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題家”們躍過了龍門，才發現換了游戲

《天才槍手》

提到“小鎮做題家”，我們總會想到那些從縣城、鄉村走出來的孩子。他們靠著日以繼夜的“刷題”，拼盡全力擠過高考這座獨木橋，成為應試教育的“成功者”。

而當這些習慣了在試卷上找答案的年輕人，終于走進大學、踏入社會，面對一片更陌生、更廣闊的世界時，過去靠刷題、背公式就能獲得的安全感，在復雜的社會現實面前顯得十分無力。

“小鎮做題家”概念的流行并非偶然，它照見了許多被推著走向規定路線的年輕人，與真正的現實碰撞、遭遇后的不解與無奈。他們的迷茫與嘗試，他們的堅持與突破，也許正是這個時代最真實、也最深刻的一道印記。

伊險峰和楊櫻在《富足一代：年輕人與他們的父輩》一書中，通過大量走訪調查，呈現了一個關于“做題家”年輕人的切片，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群體最真實的渴望與掙扎。

這本書聚焦于1995年到2005年間出生的“富足一代”年輕人：他們對自己身份的判斷，他們以身份的名義如何行事，他們與父母、學校、社會、社會觀念的關系，還有沖突。

“做題”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但當這種思維內化為生活本能，并在離開學校后遭遇真實世界的復雜性、模糊性與價值多元性時，這些“做題家”將經歷怎樣的震蕩、調試與重生？《富足一代》中的相關討論，為我們進入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起點。

“做題家”

張心怡是湘潭人，11歲就離家去長沙讀初中，到了高中，成績全省掐尖。湖南優秀生源聚集在長沙，有四大名校，張心怡所在的學校排名緊隨其后。她說當年北大有一個名額，長沙自主招生，需要自己考，有考試名額。

她在高二的時候參加了一個夏令營，推薦全省60個人，她進前十名，這樣高考有30分加分。高考正常發揮，全省排第140，離北大差10分，離清華差6分，算上加分，她知道她可以上北大了。

北大也算不上是多久遠的夢，她原來對此并沒有概念。她考進高中的時候分數是年級第一，但那時她不知道自己學習有多好，直到有一次在年級排第一，在整個教育集團里排第二，她才意識到自己可以上個很好的大學。但什么是好，甚至什么是一本二本，她依舊糊涂。

“小時候我媽媽開過一個玩笑，如果我能考上北大，她做夢都會笑死。‘你要是能考上，我就在街上擺流水席。’”因為有媽媽這句話，她理解這是件特別難的事，遙不可及。到了知道自己學習成績好，開始算計這件事，把自己的成績換算一番，再算上自主招生，再算上加分，慢慢地，她就把目標定成北大。

那時候剛開始流行“小鎮做題家”這個詞，張心怡回顧自己高中，覺得她毫無疑問應該算作一個稱職的“做題家”，只是不是小鎮，“算是省會做題家吧，介于人大附和小鎮之間”。這是她給自己的一個更“精準”一點的定位。

《少年的你》

“省會做題家”進了北大，蓬勃熱情并沒減弱，不再以高考為中心安排學習，她對學地理又沒有多少歸屬感——“沒有師門那種感覺”，就想讀個雙學位，選中了社會學。北大每個人都可以修雙學位，有兩個學位證，額外交錢，150塊錢一個學分。

“要自己報名，通過本院系的考核。它要看你的績點怎么樣，如果太差也不行，因為你要證明你學有余力。另一方面就是接受你的院系愿意接受你的申請。”這些都在她的把握之中——至少在這個時候，她的精準主導的學業和生活都有條不紊。

還有余裕，師姐介紹她進了北大的校媒，她做起了記者。也許是這行當門檻不高，也許是張心怡迅速掌握了這一行當的技巧，很快她就成了這個校園媒體的負責人。

趕上媒體業變革，她主導做了公眾號，后來又做了小程序，獨立App，像是一個媒體矩陣的樣子。她寫了若干篇稿子，滿足了她了解這個世界的好奇心——她認為這與對社會學的興趣一脈相承。

“我之所以做記者，沒有去做社會學學者，是因為我雖然對社會學議題很有興趣，但我沒有那么多耐心。你要做一個社會學博士，確定一個議題，你要研究五年，完全堅持不了。像做記者，一個題最長也就做三個月吧，我覺得我完全可以。”還是要保持一種“精算”的態勢。

張心怡在她人生的各個關鍵節點上，盡可能用她的精確算法，衡量評估所有選項。精確的結果，也顯而易見，就是冷靜，她知道自己要什么，會得到什么，結果大體上會怎么樣......冷靜的結果，就是一切按部就班。

對“精確”的反抗

“精確”塑造了張心怡的生活，改變了她對一些人或者事的期待，比如父母。但更多的時候，隨著生活中變量的增加，精確的解題思路會遭遇更復雜的問題，有時使她陷入某種困境當中，有時又戲劇化了她的人生。

“不確定”和“對精確的反抗”——有時被動、有時主動——張心怡的生活開始從“做題家”模式走出：一個做題家，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反復練習，通過對題型、知識點的掌握像打游戲一樣打怪升級通關，但生活不是打怪游戲。張心怡意識到“出題”與“解題”這種打怪模式不可能是未來生活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生活常規動作。準確一點說，她開始真正地生活。

她意識到自己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的時候，已經把自己架到社會學那個“烤爐”上了——在大二接觸那門社會學導論之后，突然萌發的對社會學的興趣讓她一頭扎進韋伯、涂爾干們的世界。她開始以為這會是新一輪“出題”與“解題”的繼續，好處在于這來自她自己的興趣。

起初也確實如此：學到一些理論，老師也非常厲害，那些都是最優秀、最有價值的學問，大師們的理論自然很高妙，老師的課也講得特別精彩……但是，課后，看原本——不管是原著還是中文版，發現自己看不懂，不像在課堂上被激情澎湃的老師引導時的那種茅塞頓開的感覺。

《送你一朵小紅花》

“你感覺自己像個肥皂泡一樣往上飄，好像懂得了很多東西，但實際上沒有，你的夢想和追求是太陽底下的肥皂泡。”第一次，她說她感覺什么也沒有學到。

“你的能力跟不上。”張心怡說自己的痛苦之源，“本專業也是一樣，我覺得我們教的地理那些東西都是高中地理的進階版，就純文科生的、讓你背的那些東西。而這個行業里真正需要做研究學習的東西，比如什么軟件、遙感、編程，這些是不會教的。你必須自己艱難摸索才能找到。如果你沒有動力去學，你稍微迷茫，你有一課沒有跟上的話，你就學不到東西。”

“其實四年的時間非常短暫......”她似乎不經意間說出這句話，這個認知超過絕大多數的本科生，正在上大學的人很少有能力這樣體察正在消磨掉的時間，某種意義上，“精確”或者“冷靜”意味著進入“忘我”的狀態，消除自我對時間、世間萬物的感知，以他者的態度來觀察。

“其實四年的時間非常短暫，你真的不能有迷茫的時間。”張心怡當時意識到了自己的現實與困境：外因歸結為北京大學教育不夠扎實，內因是她的迷茫。不要問一個迷茫的人以找到解決方案，她能做的只是自救，像一個就要睡著的人，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迷茫!不要迷茫!”。她給出的自救方案是：“你沒有覺醒的時候，你順著一個規定好的路徑去做。”

“畢竟是省會做題家出來的。”她說。她把這段逸出常軌的人生，依舊看作一道她得心應手的題：這道題，她不會做，似乎也沒學過這個知識點，甚至可能連題型都沒見過，但解題的思路——“規定好的路徑”——是她掌握的，姑且算是“人生應用題”吧。

事后（大學畢業之后）過了一年的時間，她可以重新看這個解題的自己，你可以理解成這是另外一種“估分”時刻。

“我當時很浮躁，心態不好。我當時真的很忙。我在媒體實習，還有校媒，本學位的課要學，還有社會學。我為了申請學位，那學期學了七門還是八門社會學的課。那時我的感覺就是跟朋友交流時說的，你在北大讀一個本科，什么也沒學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很多文科生覺得自己沒有學到東西，是覺得自己沒有學到有用的東西。我不考慮有用沒用，就是沒學到東西。然后，我覺得原因有一點，北大課程設置是這樣，地理科、土壤學，上課教理論，有什么類型、有什么成分，考試的時候也考這些東西。但你要應用的話，你會的東西應該是遙感，但它不會教遙感——通過衛星做分類，波頻來判斷土壤。”

“它（遙感）不是上班之后實際接觸，上了手就一下子能學會的，它沒有這么簡單。學無止境。通過北大的期末考試是很容易的，考前背一背，北大學生應付考試是最擅長的，重點是什么，我一看就知道。”

“有一些同學，做研究，它真的可以變成SCI，學社會學真的可能會出書。像項飆那樣讀本科時就出書的人，每年都有。這意味著你的同學會做得很好。不是所有人都處于混沌的狀態。我當時就很好奇一個問題，為什么大家都能這么快就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我的姐姐》

她可以從容處理考試的事。但浮躁與考試無關，找到自己想走的路也與考試無關。

“學前教育，發錄取通知書，一個人來到北大，他就會有被選擇的使命感：我怎么被選擇了。這個很害人。你一旦覺得你是被選擇的，你就會覺得自己不一樣，你可就完了。”

路都走對了，怎么還是出了問題？

一方面是駕輕就熟，生活變得簡單，張心怡可以輕松應付種種可能性，基本上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就像前面說的與父母之間的關系，直到“不確定”開始侵入她的生活，讓她產生困惑；另一方面，則是她的主動出擊，她厭倦了“精確”對她按部就班的生活的安排，她希望用不確定性的東西來打破常規生活。

“對精確的反抗”，試圖“打破”常規生活，實際上從她讀高中時就已經開始了。她選擇的突破點是“追星”，顯然，在這個過程中她發揮了她審時度勢的優勢，迅速切入核心。她成了一個“站姐”。

“站姐”是相對于“站子”的一個概念，站子是跟蹤藝人行程、發布藝人照片的社交媒體賬號。“這套體系從韓國流傳進來，迅速適應并改造了整個粉絲圈子”，張心怡說她迅速掌握了這一系列技能——對于她的智力來說，這當然算不上一道很難解的題。

“我那時是有精神病了，覺得生命中只有這么一件事。”她這么說，我們原本以為只是一種修辭，“我真的抑郁了。我一直追星，后來確診了抑郁，開始吃藥。”她沒有忘記偶像帶給她的戲劇化人生體驗，“2019年的7月2日，因為前一天7月1日是我idol的生日，然后我看到了他的信，獲得了力量，第二天就去了醫院。”

那時張心怡已經開始在那家時尚雜志做實習記者，寫稿子，獲得好反響，編輯鼓勵她繼續寫。“你必須得對這方面感興趣，這樣才會持續下去，所以你就得不斷校正自己的興趣。我今天看了這個，很有趣，那就寫，但你冷靜下來，就會發現你沒有那么多興趣，就不想繼續寫。”

《小歡喜》

還有寫完了的稿子，編輯沒有時間編，一直拖著沒發，就像有人把按部就班的工作按了一下暫停鍵，她的所有工作也都延宕下來。然后，有一天她發現，她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感覺日常生活進行不下去的樣子。她給這個狀態定義為“認知失調”。

爆發點是地理專業的一門課。大二時有個學術項目，她參加了，一直沒做出成果來，到了大三，她上臺去作論文報告。正講著，老師就打斷她，說，不要做了，你做不出來，我們不指導沒有意義的論文。“我覺得她不應該這樣，不應該當著所有人的面這么說。那計劃是有補貼的，她說，我知道你就是想拿補貼。”

張心怡當時崩潰，跑到教學樓大廳里去哭，身邊人來來往往，她也不在意。好在有一個朋友看到了她，帶著她離開，去食堂吃了一份黃燜雞米飯，感覺稍微平復一點，再去求助中心，做一個長程咨詢。

“咨詢不容易約，資源有限。我就夸大了我的病情，不過那時候也確實很嚴重的，我睡不醒。我每天都是下午兩點醒，很冷漠，很淡漠。做自測，做自成像，做腦電，定位，我就是情緒障礙。我自測是重度抑郁，咨詢意見是雙相障礙二型，腦電顯示工作記憶功能喪失，還有什么受損，當時真的覺得生活難以為繼，起不來就是起不來，怎么都沒用。我那學期沒有上過課。”

“咨詢師對我的情緒還是有安撫作用，”張心怡覺得北大學生服務中心的心理咨詢還不錯，雖然她已經不記得有什么建設性的意見，“好多大學的心理干預機構不是真正的心理診療，它主要是防止你自殺。要不你休學吧，要不你歇一段時間。”

不被允許通過的“難關”

我感覺人分兩種：一種是找到自己心中所愛的東西，很幸運，有愛的；另一種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跟心理咨詢師說我的人生感覺是在走鋼索，感覺不到有力量在支撐著我。

張心怡至少提到有兩個原因。她和雜志編輯都有的拖延癥讓她感到無所適從；專業課老師的當眾羞辱。這些顯而易見的誘因之外，還有什么？

她的“精確”生活的穩定感與不確定的現實、她有意引入的諸多變量......這些是否會促使某種心理狀態的惡化？

到底是什么原因讓她感覺不到支撐的力量？

如果我們把張心怡“省會做題家”生涯之外的另一條線索整理一下：

上高中時不合群，沒有人理她；

成績好，為自己爭得了一定的自由支配的時間；

開始看視頻，追星，從明星身上學“為夢想付出努力”之類，投射到自己身上；

追星變成生活中最具刺激性、充滿變數的存在，你可以理解成是沉溺，也可以樂觀地理解她對這種行為的駕馭能力；

“她們也是追星。這種追星跟我完全不一樣。我就是相當于找到一個精神寄托，跟我養一只貓、養一只狗差不多，就是一種愛好。”她甚至會這么說；

思考追星過程中自己的行為，她有一個“冷靜”的優勢，就是可以通過他者的視角去審視自己：她既可以客觀去寫自己的“三流站姐”的故事，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戲劇化”的那一面——這同樣是他者視角的一個結果；

這是張心怡智力優勢的體現，表現結果就是自由出入某種非常規的狀態，她會控制一個度；

到北大之后，顯然她獲得了更大的空間來處理她的學業之外的生活，例如媒體的工作，例如社會學的學習，她會用這些新技能重新觀照她的娛樂圈際遇；

《小歡喜》

她甚至找到了一個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把娛樂圈的觀察作為基石，重新布置她的事業和生活......

我們本來可以把它視為張心怡第二次“自由出入”非常規的狀態，但看起來她這一次似乎失敗了。

我們意識到可能把事情想得過于復雜了。張心怡面前鋪陳開來的世界，越來越大、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復雜，但做題家所形成的思維方式還在發揮作用，頑固地控制著她對學業、生活和未來的諸種可能性的把握，這會讓她有力不從心之感。

那個“打怪”“通關”的過程，當生活中的那個“怪”難以以自己之力打掉的時候，怎么辦？這是張心怡面對的一個巨大問題。

我們經常會在各種心理和行為研究當中看到對擅長“打游戲”的一代人的行為方式的擔憂，這一點可能忽略了：不論是做題家還是游戲玩家，過關是必經之路，而實際生活當中有些“關”過不去，或者說它不被允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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