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擔任副職居多，轉為正職不久，又以養病為由離開，被葉帥調身邊

1958年南京那個夏天，熱得都要冒煙了，但軍事學院會議室里卻冷得掉渣。

剛上任的中將院長廖漢生急得滿頭大汗，死活不敢接那個“第一書記”的位子。

他對面的上將鐘期光倒是淡定，非要把這把交椅塞給他。

這哪是什么讓賢，分明是在政治風暴眼里求生。

誰能想到，就在劉伯承元帥都被逼得在懷仁堂流淚檢討的時候，這位一直在給別人當副手的開國上將，正試圖用最后一點權力，給那場失控的運動找個剎車片。

這事兒要是往深了挖，咱們得把日歷翻回1947年。

那時候的鐘期光，在華東戰場上已經是個人物了。

說起來，鐘期光這輩子好像跟“副”字杠上了。

1947年華野剛組建那會兒，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合并，兩大主力匯合，誰指揮誰、誰當頭兒，這可是個極其敏感的話題。

為了照顧山頭情緒，也就是為了大伙兒能尿到一個壺里，華中的干部們主動往后退了一步。

鐘期光當時資歷硬得嚇人，那是湘鄂贛邊區的一面旗幟，但他二話沒說，把政治部主任的帽子摘了，給唐亮當副手。

這事兒擱現在，就像是公司合并，原CEO主動降級當副總，還得樂呵呵地干活。

名分是別人的，活是自己的，這境界一般人真修不來。

關鍵人家還不抱怨，主力兵團在外頭打仗，唐亮和陳士榘都上前線了，家里這一攤子爛事、幾萬人的吃喝拉撒和思想工作，全是他這個“副主任”在兜底。

這種干著正職的活、擔著正職的責、卻只掛個副職名的作風，他一堅持就是一輩子。

時間一晃到了1958年，這回的情況可比打仗兇險多了。

那幾年，南京軍事學院的日子不好過。

這學校是劉伯承元帥的心頭肉，本來是按照上面的意思，老老實實學蘇聯老大哥的經驗，請顧問、翻教材，搞正規化建設。

結果呢，風向突然就變了。

之前學蘇聯那是國家號召，轉眼間就成了“教條主義”的罪證。

南京軍事學院直接被打成了篩子，成了全軍批判的重災區。

劉伯承元帥那是戰神級別的人物，當時都在外地養病了，還被硬生生叫回北京。

在那個大會上，老元帥拖著殘病的身體做檢討，底下多少將軍看著都忍不住抹眼淚。

這時候的南京學院，代院長陳伯鈞調走了，就剩鐘期光一個人在前面頂雷。

那時候的政治空氣，劃根火柴都能引爆。

鐘期光作為實際負責人，天天被拎出來批，大會小會做檢查。

有人還嫌不夠，非說他檢討得不徹底，恨不得把他這層皮都扒下來。

就在這節骨眼上，廖漢生來了。

廖漢生之前是戰役系的學員，雖然也是戰功赫赫的中將，但在老資格的鐘期光面前，那絕對是晚輩。

鐘期光這時候提出來讓廖漢生當黨委第一書記，絕不是什么撂挑子，他是腦子太清醒了。

你想啊，運動既然是沖著“老班子”來的，那他這個老班子的頭頭要是還占著坑，這火就滅不了。

讓新人上來，新班子沒包袱，說不定能把這頁翻過去，讓學院那幫教員能喘口氣。

真正的擔當，不是站在聚光燈下吹牛皮，而是在大廈將傾的時候甘愿做墊腳石。

遺憾的是，這波操作雖然高明，但沒能擋住那股妖風。

1959年，鐘期光還是被擼了官，名義上是“休息治病”，其實就是靠邊站，變相冷處理。

后來他一個人去了蘇聯治病，回來就在北京賦閑，以前忙得腳不沾地的人，突然就沒人搭理了，那種滋味，比殺頭還難受。

就在他覺得這輩子可能就這樣涼了的時候，葉劍英元帥出手了。

那時候葉帥正在籌建軍事科學院（軍科院）。

葉帥是什么人？

那是眼光毒辣得很。

他太清楚鐘期光受了多少委屈，也太知道這人的本事。

葉帥根本不管那些風言風語，直接點名：把鐘期光給我要過來！

要知道，那時候鐘期光頭上還頂著個“犯錯誤”的帽子呢。

葉帥見到鐘期光，就說了句特實在的話：“我對你沒有隔閡，你干勁大，很好！”

這句話，直接把鐘期光那顆懸著的心給放肚子里了。

到了軍科院，葉帥也是真敢用人，雖然給的是副政委，但實權給得足足的。

彭紹輝、王新亭這些大將被推到科研一線，葉帥反手就把政治部和戰史研究部交給了鐘期光，后來甚至讓他管黨委日常工作。

雪中送炭這種事，只有真英雄才干得出來。

晚年的鐘期光回想起1958年那場鬧劇，話不多，但特別硬氣。

他和蕭克將軍一樣，至死都認為當時的批判是“本末倒置”。

執行上級命令怎么就成錯了？

有問題改就是了，把執行者扣上帽子整人，這事兒不地道。

歷史這東西，有時候就是個回旋鏢。

當年那些整人的帽子，后來都成了笑話。

鐘期光從華野的“金牌副手”到南京的“背鍋俠”，再到軍科院的“頂梁柱”，硬是把“忍辱負重”這四個字活成了教科書。

1991年5月，這位一生甘當綠葉的老將軍走了，享年82歲。

留下的，是一個在大風大浪里始終沒彎過腰的背影。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