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楷教授訪談：我國刑事司法目前有哪些比較突出的問題

來源 | 節選自《中國刑事司法》2025年第2輯

受訪人 | 張明楷，清華大學譚兆講席教授

訪談人 | 萬均揚 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胡懷宇 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刑事司法制度的問題與出路

問：張老師好！非常榮幸今天邀請您作為嘉賓參與《中國刑事司法》的學者專訪欄目。我們今天訪談的主題是“刑事司法的發展方向”。在訪談的開始，請您介紹一下我國刑事司法目前有哪些比較突出的問題。

張明楷：我國刑事司法領域目前值得反思的地方有不少，今天主要講講其中的兩點：

• 一是司法制度設計的層面；

• 二是良好法律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關于司法制度層面的問題，即如何通過制度設計進一步實現司法公正，我以前在論文和采訪中有不少論述。

例如，一些冤假錯案的形成，或者有些案件的處理不公正，其實是少數人、個別人的不當干預造成的。所以，我建議對干預刑事案件的處理、導致冤假錯案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濫用職權等罪追究刑事責任，從而杜絕不當干預司法的現象。

再如，司法機關各種不科學的考核指標泛濫，是嚴重影響我國司法公正的一個根源，這個問題直至目前都沒能較好地解決。在我國，司法不公正以及形成冤假錯案的最主要原因，是下級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適用刑法時總是想著考核指標，從而使案件的處理與自己的利益直接掛鉤。不科學的考核指標的泛濫，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需要解決。

一、司法機關考核指標制度問題

問：請您展開講講現行的考核指標制度導致司法不公正的因果機制。

張明楷：公正需要距離。要想實現公正，就不能允許任何人對自己司法。在侵害者與受害者之間、在罪惡與懲罰之間，必須有一個中立的第三者，這個第三者如同兩個行為和兩個行為人之間的正確距離的擔保者。因此， 司法人員在適用法律時，應當使自己成為一個中立者，而不應當與自己的利益產生任何聯系。

但是，眾所周知，在我國，一位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基本上不可能被宣告無罪。換言之，即使其行為只是行政違法、甚至根本不違法，但由于已經被拘留、逮捕，一些司法機關仍會硬著頭皮起訴和宣告有罪。這主要是因為，現在通行的各種不科學的考核指標泛濫，使公檢法人員的執法、司法行為與自己的利益直接掛鉤。公檢法人員為了避免自己的考核利益受損，在判斷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不僅要考慮案件事實與刑法規定，還要考慮如何處理才不至于損害自己的利益。為了維護自己以及同行的利益，便犧牲當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權益。

之所以說以犧牲被告人的利益為代價，是因為各項考核指標的設置，使得公檢法認定的犯罪越多，所獲得的利益就越大。換言之，各項考核指標基本上是打擊犯罪的指標，而缺少人權保障的指標。這些指標不斷強化公檢法人員打擊犯罪的觀念，使得公檢法人員認為“犯罪”打擊得越多越好、對犯罪的處罰越嚴厲越好。于是，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后，就會想方設法阻止法院判決無罪。同樣，一審法官宣判后，也會阻止二審改判。因為二審的改判，會影響一審法官的考核。但二審法官的改判又是二審法官的一項成績，這就形成了沖突。此外，考核不只是針對辦案人員，同樣也指向辦案機關。在考核指標引導下，公檢法機關也要盡可能使其辦案人員滿足考核要求。由于打擊犯罪越多越能滿足考核要求，所以，將行政違法行為認定為犯罪的現象就難以避免。

此外，罰沒收入表面上是上繳地方財政，但事實上大多返還給辦案機關。于是，辦案機關罰沒得越多就越能獲得經濟利益，這是影響司法公正的重要原因。我十多年前就建議將所有的罰沒收入直接上繳中央財政，從而避免趨利司法。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刑事司法就不可能有公平正義。

總之，不科學的考核指標的泛濫以及罰沒收入的返還，使公檢法機關及其人員形成了一個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群體，因而必然與行為人爭奪利益。也就是說，在許多場合，只有犧牲行為人的利益，才能維護自身的利益。由于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缺乏清晰可見的界限，辦案機關無論如何都可以講出幾點有罪的理由。所以，一旦行政違法行為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中，辦案機關為了自身的各種利益，就不得不強行“走程序”，直到最終定罪量刑。

問：若想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問題，您認為有什么比較現實可行的對策呢？司法人員考核指標制度未來應當向何處發展？

張明楷：我對此曾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建議：

第一，上級機關應當廢除現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標，例如逮捕后的起訴率、起訴后的無罪率、改判率、抗訴成功率等等。第二，禁止下級檢察院、法院制定各種考核指標。

第三，即便不能徹底擺脫考核指標，也不要采取單純考核數值大小的方式，認為某項指標越高越好（或者越低越好），而是要通過實證分析，并借鑒相關國家的經驗，對相關指標設定一個大體合理的區間，然后判斷出異常情形，再針對異常情形進行質量評查。

例如，對于檢察機關而言，并不是起訴后無罪率較高的就一定要受批評或者受處分，而應具體評查其案件辦理是否合法、合理；此外，對無罪率異常低的單位更需要質量評查。下級機關是否應受表揚、批評，不應該由宏觀的指標決定，而應落實到具體案件中，具體指出哪個案件辦得好、哪個辦得不好。

第四，不能只設定懲罰犯罪的考核指標，而要同時設定保障人權的考核指標。

第五，應當將重點放在監督上，而不是放在考核上。我國的憲法、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但并不意味著司法不受監督。相反，只有推行良好的監督機制，才可以更好地保障審判權和檢察權的行使。除了推行審判公開、檢務公開外，還要充分發揮媒體、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等的作用。

二、我國刑事司法的重刑化問題

問：除了上述提到的、多年前您就在強調的問題之外，您在近幾年比較關心的刑事司法制度上的問題還有哪些？

張明楷：近幾年我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我國刑事司法上的重刑化問題。我國現行刑法仍然是重刑化的刑法，大體上形成了“又嚴又厲”的局面。從法定刑來看，除極少數犯罪以外，我國絕大多數犯罪的法定刑都明顯偏重。當然，這是刑事立法的問題，今天我們主要討論的是司法上的問題。

從司法的量刑環節來說，我國司法解釋規定的量刑規則，以及我國法官的實際量刑，都是偏重的。在通常情況下， 法官不選擇最低刑，而是選擇中間刑乃至中間刑以上的刑罰。而在德國，絕大多數的宣告刑落在法定刑范圍內較低的三分之一區間。日本法官在量刑時也都基本上選擇最低刑。

例如，在二戰前，日本法官對86.23%的故意殺人犯（殺嬰的除外，下同） 判處5年以下自由刑；二戰后至70年代，日本法官對40%以上的故意殺人犯判處3年以下自由刑；即使在80年代以后，日本法官也對30%左右的故意殺人犯判處3年以下自由刑。

美國雖然可謂重刑國家，但研究發現，“如果把成文法最高刑和法官判處的實際刑罰相對比，就會發現法官還是相當寬大的。雖然法庭有權判處高達1年的監禁，但它很少送人去坐牢，雖然罰金可以超過1000美元，但它們很少超過25美元”。在作為美國學者研究樣本的1648個被告人里，“有843個，或者說剛比一半多一點點，最后被定罪。量刑從很大程度是象征性的無條件免刑到超過1年的監禁刑不等。這些刑罰大多數落在量刑范圍中偏向寬大的那一端……無條件免刑實際上是只定罪不懲罰，以及附條件免刑，通常與緩刑和警告一起判處，是最理想的刑罰； 在所有刑罰中有14.7%屬于這一種。一個暫停執行的刑罰和緩刑考驗期一起是法庭判處的另一種刑罰，在所有刑罰中有13.3%涉及這種刑罰……超過45%都是罰金，其中絕大多數不超過500美元。監禁刑在所有刑罰中所占的比例不超過5%。刑期從5天到超過1年不等，但大多數（75%）不超過90天。在40個被判處監禁刑的人中，只有4個受到的監禁刑超過1年”。

從在押服刑人員的數量來看，我國的關押率明顯高于周邊國家。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我國年末在押服刑人數：

• 2006年為1566839人；

• 2007年為1589222人；

• 2008年為 1623394人；

• 2009年為1646593人。

有學者根據“世界監獄簡況”數據庫和第12版《世界監獄人口清單》等統計資料發現：

• 我國2018年監獄關押人數為1710000人（位居世界第二），關押率（每10 萬人口中被監禁關押人員的數量）為121；2000年至2018年，我國監獄監禁人數從142.7萬上升至171萬，增幅19.8%；監禁率從111上升至121，增幅9.0%。

• 印度2019年底監獄關押人數為478600人，關押率為35；

• 印度尼西亞2021年初監獄關押人數為251546人， 關押率為92；

• 日本2019年底監獄關押人數為48429人，關押率為38。

從對少年犯的關押情況來看，我國少年犯占比0.8％，而俄羅斯占0.2％、印度占0.1％、日本僅占0.04%。

問：很多人認為，重刑化是維護社會治安、建設和諧社會的有效手段。但是，為什么您堅決反對重刑呢？

張明楷：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如果不判處重刑就能預防犯罪，那么重刑化就是不合適的。具體而言，我的看法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其一，重刑并不是刑事政策的靈丹妙藥。迄今為止，國內外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重刑是預防犯罪的有效手段。從發達國家的現狀來看，刑罰越重的國家犯罪率越高、犯罪也越嚴重。比如，與德國、法國、英國、日本相比，美國的刑罰是最重的，犯罪率也是最高的；與德國、法國、英國相比，日本的刑罰整體是較輕的，但日本的犯罪率明顯低于前三個國家。我國在2000 年以前故意殺人罪的發生率是上升的，此后卻是下降的，但2000年后對故意殺人罪的量刑并不是更重了，而是更輕了。我要說明的是，關于發達國家的刑罰與犯罪現狀，我主要是從國外的犯罪白皮書中了解的。我國一直沒有犯罪白皮書，僅有的一些數據也可能是國家秘密，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如果有犯罪白皮書，有長年的詳細統計與分析，我們就會更清楚地知道，重刑對抑止犯罪到底能不能起作用、也會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樣的情形下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刑事政策，而不會憑感覺隨意提出一些不恰當的措施。

其二，犯罪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刑罰較輕不可能成為犯罪的原因。由于犯罪的產生是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所以不能不承認，“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李斯特語），也不能不承認，“最好的社會治理就是最好的犯罪治理”。而且，“即使在刑事司法內部，也不是只有刑罰在孤立地發揮機能。逮捕、拘留、強制前往公開宣判的法庭、宣告判決等，雖然在理論上只不過是為了科處刑罰所采取的程序上的措施，但這些措施現實地發揮著隔離社會、表明社會的非難等刑罰機能。特別是在媒體發達的當下，逮捕、有罪判決等報道，向人們傳達了社會對這種行為的否定評價，這對抑止犯罪具有很大的效果。雖然現實執行刑罰本身的抑止效果是不可否認的，但有時也并不是非執行不可”。也就是說，從特殊預防的角度來說，刑罰也不過是給犯罪人一個教訓，而刑事司法內部的刑罰之外的各種措施，同樣也會給犯罪人一個深刻教訓。即使是相對不起訴，也會使行為人感受到自己是犯罪人，進而會吸取教訓、避免再犯。

其三，刑罰的本質是一種痛苦，但什么樣的措施是一種痛苦，是隨著社會發展的變化而變化的。公民享有的權利越少，可用于刑罰的措施也就越少； 反之，公民享有的權利越多，可用于刑罰的措施就越多。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刑罰不能再持續嚴厲。在沒有私家車的年代，不可能將禁止駕駛作為刑罰；但在私家車普及的時代，完全可能將禁止駕駛作為刑罰。如果一國公民普遍習慣于在酒店就餐，則可以將禁止進入酒店作為刑罰。我2021 年12月在本科生的刑法總論課堂上說： “在全民離不開手機的時代，可以將禁止使用手機作為刑罰?！弊谇芭诺囊晃粚W生立即大聲說：“那太難受了！”況且，我國的社會治安形勢良好。數據表明：

• 2016年“每10萬人命案發案數僅0.7起，單就該指數而言，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 2023 年，我國第10萬人命案發案數為0.46起。

我國是世界上命案發案率最低、槍爆案件最少、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傊?，在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當下，應當“讓我們的刑法不要那么多的猙獰的面目，而更應當體現社會的文明。

問：您覺得我們可以通過何種方法來實現司法上的輕刑化？

張明楷：關于如何做到司法上的輕刑化，我在這里簡單談四點：

第一，降低徒刑的刑期。我國的刑事司法應降低徒刑的刑期，尤其是要嚴格控制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適用，使之逐步降低至2%左右乃至更低。在現行刑法之下，應當從司法解釋與具體量刑兩個方面降低徒刑的刑期。一方面，“兩高”應盡快修改司法解釋，大幅度提高適用加重法定刑的條件，使絕大多數犯罪僅適用基本法定刑。

例如，就盜竊罪而言，雖然仍可將1000元至3000元以上作為數額較大的起點，但“數額巨大”的起點則可以提高到30萬至50萬元，“數額特別巨大”的起點可以提高到300萬至500萬元。同樣，司法解釋應大幅度提高作為法定刑升格條件的情節嚴重與情節特別嚴重的要求。另一方面，各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在量刑時，應當嚴格控制中間刑以上的徒刑的適用，盡可能只適用中間刑以下乃至最輕的徒刑。只有做到上述兩點，才可能實現徒刑的輕緩化。

第二，提高緩刑適用率。緩刑能夠發揮特殊預防的效果，正因為如此，在國外（包括德國、日本、美國等國），緩刑的適用率相當高。然而，我國的緩刑適用率一直較低，一個重要原因是受重刑觀念的影響。緩刑是特殊預防目的的產物，基本上屬于預防刑的裁量問題，適用緩刑的主要根據是被告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

• 其一，即使罪行比較嚴重，但如果行為人只是基于特別原因或可寬恕性的動機而犯罪，不具有再犯罪的危險性時，也應當適用緩刑。由于緩刑僅適用于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所以，法官應盡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換言之，緩刑的這一適用條件告訴法官，當被告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時，只要有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不要判處更重的刑罰。否則，就會不當限制緩刑的適用。

• 其二，當今社會，犯罪人大多數是青少年，如果對他們適用實刑，將會導致他們在封閉的監獄內度過一段時間，不能接受正常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導致人格異常，就業機會喪失，從而對他們的未來生活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成為再次犯罪的重大隱患。反之，如果對青少年犯罪大多不起訴，對應當起訴的犯罪盡量適用緩刑與管制，他們接受正常教育的機會以及就業機會便會增加，這無論對于他們本人還是對社會，都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擴大適用單處罰金刑。罰金刑具有悠久的歷史，也具有明顯的優點：

• （1）避免獄中受刑者的交叉感染，減少再犯率。

• （2）使犯罪人仍然過著正常的社會生活，也不影響犯罪人的家庭生活，既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也不會使家庭成員產生敵對情緒。

• （3）執行不僅不需要什么費用，而且可以增加國庫收入。

• （4）能適應犯罪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人的收入、性格、家庭狀況等，具有特殊預防作用。

• （5）既給基于營利目的的犯罪以迎頭痛擊，還剝奪了他們繼續實施經濟犯罪的資本，從客觀上防止他們重新犯罪。

• （6）在所有刑種中，罰金刑是具有最容易、最全面的恢復可能性的刑種。

• （7）還可以適用于單位犯罪。

誠然，罰金刑具有一個公認的缺陷，那就是其對于窮人是深重的災難，對于富人難以體現懲罰的屬性，因而作用較小。但在現代社會，完全可以克服這一缺陷。一方面，罰金刑當然要考慮犯罪人的經濟能力，對窮人不必判處高額罰金。另一方面，對于富人也不是必須判處高額罰金，完全可以通過要求本人親自到現場繳納且必須分期繳納的方式，使其感受罰金刑的痛苦，進而不斷提醒其悔過自新。例如，對于富人應當實行分期繳納，而且指定繳納的期限應相對長一些。

第四，提高免予刑事處罰與相對不起訴的適用率。我們的國民能夠接受“有罪不罰”的情形，但由于我國沒有正式規定微罪處理制度，導致公安機關對構成犯罪的案件都積極移送至檢察機關，這并不是一種理想的狀況。在現行法律制度之下，檢察機關對于構成犯罪的案件，應當優先考慮能否相對不起訴，切實做到對可起訴、可不起訴的案件不起訴。檢察機關要逐步使不起訴率達到50%左右。我覺得《刑事訴訟法》對相對相對不起訴的規定，不應當以刑法存在免予刑罰處罰的規定為前提，也就是說，即使《刑法》沒有規定可以或應當免予刑罰處罰，《刑事訴訟法》也可以獨立規定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條件。對于檢察機關起訴到法院的案件，如果大體符合免予刑罰處罰條件的，法官應當作出免予刑罰處罰的判決。

問：具體到在每個刑事案件中作出裁判的法官，您認為法官應當如何為刑事司法輕刑化做貢獻呢？

張明楷：對于刑事案件中作出裁判的法官而言，也許可以注意以下幾方面：

一是正確評價案件的罪行程度。如果法官總是認為自己所辦理的案件罪行是最嚴重的，必然會科處最重的刑罰。例如，倘若認為基于報復的動機殺害一人的行為，在故意殺人罪中是最嚴重的情形，就必然會對被告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實，基于報復動機殺人，并不是最嚴重的罪行。反過來說，只有正確評價罪行程度，才可能實現輕刑化。

• 第一，司法人員要認識到最嚴重的犯罪往往尚未發生，或者說，自己所辦理的案件往往不可能是最嚴重的犯罪。

• 第二，在評價犯罪的罪行程度時，不能將犯罪的常態視為后果嚴重或者動機卑鄙，進而認為罪行嚴重。

• 第三，不能認為，只要罪行不輕微就是罪行嚴重、必須從重處罰。這是因為，一個案件沒有表明罪行輕微的情節，并不直接表明罪行嚴重，充其量表明罪行程度一般，不可從重處罰。

特別應注意的是，不能讓與侵害法益沒有關系的情節影響不法程度的評價。這是因為，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法益，如果某項事實與侵害法益沒有關系，就不可能影響犯罪的不法程度。

二是正確把握法定刑的分配。正確評價罪行程度后，需要重視法定刑的分配。刑法分則所規定的法定刑均有較大幅度，其中可能含有由輕到重的不同刑種。顯然，法官正確地選擇了法定刑之后，并非可以隨意科處其中的任一刑罰，而是要考慮到法定刑的分配。亦即，法定刑內部的刑罰幅度由輕到重，與其對應的罪狀、類型或情節也是由輕到重，必須讓輕刑與輕類型相對應、讓重刑與重類型相對應。法官不可以認為，只要在法定刑內量刑就不違法；相反應當認為，在法定刑內量刑也可能違法。不僅如此，法官還應當意識到，即使某個法條所規定的升格法定刑在形式上適用于其所規定的幾項罪狀，但絕對不意味著對每項罪狀都可以適用升格法定刑中的最重刑。例如，刑法第263條規定的“入戶搶劫”，無論如何都不應當判處無期徒刑與死刑。再如，刑法第263條對“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規定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對此，應當區分四種情形：

• 搶劫過失致人重傷；

• 搶劫故意致人重傷；

• 搶劫過失致人死亡；

• 搶劫故意致人死亡。

第一種情形只能分配有期徒刑，第二、三種情形根據案情可分配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只有最后一種情形才可以分配無期徒刑與死刑。

三是不得想象更重法定刑。根據我的觀察，一些法官在量刑時，實際上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想象了一種重于法定最高刑的刑罰，這是導致重刑主義觀念得以貫徹的又一原因。

例如，甲參與集資詐騙活動，應該對共同騙取的500億元負責，但甲主動從國外回國投案，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且積極退贓。盡管如此，法官也對甲判處無期徒刑，其原因大體是：集資詐騙1億元就應當判處無期徒刑，對甲原本要判5個無期徒刑，即使有法定從寬情節，減去1個無期徒刑，還可以判處4個無期徒刑，所以在自首且積極退贓的情況下仍然判處無期徒刑。再如，張某故意殺害3人，但責任有所減輕。有學者認為不應當從輕處罰，理由是：假設罪大惡極、應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故意殺人罪的不法程度為100、責任為100，也就意味著客觀之罪、主觀之罪的“罪量”之和達到200時就可以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由于張某故意殺害3人，所以不法程度達到300，即使責任減輕，“罪量”之和也超過了200。這些觀念背后其實都是錯誤地想象了一個比法定最高刑更重的刑罰。所以，法官在量刑時要嚴格依照刑法規定，不要想象更重法定刑。

四是盡量適用從寬處罰規定。在現行刑法與司法解釋之下，盡量認可從寬情節（尤其是法定的從寬情節）和適用從寬處罰規定，是實現輕刑化的最重要路徑。

第一，對于自首、立功、從犯等法定從寬情節，應當放寬認定條件。

例如，對于自首中的自動投案與如實交代自己的罪行，都不能提出過于嚴格的要求。既不能因為被告人辯解就否認被告人如實供述，也不能因為被告人交代的不完整就否認如實供述。又如，不能將立功限定為“到案后”，只能限定為“犯罪后”。再如，不能動輒認定共同犯罪的所有參與人都是主犯。主從犯原本就是相比較而言的，在絕大多數共同犯罪案件中，不可能所有參與人都起主要作用。此外，主從犯的認定不能僅在已經到案的參與人之間進行比較，而是必須在所有參與人之間進行判斷。不能因為主犯在逃或分案處理，就輕易認定在案的參與人是主犯。

第二，對于“可以型”的從寬情節，原則上都要從寬處罰。不能因為刑法使用了“可以”一詞，就任意決定不從寬處罰?！翱梢浴笔切淌铝⒎ǖ幕緫B度，當刑法規定可以減輕處罰時，減輕處罰不需要再說明具體理由。“對有自首、立功情節的犯罪分子從寬處罰本身就是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貫徹和具體落實。從更深層次分析，對人身危險性降低的犯罪分子予以從寬處罰也符合刑罰特殊預防目的的要求。”反之，如果不減輕處罰則必須特別說明具體理由。所以，應當杜絕沒有具體理由卻不從寬處罰的現象。

第三，在刑法規定應當或者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如從犯）時，通常至少要選擇減輕處罰，而不能只是從輕處罰。這是因為，當刑法作出這樣的規定時，減輕處罰作為中間情形，應當是適用最多的情形。退一步說，根據刑法第27條的規定，對于從犯至少有三分之一應當減輕處罰，三分之一應當免除處罰。如果對從犯僅從輕處罰，必然難以實現刑罰的輕緩。

第四，合理適用刑法第63條第1款。該款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本法規定有數個量刑幅度的，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個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北究詈蠖我幎ㄖ皇蔷蛻斶m用較重量刑幅度的情形而言，而非在任何場合都只能在下一個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

• （1）當行為人具有可以（或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法定情節，而又不宜免除處罰時，減輕處罰時可以下降兩個量刑幅度。

• （2）當行為人具有“可以免除處罰”的法定情節，但根據案件情況不應免除處罰時，根據當然解釋的原理，應當下降兩個量刑幅度減輕處罰。

• （3）當被告人具備兩個以上減輕處罰的情節時，應當下降兩個量刑幅度減輕處罰。

第五，積極適用刑法第63條第2款規定。本款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睋耍枚p輕處罰成為程序相當復雜的事情，因而適用范圍小。盡管如此，法官也應當具有“只要符合條件就減輕處罰”的意識。

• （1）法定刑過重時，應當有減輕處罰的意識。例如，入戶搶劫的法定刑過重，必要時應當減輕處罰。

• （2）罪行明顯輕于法定最低刑對應的程度時，應當有減輕處罰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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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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