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周總理弟弟來到北京，鄧穎超對他說：恩壽，咱倆可都是委屈人

1984年，周總理的弟弟周恩壽特地趕到北京探望鄧穎超。一見到這位親人，鄧穎超立馬攥住他的手，眼眶泛紅：“老弟，這些年你遭了不少罪啊！”

一聽嫂子這話，周恩壽的眼淚唰地就下來了。鄧穎超嘆了口氣，接著說：“不光是你們這些弟妹、侄輩沒借著他的光，連我這做妻子的，也被你們哥管得死死的。今天咱家人聚齊，就把這些年憋在心里的話全倒出來。”

這話聽著讓人納悶，鄧穎超為啥會覺得委屈呢？這就得從周總理立下的那十條“家庭鐵律”說起了。

周總理這人，一輩子都克己奉公，心底裝的全是老百姓。雖說坐在高位上，卻從來沒想過搞特殊，更不會用手中的權力給家里人撈半點好處，甚至不準親友提他的名號謀便利。也正因如此，他特意定下了十條硬規矩，讓全家人都照著做。

這規矩一條條都卡得極嚴：晚輩不能丟了工作專門來看他，只能出差順路來坐坐；來了都得住國務院招待所，不許搞特殊安排；吃飯必須去食堂排隊買，有工作的自己掏飯票，沒工作的他來墊錢；看個戲也得自己買票，不能用公家的招待券；不準請客送禮，不準開公家的車辦私事；自己能做的事絕不麻煩別人；日子過得越樸素越好；在外頭絕不能提和他的關系，更不能拿這炫耀；最后一條，也是最核心的，就是不準謀私利、搞特殊。

周家上上下下，沒人敢破這些規矩，就連親弟弟周恩壽也不例外。

早年間鬧革命的時候，周恩壽也是個共產黨員，負責地下工作。后來雖說離開了組織，但一直沒斷了給黨出力——捐活動經費、送緊缺藥品，這些忙都沒少幫。之后他還在村里宣傳黨的主張，好幾次都差點被敵人抓走。

1928年5月，周總理和鄧穎超要去莫斯科參加六大，結果在大連被日本水警攔了下來，沒辦法只能折回吉林。這段路上，全靠周恩壽暗中打點，一路護送著哥嫂去了哈爾濱，才算確保了兩人的安全。

周恩壽是個大學生，又有革命經歷，論學識論資歷都不差。新中國成立后，按說他完全有資格當干部，中央也確實有這個想法。可周總理直接攔了下來：“就因為他是我弟弟就給官做，這萬萬不行。”

在他看來，干部選拔得看真本事、看實際貢獻，不能靠親戚關系。要是周恩壽因為這層關系上位，外人該覺得不公平，也會丟了老百姓的信任。最后在周總理的建議下，周恩壽去了鋼鐵局上班。臨走前，周總理還特意給鋼鐵局的領導寫了信，反復叮囑：“別因為他是我弟弟就特殊對待，讓他從最基層干起。”

其實不光周恩壽，鄧穎超也受過類似的“限制”。

新中國剛成立那會，政務院選部門領導，有人提議讓鄧穎超擔任一個職務。論資歷和貢獻，鄧穎超早年就參加革命，跟著周總理出席過六大，還參與過長征，當個部長綽綽有余。可周總理一口回絕了，他說：“我是國務院總理，要是她當了部長，外人難免會覺得她的決策有我的影子，這會攪亂工作關系和家庭關系，對黨的事業沒好處。”

最后鄧穎超去了全國婦聯當副主席，不少人都為她可惜，可她自己倒挺坦然。在她看來，不管在哪個崗位，只要能為老百姓做事、為國家出力，都一樣。

更讓人佩服的是，按規定鄧穎超能拿行政三級工資，可周總理說：“六級就夠了。”就連他自己，本該拿行政一級工資，最后也主動降到了三級。這事兒還和毛主席有關，當時毛主席為了安撫烈士家屬，主動帶頭降薪，周總理也是跟著響應。

面對這些，鄧穎超從沒抱怨過，還常跟人說：“黨中央的話我們都得聽，恩來是總理，他說得對，我就照做。”

周總理的家風有多嚴，在他身邊住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最清楚。她常說，伯父總教育他們：“我們是共產黨，不能學封建社會那套‘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裙帶關系絕不能搞。”

周秉德畢業后在北京一所學校當老師，才三個月就被調到朝陽區委參與“肅反”工作。周總理聽說后，立馬嚴肅地問她：“你怎么不當老師了？是不是因為我的關系才被調走的？”

周秉德委屈極了，趕忙解釋：“真不是！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誰，是因為‘肅反’需要，上級從學校抽調黨員，我們學校黨員本來就少，我才被選中的。”

知道自己錯怪了侄女，周總理趕緊道歉。周秉德也能理解伯父的心思，不光不怪他，還打心底感謝這些年的嚴格教導。

其實嚴格的家風才是真的為家人好，不少老革命家都這樣。反觀有些身居高位的人，總想著給子女撈好處，最后貪心不足，終究會栽大跟頭。

話說回來，1984年周恩壽探親時，鄧穎超也曾跟他說過：“這些年我也遇過不少難處，但從沒怨過恩來。他做得對，要是我們倆都占著高位，老百姓該怎么看我們，怎么看黨？”

周總理這一輩子，始終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得失從來都不放在心上。這種態度，不光體現在工作上，更融入了家庭里。

對親人嚴格，看似“不近人情”，實則是最真的愛護——他是想讓家人明白，國家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永遠比個人得失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