，黃金儲備也基本通過債務關系轉移至美國。作為戰爭元兇的軸心國一方，所受打擊與懲罰更為慘重。在意大利，大量文化遺產毀于戰火，北方主要經濟區屢遭摧殘，以米蘭、威尼斯、維羅納等為核心的北意大利城市群，戰后產值僅為戰前的兩成。

遭受盟軍打擊最甚的德國，本土工業產能不足戰前30%，全國近半建筑被摧毀。因戰爭奪走大量青年生命，面對滿目瘡痍的柏林，當時的德國人甚至認為，單是清理瓦礫就需要20年。

對同盟國而言，1945年是勝利之年；但對歐洲文明來說，這一年卻是其發展史上的谷底。自大航海時代以來積累的數百年優勢，被戰爭徹底摧毀。當時的歐洲人不僅不相信自己能重返昔日巔峰，甚至覺得歐洲將長期落后于未受戰火波及的南美、印度等地。

然而事實是，到20世紀60年代末，歐洲便已完成經濟重建。西方陣營中的歐洲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僅次于美國，遠高于蘇聯，國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一些袖珍國家更憑借極高的國民收入，成為至今令人稱羨的典范。

歐洲人能在戰后迅速過上好日子，本質上是美國為爭奪世界霸權所付出的巨大代價。1947年6月5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宣布，美國已做好準備幫助歐洲復興。這次演講之后，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的馬歇爾計劃正式啟動。

短短三年，美國向16個歐洲國家及地區，以及當時被劃入亞洲的土耳其，提供了總額逾13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這筆巨款成為戰后歐洲復興的關鍵。按購買力計算，它相當于今天的1500億美元，但對歐洲的實際影響遠超這一數字，約折合今天的1.2萬億美元。

這一換算從何而來？讓我們回溯至馬歇爾計劃啟動的三年前。早在二戰結束前，美國已預見到，要實現世界霸權的平穩過渡，必須由自己主導戰后歐洲的復興進程。要引領歐洲走出戰爭陰影，除了經濟援助，還需建立以美元為主導的穩定貨幣體系。

1944年7月，美、蘇、中、法等國代表齊聚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簽署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等文件，構建起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全球性經濟框架。該體系的基石，是當時美國握有的占全球75%以上的黃金儲備。

根據協議，1美元可兌換0.89克黃金，各國依此確定本幣與美元的匯率，所獲美元援助亦可按黃金價值兌換美國商品。以當今金價折算，美國1948—1950年間為歐洲提供的130億美元援助，約合今天的1.2萬億美元。

這筆援助的直接效應，是使歐洲在短短三年內創下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1948——1952年，受援國工業產值年均增長逾10%，農業產值基本恢復至戰前水平。而美國對歐洲復興的幫助，遠不止這130億美元的直接投入。

在美國影響下，以英國、西德為首的歐洲國家在戰后推行一系列社會改革，建立醫療、養老、失業等制度性保障體系。這不僅在當時釋放了歐洲工人的生產力，也為日后“福利國家”的建設奠定基礎。

與此同時，為應對蘇聯威脅，美國于1949年牽頭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就是北約。盡管北約的成立大幅削弱歐洲國家的防務自主權，但在美蘇爭霸背景下，美國通過北約主動承擔西方陣營的主要軍事責任，使西歐軍費降至戰后最低水平，為經濟復蘇與生活水平提升創造條件。

到60年代末，僅西方陣營控制的西歐地區，GDP總量已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均GDP超過美國的六成，是東歐及蘇聯的兩倍以上。依托較高經濟水平與寬松的國防支出環境，西歐建立起覆蓋全民的福利體系，整體貧困率首次降至10%以下，歐洲人迎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而這樣的“黃金時代”才剛剛開啟。

事實上，馬歇爾計劃提出時，美國國內已意識到其本質是“用金錢換霸權”。二戰后的黃金時期，援助歐洲、維系北約對美國負擔不重；但隨著冷戰加劇，與蘇聯爭霸的投入日增，加之越南戰爭等對外干涉，美國財政壓力陡增、美元大量外流，終因黃金儲備不足，無力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35美元兌1盎司黃金”的固定匯率，體系隨之瓦解。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的另一面，是美元與原油掛鉤，形成“石油美元”體系。盡管阿拉伯國家在70年代曾以石油為武器反擊西方，但石油貿易的繁榮本質上依賴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因此，70年代的摩擦過后，中東至西歐的廉價能源貿易迅速恢復。

在石油美元體系中，作為發達工業國的歐洲，可用出口工業品換取美元，再用以購買中東廉價能源，這條鏈條實質上是美國“吃肉”、歐洲“喝湯”，而為歐洲提供原材料與勞動力的第三世界國家淪為新的“冤大頭”。但正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讓歐洲工業國得以“喝湯”享福：依靠北海油氣崛起的挪威，從北歐窮國一躍躋身“人間天堂”；依托國際組織總部與金融業的比利時、瑞士等國，也充分享有美國秩序下的小國紅利。

上世紀末，歐洲人均GDP雖略低于美國，但因軍費低、福利完善，整體生活水平達人類歷史峰值。以2000年左右的德國為例，正值歐元與馬克交接期，統一僅十年的德國仍需向東區大量補貼，稅負高達月收入約40%。即便如此，德國工人實得時薪約9歐元，可買1升牛奶、1斤面包、1斤蘋果和1斤豬肉，余資還能為汽車加2升油。一些歐洲小國的生活水平甚至優于德國。

相較于尚處經濟爆發前夜的中國，以及仍在貧困中掙扎的南亞、非洲，宛若“人間天堂”的歐洲，自然以實際行動支持塑造這一秩序的美國。然而，當美國逐漸意識到，自身經濟困境不僅源于產業外流，還因歐洲“喝的湯”中摻雜了太多本屬美國的“肉”時，歐洲在美國主導秩序下的好日子，終于迎來了終結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