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6日,南京湯山刑場那風跟刀子似的刮,幾百具光溜溜的尸體堆成了一座慘白的小山。
就在這修羅場中間,一棵枯樹杈上居然掛著件寶藍色的絲絨旗袍。
這畫面,比什么恐怖片都滲人。
那顏色本來是屬于十里洋場那種燈紅酒綠的,這會兒卻浸透了發(fā)黑的血,在日軍第16師團那幫兵的怪笑聲里晃蕩。
你知道最諷刺的是什么嗎?
就在三天前,這旗袍的主人——南京大富商張世榮的老婆,還對著鏡子一顆一顆扣盤扣呢。
她特意配了對翡翠耳墜,以為晚上要去英國領事館開洋葷喝香檳,居然天真地以為窗外那一陣陣密集的槍聲,是市政廳為了過節(jié)放的鞭炮。
這件旗袍算是把那個年代所謂的"體面"這層窗戶紙給捅了個稀巴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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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南京,那時候的歷史車輪滾過去,根本不管你是什么階級,在那把帶血的刺刀面前,誰都別想站著。
直到12月13日城門被轟開的那一瞬間,城里那些平時走路都怕踩死螞蟻的豪門貴族才嚇尿了,他們發(fā)瘋似的發(fā)現(xiàn),家里那些花重金從德國進口、號稱"連大炮都轟不開"的保險柜,在鬼子的焊槍和炸藥面前,還沒有一段破城墻管用。
我剛翻了下原中央銀行金庫警衛(wèi)隊長周德海的口述記錄,那段描寫簡直讓人窒息。
他眼睜睜看著日軍像切豆腐一樣切開了那些代表著幾輩子財富的鋼門,金條就跟倒土豆似的"嘩啦啦"往麻袋里裝。
而那位平時連路都不肯多走一步的貴婦人,看著家產沒了,不知道哪來的力氣,瘋了一樣撲向被搶走的金條,結果被一把冷冰冰的刺刀直接捅了個對穿。
當那一寸冰冷的鋼鐵刺穿貂皮大衣的時候,所謂的體面和尊嚴,連個屁都不是。
這事兒吧,你要是往深了挖,會發(fā)現(xiàn)比殺人更可怕的,是日軍那種流水線式的"人性切除手術"。
戰(zhàn)后有個叫曾根一夫的日軍老兵寫了本回憶錄,里面透了個底:他們新兵入伍第一課,壓根不教你怎么打仗,而是先給你搞精神閹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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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把稻草人綁樁子上,逼著新兵拿刺刀捅,還在耳邊跟魔鬼似的嘀咕:"你手里捅的不是人,是你心里的軟弱,是你那個還在鄉(xiāng)下種地的老娘!
這種變態(tài)的洗腦,直接把這幫年輕人變成了只會殺人的機器。
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在湯水鎮(zhèn),那個京都大學的醫(yī)學博士能面無表情地記錄活人凍傷實驗數據。
我看那個記錄都覺的脊背發(fā)涼:"零下20度,中國人肢體壞死速度比大和民族快17分鐘"。
當科學沒了人性這根錨,文明就成了野蠻手里最鋒利的刀子。
可是誰能想到呢,就在這種大老爺們兒都跑光了、正規(guī)軍都崩了的至暗時刻,反倒是平時大家看不起的"弱女子",硬是用命扛起了這座城市最后的臉面。
12月13日那天,南京城防司令部的電話房早就沒人影了,但21歲的接線員楊秀英沒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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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姑娘是金陵女子大學的高材生,把最后一道命令轉出去后,面對沖進來滿臉淫笑的日本兵,她干了一件讓所有男人都臉紅的事——直接把發(fā)燙的話筒砸向鬼子,然后撲上去,用那口原本該讀詩的牙齒,死死咬斷了那個畜生的喉管。
那一刻,她不是誰的女兒,也不是誰的對象,她是這座城最后的防線。
這種事在日軍第6師團那邊更慘烈。
裁縫鋪的老板娘趙金妹被抓走后,沒哭也沒求饒。
她把這輩子做衣服的手藝化成了最后一招——袖口里藏了根縫衣針,瞅準機會,一下子扎瞎了一個聯(lián)隊長的左眼。
更絕的是,這大姐在臨死前受盡折磨,硬是在一塊裹尸布上繡下了128個受害姐妹的名字。
這塊布滿血污、針腳歪歪扭扭的白布,后來奇跡般留下來了,成了東京審判庭上第347號鐵證。
還有個叫周玉蘭的孕婦,在湯山刑場最后時刻,拼了命把滑出來的臍帶系成了一個蝴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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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場面,連行刑的日本軍醫(yī)都崩潰了,跪地上吐得昏天黑地。
平日里連路都不肯多走一步的弱女子,在那一刻活成了這座城市最硬的骨頭。
再說個更扎心的。
當下關碼頭的江水都被染紅了,是誰在救人?
是苦力王老五帶著二十個窮哥們,冒著槍林彈雨,用平時挑大糞挑貨的扁擔,硬是從閻王爺手里搶回了三船難民。
醫(yī)院被炸沒了,是劉寡婦把自家那個陰暗潮濕的地窖改成產房,在這個全是死人的冬天,居然接生了七個新生命。
這些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在大人物們金庫門破了、只顧著逃命的時候,卻展現(xiàn)出了比金子還亮的人性。
他們不懂什么國際公法,也不懂地緣政治,就知道一點:人不能像狗一樣死,人得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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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們的金庫門破了只能下跪,小人物手里的扁擔卻撐起了活下去的天。
現(xiàn)在咱們站在中山陵那392級臺階上往下看,新街口的霓虹燈多亮啊,紫峰大廈多氣派啊,好像那場災難從來沒發(fā)生過一樣。
但地下埋著的那些白骨,還有那件掛在枯樹上的藍旗袍,其實一直都在那盯著我們呢。
它們在提醒咱們一個道理:一個國家的安全感,從來不是裝在富商的德國保險柜里,也不是穿在貴婦的旗袍上。
真正的鋼鐵長城,是楊秀英咬斷喉管的牙,是趙金妹手里的針,是王老五壓不彎的扁擔。
這玩意兒,才是一個民族打不垮的魂。
在那份編號為347的血書名單最后,趙金妹用指甲劃出的血痕寫下了一個日期,那是1937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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