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回復電商領取《1000份電商運營干貨案例》
作者 | 張逸 報道 | TOP電商
很多年后再回看，閆學晶這次“哭窮”，很可能會被當作一個節點事件，被寫進娛樂圈與普通社會徹底失去同頻的注腳里。
一個老演員，在直播間里聊家常，說兒子掙錢不多，在北京壓力大；說兒媳演音樂劇，收入有限；說養家要“百八十萬”，說著說著還紅了眼眶。
如果這段話只停留在熟人社交，或只在粉絲圈內部流轉，它大概率會像無數明星賣慘一樣，收獲幾句“真不容易”“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然后被新的熱點迅速覆蓋。
但偏偏，它被切成了短視頻，被算法推上了公共場域，成了“何不食肉糜”。
那一刻，事情就已經不可逆了。
一次哭窮，
為什么會引爆輿論？
這場風暴的起點，是上個月底在網絡上瘋傳的一段直播切片。
畫面里，閆學晶一 開始只是嘮嗑，語氣平緩，狀態松弛，完全是一個“東北大姨”式的聊天氛圍。直到她提到32歲兒子的收入，語境突然變了。
“他拍一部戲就掙幾十萬塊錢，一年不到四十萬，根本撐不起家。房貸、孩子、交際，一年得百八十萬才能維持運轉。”
隨后，她又順勢提到兒媳，說對方演音樂劇，“掙得少”。
這段話，在她自己的語境里，可能是真焦慮，也可能是習以為常的生活感受。
可問題在于，她所使用的數字單位，本身就已經脫離了大多數人的現實坐標，且還在直播間里與月入幾千塊的粉絲哭訴。
幾十萬，是很多家庭一整年的全部收入；百八十萬，是不少人十年、甚至更久的積累。
當這些數字，被以“還不夠花”的方式說出口時，認知沖突幾乎是瞬間產生的。
更關鍵的是，閆學晶并不是一個“無名之輩”。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她塑造的，都是樸實、堅韌、接地氣的女性形象——《劉老根》《俺娘田小草》里的農村母親，春晚舞臺上的熟面孔，“國民媳婦”的標簽，是她多年積累下來的公眾資產。
也正因如此，觀眾對她的心理預期，從一開始就和“普通人”高度重合。
當這種預期被打破，反彈就會格外劇烈。
事情真正失控，是在網友質疑之后，閆學晶的一句回懟“不要再酸黃瓜”。
這句話，幾乎是親手把情緒對立推向了極端。
它不僅否定了觀眾的不適感，也徹底瓦解了她此前積累的親民人設。原本還能被理解為“表達不當”的賣慘，瞬間變成了“站在高處嘲諷”的姿態。
11 日晚，閆學晶在朋友圈發文道歉，承認“思想出現嚴重偏差”“習慣被人捧著卻忘了本”，措辭誠懇。
圖源：微博
但很多事情，一旦跨過了公共議題的那條線，道歉的作用就已經非常有限。
因為問題從來不只是“說錯話”，而是她試圖用 舊的人設標簽，去兌換新階段的流量收益 。
而觀眾，早已不在那個同溫層里了。
流量不是萬能解藥，
商業世界先翻臉
如果說情緒反噬還停留在輿論層面，那么真正讓這場風波代價陡然放大的，是商業端的迅速撤退。
第三方數據顯示，1月初，閆學晶的社交賬號確實迎來了一波流量高峰，新增粉絲超過30萬，總粉絲數一度突破360萬。
哭窮事件發酵后，她 的 抖音、快手等平臺的賬號，被禁止關注。粉絲數 也 開始持續下滑 ，從360.7萬跌到356萬，再到354萬左右，短時間內掉粉接近20萬。
圖源：抖音
有意思的是，隨著 “酸黃瓜”這個梗 的爆火 ，相關產品銷量暴漲，有商家日銷量翻了四倍，還有演員順勢帶貨，吃到了這一波流量紅利。
唯獨閆學晶本人，成了被精準反噬的那一個。
她代言的佐香園黃豆醬，迅速成為網友情緒宣泄的出口。有人要求更換代言人，有人拍視頻倒醬、扔醬，以此表達抵制態度。
1月11日凌晨，佐香園官方旗艦店發布聲明，正式終止與閆學晶的全部合作，并啟動舊包裝更替流程。
另一家調料品牌“統廚”的負責人也公開表示，已決定與閆學晶切割，不再使用其形象，并正在清點因停產、棄用包裝、名譽受損帶來的經濟損失，不排除向其追責。
圖源：微博
與此同時，坊間還傳出，她原本已經敲定的2026年遼寧衛視春晚節目被取消，央視春晚推薦名單中也已將其移除。
而更具爭議的，是她在直播中提到兒子高考經歷時，說對方報考了中央戲劇學院的“新疆班”，“因為分數低一些”。
這一表述，很快引發集中質疑。
在公眾認知中，“新疆班”并非普通意義上的低分通道，而是有明確民族、戶籍、學籍要求的專項招生計劃。閆學晶此前又多次表示“一家人都是北京戶口”，兩者之間存在明顯沖突。
當晚，中央戲劇學院發布聲明澄清：2012 年未設新疆班，相關信息不屬實。
但問題并未因此平息，反而進一步放大了公眾的不信任感。
一場原本為了“博點同情”的賣慘，最終演變成了對其商業信譽與公共形象的全面質疑。
這不是簡單的翻車，而是商業基本盤的系統性坍塌。
娛樂圈，
早就不在普通人的生活里了
閆學晶事件之所以發酵到這個程度，本質上并不是因為她“特別過分”，而是因為她精準踩中了一個長期存在、卻始終未被正視的社會斷層。
這個斷層，首先體現在收入結構上。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僅在3—4萬元區間，一個三口之家全年收入大約10萬元左右。
而第三方平臺顯示，閆學晶抖音賬號的廣告報價，20秒以內約7.3萬，60秒以上可達12萬；2025年累計帶貨37場，全年GMV超2000萬，單場最高超過230萬。
這些數字，并不意味著她“有多貪”，而是說明 娛樂圈早已形成一套高度封閉、與普通勞動回報邏輯完全不同的造富體系。
但比收入差距更深的，是生活認知的斷層。
在娛樂圈，很多被視為“日常煩惱”的問題，放到普通人生活中，幾乎是奢侈級別的困擾 。
禮服不是高定、孩子要擠頂級私立學校 ， 而普通人的焦慮，則是房貸、育兒、養老、裁員。
兩者根本不在同一個頻段。
當一個長期生活在高收入、強反饋、被捧著的環境里的人，試圖用“我也很難”來換取共情時，觀眾只會感到被冒犯。
所以，隔著屏幕的賣慘，注定無法成立。它不是情緒溝通，而是一種失焦的自我表達。
在這個輿情高度敏感、價值觀高度分化的時代，明星與公眾之間，早已不存在天然的寬容池。
當既要流量，又要人設；既要財富紅利，又要道德同情時，一旦出現撕裂，賽博懲戒就會成為最后的反饋機制。
不是觀眾變苛刻了，而是世界已經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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