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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制度神話中,有兩個機構被反復強調“不可政治化”:一個是司法部,另一個是美聯儲。而現在,這兩個機構,正被同一場風暴卷入漩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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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特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上周五正式對杰羅姆·鮑威爾展開刑事調查。調查名義是:美聯儲總部翻修工程是否存在資金濫用,以及鮑威爾是否在國會作證時“誤導立法者”。
但幾乎沒有人相信,這只是一場“建樓審計”。一棟大樓翻修,引爆了美國最危險的權力沖突因為這起調查發生的時間、方式、授權人,以及它所指向的政治后果,都讓它更像一枚對準美聯儲獨立性的實彈。
從“翻修工程”到“偽證指控”:技術問題為何變成政治武器
調查的起點是美聯儲位于國家廣場附近的總部大樓群,建于20世紀30年代,近百年來從未進行過系統性翻修。2022年,美聯儲啟動全面改造工程,涉及兩棟歷史建筑,內容包括:清除石棉與鉛污染、升級電力和通風系統、滿足無障礙法律要求,以及結構性安全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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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總預算最初就接近20億美元,如今預計約25—26億美元,超支約7億美元。在工程文件的早期版本中,曾出現諸如“私人用餐區”“升級電梯”“新大理石裝飾”“屋頂露臺”等描述。正是這些內容,成為共和黨人和特朗普陣營攻擊的切口。
去年6月,在國會聽證會上,鮑威爾明確否認這些配置屬于當前方案。
“沒有VIP餐廳,也沒有新的大理石裝飾。”“舊大理石只是拆下后重新安裝,部分破損才被替換。”
現在,檢方要做的,是判斷:這些陳述是否構成對國會的“實質性誤導”。但問題在于——工程超支,并不自動等同于刑事犯罪;而對方案調整的技術性表述,更難構成偽證。所以,這場調查的真正意義,從一開始就不在法律文本里。
是誰批準了調查?
調查于去年11月獲批。簽字人,是新任華盛頓特區聯邦檢察官——珍妮·皮羅,一位眾所周知的特朗普長期盟友。這一細節,直接讓案件失去“技術中立性”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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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華盛頓特區聯邦檢察官—珍妮·皮羅
據知情官員披露,檢方已向美聯儲送達大陪審團傳票,多次要求提交翻修工程相關內部文件。司法部本身拒絕就案件細節置評,僅表示“將優先調查任何濫用納稅人資金的行為”。
而總統本人,則采取了一種熟悉的姿態。特朗普在接受NBC采訪時否認知情,同時開啟諷刺:“我不知道調查的情況,但他在美聯儲干得不怎么樣,至少建樓這件事也不怎么樣。”否認介入,但強化指控。這正是過去幾年,美國政治最熟練的一種操作方式。
一場早已鋪墊好的戰爭
如果只看司法程序,這是一宗調查。但如果把時間線拉長,它更像是一場蓄謀已久的制度對撞。
過去一年里,特朗普持續不斷地公開攻擊鮑威爾,指責其拒絕大幅降息、拖累經濟增長、扼殺資本活力,甚至多次放話要將其解職。
特朗普不止一次暗示:“如果美聯儲配合,經濟可以更快起飛。”在特朗普看來,如果美聯儲降息,美國經濟可能迎來“8000億美元級別的繁榮”。
當貨幣政策層面的施壓始終無效,沖突開始轉向人格、合法性與司法層面,甚至公開討論是否將其解職,并多次使用“無能”這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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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莎·庫克(右)
此前,特朗普已嘗試以“抵押貸款欺詐”為由,推動罷免美聯儲理事麗莎·庫克(Lisa Cook),相關案件即將由最高法院裁決總統是否擁有更廣泛的解職權。拼在一起看,這些并不是零散事件。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美聯儲的獨立性,是否正在被系統性拆解?
多人痛批司法部對鮑威爾的“前所未有”調查
過去三任美聯儲主席周一嚴厲抨擊司法部針對央行及主席杰羅姆·鮑威爾的調查。
包括艾倫·格林斯潘、本·伯南克和珍妮特·耶倫在內的13位曾在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任職的經濟官員聯合簽署聲明,稱這項調查是“試圖通過檢察手段破壞美聯儲獨立性的前所未有之舉”。
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成員湯姆·蒂利斯表示,他將反對任何美聯儲提名人選的確認,包括即將出現的主席空缺,理由是有關傳票的報道。他在聲明中說:“如果人們此前還對特朗普政府內部顧問是否正積極推動終結美聯儲獨立性存有疑問,那么現在已經不該再有任何疑問了,如今受到質疑的,是司法部的獨立性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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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成員湯姆·蒂利斯
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也表達了類似的懷疑:“在特朗普準備提名新的美聯儲主席之際,他試圖將杰羅姆·鮑威爾徹底趕出美聯儲理事會,并安插另一個傀儡,以完成他對美國中央銀行的腐敗接管。”
來自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眾議員安娜·保利娜·盧娜去年表示,她已于7月向司法部提交刑事移交,指控鮑威爾在就位于憲法大道、距離白宮僅幾個街區的美聯儲總部耗資25億美元的翻修項目向國會作證時,可能構成偽證。
而司法部長帕姆·邦迪“已指示其聯邦檢察官優先調查任何濫用納稅人資金的行為”。
為什么選哈塞特作接班人?
目前,凱文·哈塞特被視為最熱門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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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塞特是明確的“增長優先派”。他長期主張減稅、放松監管、以財政與貨幣協同刺激經濟,對通脹的容忍度明顯高于鮑威爾體系。在特朗普看來,美國當前的問題不是“通脹風險”,而是“增長不足與資本不敢動”,而哈塞特的理論框架,正是為提前降息、放大財政刺激提供學理背書。
其次,哈塞特不是美聯儲系統內成長的官僚型央行人。他來自智庫與白宮經濟團隊,而非聯儲內部技術官僚,這意味著他對“央行獨立性”的理解更偏政治現實主義,而非制度潔癖。對特朗普而言,這一點極其關鍵——他需要的是配合政策節奏的人,而不是以歷史使命自居的守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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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哈塞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已經證明了自己的忠誠度與執行力。無論是減稅法案、貿易戰時期的經濟敘事,還是對外界質疑的統一口徑,他都選擇站在總統一側。這讓特朗普確信:在中期選舉與經濟博弈的關鍵窗口,美聯儲主席不能再是“不可控變量”。
為什么特朗普“等不了”?答案在中期選舉
表面上,鮑威爾很快就要卸任。他的主席任期將在5月結束,只要等一百多天,特朗普就能提名一位“聽話的繼任者”,那為什么還要“搞他”?答案只有一個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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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任以來,真正受限的,并不是政治權力,而是財政空間。對于即將以來的中期選舉。特朗普需要的是刺激、投資、就業、基建——所有這些,都高度依賴低利率與高杠桿。
但真正能拉動就業和選票的,是地產、商業地產、制造回流和基建投資。這些,全都吃利率。如果現在不降息,等到通脹反彈、就業走弱、財政壓力集中爆發,那時再降,已經是“雪中送炭送不到”的階段。所以他等不及了。
鮑威爾為什么死都不松口?
鮑威爾的立場,其實并不復雜。他不想成為三種歷史角色中的任何一個:通脹失控的罪人;美元信用崩塌的罪人;以及,在更壞的情境下,被卷入地緣沖突升級的“金融共犯”。
他很清楚,一次性降50個基點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市場會解讀為:美聯儲已經屈服于政治壓力。意味著美元信用將被重新定價,意味著財政部未來發債,將被視為“貨幣化融資”。
歷史上,美聯儲曾經這么做過。1942年至1951年,為了戰爭融資,美聯儲承諾鎖定利率,配合財政部無限發債。結果是——戰后嚴重通脹,制度信譽受損。鮑威爾顯然不想重演這一幕。
他心里真正的歷史坐標,不是特朗普,而是保羅·沃爾克。上世紀70—80年代,沃爾克用極端加息,壓住了通脹,也保住了美元的長期信用。
鮑威爾官方回應指控
鮑威爾連夜錄制視頻,就特朗普提出的指控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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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法治以及民主制度中的問責原則懷有深切敬意。沒有任何人——當然也包括美聯儲主席——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但這項前所未有的行動,必須放在本屆政府持續施壓和威脅的更大背景下來看。
這一新的威脅,并非關于我去年6月的證詞,也并非關于美聯儲大樓的翻修工程;它也不是關于國會的監督權。通過證詞以及其他公開披露,美聯儲已盡最大努力向國會通報翻修項目的相關情況。這些,都只是借口。刑事指控的威脅,真正的原因在于:美聯儲基于我們對公共利益的最佳判斷來制定利率政策,而不是服從總統的偏好。
這件事的核心,在于美聯儲是否還能繼續依據證據和經濟狀況來設定利率,還是貨幣政策將被政治壓力或恐嚇所左右。
我曾在四屆政府任內服務于美聯儲,既有共和黨政府,也有民主黨政府。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曾因政治因素而動搖,始終專注于美聯儲“價格穩定與充分就業”的法定使命。公共服務有時意味著必須在威脅面前堅守立場。我將繼續履行參議院確認我承擔的職責,以正直、誠實和對美國人民負責的態度,完成這項工作。
如今對于鮑威爾的這起調查,未必真的能走到起訴。過去一年,多起特朗普的高調調查最終被法官駁回,或止步于證據不足。但這并不重要。
調查本身,已經完成了政治目標。它向所有未來的美聯儲主席、理事、甚至普通官員,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如果你堅持“專業判斷”,如果你不給政治人物想要的預期,那么司法工具,隨時可能被用來“審計你的人生”。這才是市場真正恐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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