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主播，隨流量漂浮

換上白色短袖校服后，林思穎坐到床上，打開手機。調好燈光，設置好美顏參數、濾鏡。雖然素顏，但鏡頭里的她看上去皮膚光滑白皙，臉頰微紅。直播開始，她露出自己招牌的甜美笑容。

20歲的林思穎是一名大學生主播，每天直播的時間是晚上8點到11點。直播間里觀眾來了又走，維持在七八人左右。林思穎主要聊她的日常，回答粉絲的提問。有粉絲打賞，她會禮貌感謝。直播中，她的笑容沒有中斷過。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統計報告，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8.33億人。而在層出不窮的直播間中，以“大學生”為人設標簽的主播正受到關注。和許多大學生一樣，林思穎也想抓住這個“風口”。

直播的世界像一個“叢林”，流量聚集的地方，也有“互聯網的惡意”。這是大學生主播吳瀟的深切感受。兩年多時間里，她堅持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直播，即使課程排滿也不允許自己停播一天。直播時，她的標題和標簽里寫著“學生主播”，人設是積極向上、正能量的女大學生，直播的主要內容是聊天、唱歌，和其他主播PK比賽。

而在自己的社交平臺賬號上，她這樣描述做主播的狀態：“他們必須能吃苦，能忍受焦慮的情緒，忍受一份不穩定的工作，忍受網絡上非常多惡意和難聽的輿論，忍受每天如山倒來的情緒反撲，忍受常年一個人在直播間，下播了一個人的孤獨。”

兼職直播為一些大學生帶來高于同齡人的收入，但能停留在“風口”上的時間并不多。隨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涌入直播行業，當畢業的時間臨近，他們需要決定是留下還是離開。

來到“風口”的學生主播

吳瀟的直播生涯始于19歲。

她就讀于河北一所本科院校的網絡運營專業，對直播的了解源于課堂。運營直播課上，老師鼓勵學生參加省里的電商直播大賽，吳瀟提交了在演播廳賣西瓜的視頻。讓她感到意外是，她獲得的票數排全省第四。

賽后復盤時，吳瀟察覺到自身的優勢：性格活潑外向，愛說愛笑，長著一張甜美的圓臉，有親和力和強烈的情緒感染力。從小到大，長輩、同輩、小孩都很喜歡跟她聊天。她表達能力強，在學校是記者、主持人。

2023年大三時，吳瀟想靠自己掙生活費。因為經常在網上刷到娛播（娛樂直播）筆記中所稱的高額收入，她開始了解直播這個行業。她觀看了大量直播，搜尋各種直播攻略，又參加了相關的大學生職業技能大賽。從院賽到校賽，再沖進省賽，“一路殺到”第一，拿下獎金。

比賽結果提升了她的自信心，她覺得要發揮自己的長處，決心做直播。技能大賽上得到的三千元獎金，加上她平時攢的兩千多元零花錢，成為她購買直播設備的啟動資金。

現在想起來那段“艱難的初創日子”，吳瀟會忍不住流淚。她記得當時是期末，她要面對“一堆考試”，想拿專業第一。她一邊復習，一邊找房、租房。

在校外租房直播，主要是擔心室友不同意。她跟室友關系很好，但她不想因為這事逐一溝通。吳瀟想過，就算室友同意，她也不可能在寢室從早上4點半直播到晚上10點。

在學校，除了課程要忙，吳瀟還是班長，因此她把直播時間安排在凌晨和深夜。

吳瀟在圖書館復習駕照考試，她將直播這段時間的經歷發布在自己社交平臺賬號上。本文圖片均為 受訪者供圖

那個寒假，她沒有回家，在學校附近花400塊錢租了個小房間，房子墻皮脫落，下雨時會漏水。她又花400多元買了7個燈，布置了粉紅色的背景墻，一點點搭建起直播間。

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吳瀟開啟了第一場直播。

那一年過年，吳瀟是在出租屋度過的，冷得發抖。直播的時候她只穿一件薄毛衣，下播了就立馬關掉空調。她覺得電費太貴，不舍得一直開，到了晚上就蜷縮在被子里。

吳瀟最初直播的出租屋。

兩年直播下來，吳瀟形容，這是一個從外到內都需要“修煉”的職業。

她對自己各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從直播的背景，到燈光、設備、聲卡、電腦，到歌單、開場、舞蹈，以及撒嬌或者要禮物的話術。她會關注手機鏡頭是否更好，背景有沒有更“高級”。

每次直播前，吳瀟會花兩個小時精心打扮。她比過去更加關注身材和皮膚管理，希望每次的妝容、服裝風格能讓人耳目一新。

但在吳瀟眼里，這些都是外在的東西，主播內在的能力最重要，比如“嘴皮子有沒有更溜”，以及接話和反應能力、打PK的能力。

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屏蔽“噪音”。有時，當直播間一個人都沒有，吳瀟會不想播了。粉絲和其他主播的反應也讓她感到折磨。“某個大哥又說我了”、“某個大姐又不來了”、“其他主播又陰陽我了”，這些雜念會一直糾纏著她。

吳瀟布置直播背景。

與吳瀟相似，林思穎的專業是網絡與新媒體，直播既跟專業有關，也是她的興趣所在。

高中畢業時，林思穎就曾萌生做自媒體的打算，她覺得那是賺錢的“風口”。她摸索著發過聲控視頻、生活視頻，但賬號始終沒有做起來。

到大一寒假，她認識了學校里的化妝老師，對方想做賬號，她正好專業相關，便考慮做一個美妝賬號。她寫好腳本，看同類型視頻，拍完再花很多天剪輯，只有幾個贊。而她隨手發的自拍照，點贊量卻很多。

于是，林思穎開始發手勢舞的視頻，點贊量從幾個，變到十幾個、幾百個。粉絲過千后，大一暑假，有一個運營人員私信她，她才嘗試直播。

第一次直播，林思穎緊張得手心冒汗。她提前刷了很多直播，一直在構思怎么播。直播間有人進來了，她緊張到不會說話，只能硬著頭皮上，跳起舞蹈。

手機屏幕上，她看到僵硬的笑容。有一瞬間，她沒有認出自己。

和吳瀟一樣，林思穎也曾租房直播。暑假時，她直播的地點是在家里，大二開學后，她害怕打擾室友，在外面租了房。

但當時她每個月賺來的錢，交不足每月1550元的房租。入不敷出導致她整個學期異常焦慮。除了做娛樂主播，她也嘗試過兼職帶貨，總收入還是無法抵消支出。

無奈之下，林思穎把直播場地換到了宿舍。為了不影響室友，她買了聲卡，聲音不外放。她也不再跳舞，而是坐在自己的床上和網友聊天。直播中，她給自己的標簽是“純素顏女大”。

宿舍里，直播的室友

大學宿舍場景里，有一張上床下桌的高架床，四個看上去青春活潑的男生，穿著T恤，隨意地在畫面里做各自的事情。有人在電腦前打游戲，有人趴在床上，有人坐在梯子上玩手機。

坐在鏡頭正前方的是一個正在唱歌的男孩，手握著話筒，雖然畫面粗糙，但有稚嫩飛揚的孩子氣。屏幕前的觀眾好像正在觀看一場大學生宿舍里的夜間娛樂活動。

這是讓秦光印象特別深刻的一組大學生主播。他們每天晚上八九點鐘開直播唱歌，同時在線人數常常會有幾千人。

秦光是一家音樂類MCN機構（多頻道網絡機構）的運營人員。從專業視角來看，秦光說，這個場景設計得特別巧妙，四個人剛好在一個立體空間里，“上躥下跳”，讓人一下回到校園生活的氛圍里。不少類似直播間的粉絲還會送上禮物，指定更喜歡的那個主播到前面來唱歌。

秦光所在的公司主要孵化會唱歌的大學生主播，以音樂學院的學生為主。在初步溝通確定意向之后，他的團隊會和這些學生簽合約，組成編導小團隊，為主播設計燈光、聲音、畫面和人設等種種細節。

大學生直播自成賽道。秦光說，不少大學生被吸引，會主動找上門來，和他所在的MCN公司談合作。

另一種服務主播的經紀人機構被稱為“工會”（或“公會”）。在秦光看來，大學生和“工會”之間是互惠互利的關系，“工會”有資源，大學生希望了解快速上手直播的流程，或者希望“工會”配備運營、攝影、編導等團隊，幫忙管理賬號。

吳瀟稱自己是“自由身”，她簽約的運營公司是位于四川的一家“工會”，該機構與平臺合作，零抽成。她和運營見過面，大部分時間是線上溝通。據她所知，“工會”主要通過平臺官方的獎勵掙錢。他們招募主播、培訓主播，主播在平臺開播并賺錢，平臺分成。“所以平臺自然也要獎勵這些“工會”了。”

林思穎也是網上找的運營機構。不同主播與機構簽的合同不同，她選擇的是沒有保底承諾的，不會約束她的直播時間。運營機構提出抽成5%，她覺得可以接受。

運營人員首先會定位她的整個賬號，適合做什么風格；幫她調直播畫面，教她怎么做直播內容。對方告訴她，現在甜美風在抖音上的流量會比較好，再加上大學生主播的標簽，流量會更大。

在社交平臺上，能看到不少招募大學生主播的MCN公司和經紀人。他們給學生主播留言，尋找合作對象，或者在網上發布大量大學生直播的經驗帖、教學貼。有運營人員在帖子里給出建議：人設要“清純可愛”、“積極向上”，背景布置要突出學生元素，燈光避免過度網紅感，“保留真實感”。

秦光參加過許多策劃會議，簽約的大學生主播坐在長桌的一側，另一側坐著團隊的四位成員，分別負責短視頻運作、直播運營、設備調試和場景布置。當討論到場景布置時，宿舍是一定會被提到的場景。

“宿舍的好處是生活化、自然化、去商業化。”秦光說，現在很多主播都是一塊簾子，一盞燈，一點綠植，宿舍場景更加獨特。“大家就是想看大學生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得把生活表現出來。”

實際溝通的過程中，秦光遇到的大部分學生會猶豫。許多宿舍到了晚上固定時段會斷電，此外，在多人間宿舍，直播可能會影響其他人。

秦光說，這時通常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拉其他人入伙，一起直播，很多宿舍小團播就采用這種形式。另一種是把室友轉化成自己個人工作室的成員，比如策劃、運營、助理，“這就是一個創業的過程了”。

大學生直播在高校校園里形成風潮，爭議也隨之出現。2025年秋季學期開學季，越來越多大學生在網上抱怨室友在宿舍直播，“不分晝夜、不控制音量、不顧及室友隱私”，引發對校園直播邊界的討論。

大四學生王丹慧就讀于東部沿海城市一所本科院校的法學專業，一位室友曾經提出想在宿舍直播，但被她和其他室友拒絕了。那是一個周末的晚上，寢室里有人在玩手機，有人在學習，室友猶猶豫豫地開口說，“我想問你們一件事情，能不能在周末或者工作日在宿舍進行固定的直播呀？”

王丹慧印象中，這位室友性格開朗又會聊天，五官標致，喜歡穿洛麗塔服裝，化妝之后像洋娃娃。室友常常在深夜發照片，畫著精致的全妝，房間的背景昏暗，放著氛圍小燈，墻上掛著霓虹燈牌。有時室友會發直播界面的截圖。

王丹慧順著這位室友朋友圈的截圖找到了她的賬號，悄悄看過幾次她的直播。室友是顏值主播，主要內容是聊天、唱歌、打PK。大部分時間都是和粉絲聊日常生活。

王丹慧記得，一次直播間里有100多人，室友會安慰那些不開心的粉絲。她常常能聽到室友活潑的聲音：“哥又來看我啦”“歡迎新人朋友進入直播間，掛燈牌送墨鏡可以點一首歌哦”“想知道我有沒有男朋友嗎？刷個跑車我就告訴你”。

三年來，這位室友為人隨和且好相處，一直都配合大家的作息，也很少向大家提要求。之前她都是周末回家才直播，很多觀眾會抱怨她直播次數太少，也想看她平時的生活。

那天這位室友詢問后，宿舍里沉默了幾秒，王丹慧先開口說，她不希望有人在寢室直播。她休息不好，平時要實習，還要考公，直播會讓她感覺個人時間變得更少。另外兩位室友也表示不想露面，晚上要在寢室學習。從那以后，這位室友再沒提起過想在宿舍直播。

因無法承擔房租搬到宿舍直播后，林思穎也需要留意和室友的關系。平常直播時，她會壓低聲音說話，讓音量對室友幾乎沒什么影響，也會控制直播時長。

林思穎和室友們關系不錯，但為了順利直播，她會提前跟室友溝通好。直播賺了錢，她會拿出一部分給她們買吃的喝的。

室友都知道林思穎的粉絲越來越多，但她們并不羨慕她。有時候林思穎會開玩笑說，讓室友加入直播賺錢。“但她們都比較害羞，也擔心被親朋好友刷到會很尷尬。”

大學生如果在寢室直播，大多數都是坐播聊天。林思穎看到過一些跟她同類型的主播，也是在校內寢室。很多場景是上床下桌，主播直接在桌子前直播，后面會有寢室其他人的畫面，“這種對室友影響更大”。

林思穎知道，其實是“大學生”標簽帶來了更大的流量。“直播間的粉絲覺得大學生更單純，有時會聯想到自己的白月光或者初戀。”

販賣“情緒價值”

秦光把娛樂主播比作天橋下的賣藝人。“有時候大家會戲稱，娛樂直播就是在互聯網上要飯。你在天橋下面支個小攤，唱歌賣藝，路過的人駐足看看，給你一些錢。這不丟人，因為你在提供你的專業能力。”

吳瀟說，事實上，她什么才藝都沒有。她覺得當主播不一定要有專業級別的才藝，但要能開口唱歌，能跳舞。要么能說會道情商高，要么很漂亮，才能掙到錢。

直播收入起伏不定。林思穎現在平均一個月賺1000塊左右。突然遇到一個很喜歡她的大哥，那一個月她能賺8000塊。但直播這一年多里，她只遇到過一次。

吳瀟某次直播數據。

林思穎說，愿意留在自己直播間的人，都是喜歡傾訴、想聊天的人。下播之后，她會維護跟粉絲的關系，也會私信感謝那些送禮物的人。她覺得直播就是給人提供“情緒價值”，當粉絲無聊，需要人陪伴時，她負責跟他們聊天，談談心里話，聽他們傾訴煩惱。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8.33億人。有MCN運營人員在社交平臺上發帖總結稱，宿舍主播的粉絲群體中，超過四成是18—24歲的同齡群體，而出手闊綽的“大哥大姐”主要是31歲以上的企業白領。

“大哥大姐”是那些打賞比較多的人，排在榜一、榜二、榜三。吳瀟收到過最大的禮物是價值3000元的嘉年華。運營人員告訴吳瀟，“賣笑”，“陪人聊天”，“哄大哥大姐開心”，這些都是最低級的維護，真正高級的維護叫“向上社交”。

吳瀟也認為，在直播間，她的任務是給“大哥大姐”提供情緒價值，讓他們心甘情愿給自己刷禮物。

吳瀟說，那些花錢打賞的“大哥大姐”多是事業有所成就的人，可能比她優秀，這也給她“向上社交”的機會，她會以朋友的心態去社交。下播后，她會不時問候一下他們，或者分享生活中的事，但避免刻意。“意圖太明顯，人家都能看出來，反而會離開。”

逢年過節，吳瀟也會給他們寄一些表示感謝支持的小禮物，比如零食，或者可愛的娃娃。但她心里很清楚，粉絲只是把她當作“互聯網妹妹”，她就像一個被人觀看的“電子寵物”。

粉絲送給吳瀟的禮物。

在直播間，吳瀟的名字叫“小小”，這是運營人員給她起的。最開始直播，吳瀟每天只能掙幾塊錢。她覺得需要人指點，就在網上找到現在的運營人員。她講述了自己的故事：獨自拿著幾千塊錢創業，寒假在一個小出租房里直播，沒回家過年。

運營人員聽完她的經歷，說相信她。對方看了她的照片，覺得人看起來小小的，但身上有大大的能量，非常有反差感，于是給她梳理人設，就叫“小小”。從此以后，不管換了多少個賬號，她一直用這個名字。

在直播間，她必須展現自己最積極的一面。從開場到結尾，她從來不說喪氣話，不會喪臉，也不會去責怪、埋怨別人。

她只能表達感恩，表現可愛，每天都積極向上。吳瀟覺得，到她直播間的都是“情懷粉”，是被她的能量所吸引。粉絲里有大哥大姐，也有比她小的弟弟，喜歡她直播間和粉絲群的氛圍，對她的評價是“活潑可愛的小太陽”。

吳瀟平時不直播的時候，嘗試自己緩解情緒。

在秦光看來，“如果把直播這個職業從互聯網上摘出來，放到企業公司的崗位上去，主播本質上接近銷售。只是普通的銷售在賣自己的產品，而主播在銷售虛擬的禮物，和自己提供的情緒價值。”

秦光分析，直播間的消費群體有一些固定的年齡層，主要集中在30—40歲之間。年紀太小的人，消費能力不夠，“除非是一些有錢的富二代”。年紀大的，有四五十歲，“這些人已經離校園生活已經很遠了，學生身份是一個很好的標簽，在宿舍播更能吸引那些大哥大姐的目光。”

“‘工會’有時候也會對主播設置年齡上限，35歲以上的很多‘工會’就不招了。”秦光說，年輕人自帶流量，大哥大姐都愛看。

攻擊與謾罵

“直播猶如上刑場。”吳瀟說。

她在社交平臺上分享了每一天的直播日記。直播到83天時，她寫道：“我承認我太拼命，太想跑的（得）快一點，最終，還是撐不住崩潰了。每次打PK孤立無援的處境、孤零零的（地）一次又一次懲罰，因為沒有音浪漸漸下滑的流量、滿公屏的惡臭黃腔評論、每天都來批評你、教你做人、教你做直播的所謂的‘哥’。”

吳瀟在打PK。

直播一段時間后，吳瀟開始感到痛苦。抑郁的情緒除了來自對流量和賺錢的焦慮，首先來自網友的攻擊。

最初，吳瀟經常輸掉和其他主播的PK，接受各種懲罰。有一次她印象很深，那是2024年，她剛做主播兩個多月。

那天她凌晨4點30就開播，困意席卷而來。當時她不熟悉直播，也不知道怎么打PK，不會喊票，“呆坐在屏幕前”。她連麥碰上了一個粉絲上百萬的農村戶外男主播，對方擅長搞笑和娛樂，直播間的男粉絲較多。這個男主播喜歡調侃女主播，評價女主播的長相，以此來取悅自己的粉絲。

這讓吳瀟感覺到很無禮，不被尊重。但她想到，這是人家的直播風格，如果她“玩不起”，男主播的粉絲們就會罵她，她自己的粉絲也會瞧不起她。“這就是互聯網的惡意。”

吳瀟介紹，主播之間的線上PK是直播中常見的一種互動形式。主播在“野區”隨意連線，小主播可能會連到大主播。兩個主播偶然連上線后，確定玩的游戲和懲罰方式，PK就正式開始，各家粉絲會送上禮物，誰得到的禮物多，誰就贏了PK。PK連麥不僅是為了掙禮物，也是為了拓圈，增加自己直播間的流量。

輸掉的主播要被“懲罰”，可能是唱歌跳舞，也可能是惡作劇、真心話或者大冒險。“懲罰可以千千萬萬種，只要你想得到。甚至可以罰輸了的主播明天穿什么衣服，怎么給自己請安。”

吳瀟說，她不想一上場就輸。當時連上那名男主播后，還沒開始正式PK，對方就把她掛掉，還罵了她一句“你會不會直播”。她努力接話和回應，但跟對面“游刃有余”的主播比起來，她顯得笨拙，不會處理眼前的情況。吳瀟哭了，男主播的粉絲又到她直播間罵，“你會不會直播？”“你什么玩意你就敢開播？”

隨后，幾千人涌入她的直播間，指責她不會直播，讓她下播。她瞬間感覺自己“死掉了”。既為被人羞辱而惱怒，又為自己的無力反駁而挫敗。

“互聯網上，似乎任何人都有評價你的權利，他們會把你罵得什么都不是。”那天下播后，上學路上，吳瀟邊哭邊騎電動車。風很大，她記得，她當時在心里發誓，“一定要變厲害，直播能力更強，不讓人踩在地上”。

吳瀟跟運營人員抱怨，運營人員說，“那我們就變強，直到有一天你可以坦然面對他們，可以不在意這些東西”。

很快，“報仇”的機會來了。2024年8月，吳瀟偶然又連上之前的大主播，對方沒有認出她來。但是吳瀟一眼就認出了他。他依然和以前一樣，喜歡開女主播的玩笑。

吳瀟形容，這次，她“完美”地接上了他所有的梗。對方一說完，她立刻播放她電腦里面早已備好且應景的BGM（背景音樂）。像上次一樣，對方繼續調侃她。她保持沉著冷靜，很快作出反應，拿出道具回擊他，并用同樣挑釁的語言反擊回去。最后打成了平手。

隨后，吳瀟的直播間又涌來幾千人。評論基本在說，“妹子干得真棒”，“妹子反應真快”，“妹子這嘴真不錯”。曾經的嘲笑變成了夸贊。

下播后，吳瀟立刻找運營人員，興奮地說這次扳回一局，她沒有再被罵。

被冒犯和不被尊重是常態。在吳瀟和林思穎的直播間，男性觀眾占比大，騷擾信息也會出現在私信和直播過程中。

林思穎覺得，這是做主播必然要經歷的，她不僅會被其他主播的粉絲干擾，也有黑粉時常進直播間。主播中也“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她可能遇到故意跟她吵架博流量的主播，或者在網上發泄自己情緒的主播。

PK中，林思穎也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懲罰，比如命令她說“對不起”，或者讓她蹲在地上不許動，或者懲罰她不許說話。盡管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林思穎還是會被刺傷。最開始她會忍著，悄悄難過。后面再連到類似的主播，她會懟回去。但下播了，難過的情緒會再次奔涌襲來。

直到現在，林思穎也沒有完全適應突如其來的罵聲。當連到其他主播，她不會再主動熱情問候，如果對方攻擊她，她會更受傷。她已經會區分新主播與老主播。“新主播剛開始都會很熱情，說話也很友善。”有時連到某個主播，她還沒開口，或者剛說完一句“hello寶寶，打一把呀”，對方只說一個“滾”字就掛掉。

直播久了，被傷過很多次后，林思穎也逐漸變得冷漠。如果遇到她認為不好的主播，她會選擇直接掛掉。

流量背后

林思穎把直播當作一份兼職，每星期總共播8小時左右。“大學生就業壓力現在越來越緊迫，實在找不到適合的方向，直播也可以賺錢。”

林思穎的家人平時也會看她直播，會在她難過時開導她。雖然很多人會覺得直播是不務正業，但林思穎的父母很支持。最開始買設備錢不夠，父母資助了林思穎。他們覺得直播是一個風口和職業方向，如果女兒能夠抓住，平時還能賺點零花錢。

林思穎曾聽運營人員說，“工會”里在宿舍直播得最好的那個女孩，一個月能賺30萬左右。后來這名女孩整個寢室的人都在直播。“直播成了主業，學習成了副業。”她覺得，如果大學生急功近利，只想要賺取流量跟金錢，可能會容易迷失自己。

她在社交平臺上發布自己直播的內容后，出現很多大學生主播的跟評。有學生主播留言說，刷跑車就加微信，穿jk擦邊就有流量，“早知道站著就能掙錢，就不讀專升本了”。

林思穎回復她說，“姐妹不要后悔專升本呀，主播都是吃青春飯的，賺了一筆錢后，還得找個穩定的工作”。

吳瀟也認為，直播是一種新的職業方向，給面臨畢業的大學生提供了就業機會。不過，在人人可以做自媒體的時代，大學生主播很多，都在往風口上擠，但是有些人并不適合做，也可能會被有問題的價值觀誤導。

做直播后，吳瀟能夠輕易看出哪些是傳媒公司的營銷賬號，例如，有的賬號為了吸引眼球招主播，發帖稱“日賺破千，月入過萬，18歲大學生主播輕輕松松流水100萬”。“這些帖子會誤導很多人，販賣焦慮。真實的數據真沒有幾個人發，沒有誰的直播間是常青樹。”為了“起號”，吳瀟注銷過兩次賬號，因為新號有流量扶持。

做直播的室友和王丹慧講述過自己的直播生活。那位室友說，那些看起來游刃有余的話，是根據話術模板背下來的。她開播時間不穩定，下播之后也不會像其他主播一樣，一對一維護粉絲到深夜。因此大部分來看的人，刷禮物一次兩次后就不會再來。

室友告訴王丹慧，一個晚上播四個小時，效果好時能掙幾百塊錢，不好時有一百出頭。賺的錢，平臺抽走一半，剩下要花很大一部分去買直播造型和直播間的小玩意兒。直播沒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賺錢，也沒有自己想象中那么賺錢。

秦光覺得，直播雖然是一個門檻比較低的職業，但是進門之后能賺多少錢，可能還是要看個人的運作，“市場會不斷地優勝劣汰”。

在秦光看來，直播的黃金年代是幾年前。當時這項業務剛剛興起，也因為客觀因素大家都待在家里，使其風頭更盛。而現在已經度過了那段快速增長期，“現在不是敢說話就行，要打磨自己的內容，才能有機會做出來”。

宿舍直播有快速爆火的先例，引得許多學生趨之若鶩。秦光提到，有一個主播是一個唱歌不錯的大學女生，在直播間里的形象氣質和“明星不相上下”，卻又有學生的“清純感”。

秦光公司的運營人員曾數次在策劃會上提起這個案例，一般新人開播起號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而這個女生只用了短短一個月，就在全網爆火。場景很簡單，宿舍桌上架著一部手機，主播胸部以上的部分正對著屏幕，唱歌聊天，場觀卻能做到幾千人。這在某些人眼中成為一種捷徑，讓人誤以為宿舍場景能帶來如此大的影響。

但秦光認為，核心并不在此。“環境只是因素之一，重要的是長得好看，能說會道，這樣的人，一個大白墻也能播到幾千人。”

大學生做直播，也面臨著另一重內心的障礙。很多大學生后臺私信吳瀟，問她怎么做主播，他們也想掙錢。其中有很多是家境不好的年輕女孩，還有一些家境較窮困的人。但他們擔心直播會很丟人，被熟人看到，有一種羞恥感。

吳瀟告訴他們，這條路沒有那么好走。不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違規犯法的工作，都值得被尊重。

吳瀟選擇不在宿舍直播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她還沒做成之前，她不想聽到身邊人的評論聲。

吳瀟跟父母說，她想去做直播掙錢。父母起初擔心別人會戴上有色眼鏡看她，會說難聽的話，比如對主播與“大哥”的關系指指點點、說主播是“網絡乞丐”等。

她明白父母的擔憂。但她告訴父母，現在直播行業越來越正規，她自己道德感很強，而且遇到了一個對她很好的運營人員。

吳瀟和運營的聊天記錄。

父母理解了她，反而安慰她說，都什么年代了，他們沒有那么封建。“現在都是全民直播，身正不怕影子歪。你很努力，我們不覺得丟人，你放心去做。”

父母的話讓吳瀟吃了定心丸，她感覺有了面對流言蜚語的勇氣。

不確定的未來

開始直播后，吳瀟把東西從宿舍全部搬了出來。那時她有種強烈的感覺是，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她記得與“工會”簽約時，公司里有很多和她一樣的大學生主播。但是半年以后，他們都陸續離開了。

剛開始，班里同學不知道吳瀟在直播，后來有兩個女孩跟她聊天，說也有直播的想法，吳瀟把她們介紹到自己簽的“工會”，一個播了十幾天，一個播了七八天，最后兩個人選擇了其他工作。

發現直播轉化粉絲很慢以后，林思穎的興趣也轉向了舞蹈類視頻的拍攝，她在專業課上學到的知識對拍攝和剪輯視頻有幫助。她會根據平臺推薦的熱點，跟姐妹一起研究運作、裝扮、流量跟投等。

未來一兩年，林思穎還想做自媒體，但她也不想放棄直播。如果大學期間能做起來，有不錯的收入，她畢業后打算繼續從事這個職業。如果不能，她會告別直播。

吳瀟說，在大學生直播行業，很少有能堅持下來的人。她迄今最感謝的人是公司的運營人員，吳瀟平時叫她姐姐，稱她是自己人生的“貴人”，讓她在直播上“沒走彎路，沒走邪路”。

運營姐姐跟吳瀟說過，“你的毅力真是萬里挑一，我相信你身上的能量感一定能激勵到更多姐妹”，她把這句話記在心里。

運營姐姐建議她在社交平臺上寫日記，因為她很喜歡表達自己。她就開始寫，一發不可收拾，更新了500多天，收獲了近5000粉絲，2.4萬贊。

現在，吳瀟每天直播六七個小時，結束后，她再吃上一堆保護嗓子的藥。

吳瀟吃的藥。

比起身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難以治愈。其實，2024年直播的一整年，每次開播前，她渾身都止不住地難過心慌、頭暈，幾乎每天都哭。

也有幾個小時下來，只掙到5塊錢的時候。“娛播并非別人口中所說就是撿錢，坐那就能掙錢。”

她意識到自己可能出現抑郁癥狀。2024年11月，母親來陪了她一個月，看著女兒吃藥。吳瀟感覺，自己原本是一個“高能量、活潑有干勁”的人，但逐漸變成一朵枯萎的花。她理解了很多做過直播的朋友，為何最后都放棄了直播。

家人也勸她不要再做直播，但她不聽。在她的至暗時刻，運營姐姐給她推薦各種書籍、電影，陪伴她，哄她。她下定決心在這行死磕到底，她始終覺得，直播行業比別的行業賺錢更快、更多。

心情就像坐過山車。2025年春天，吳瀟的直播間流量變好了，打賞也多了，她整個人的狀態也好起來。她以為自己不會再痛苦，但每當直播間沒有流量，某個大哥又說她“這不好那不好”，她還是會難過。

長期做娛播，吳瀟感覺自己和社會有種很強的脫離感，她想讓身心和外面的社會接軌。于是2025年9月底，她一口氣面試了12份工作，收到了11份錄用通知，最后選擇了汽車主播的工作，通過直播方式銷售汽車。但她發現“不好干”，收入與銷售業績掛鉤，也不如娛播。

吳瀟參加畢業論文答辯。畢業時她獲得“優秀畢業生”和“專業成績第一”的榮譽。

而且，同時做兩份工作，吳瀟無法兼顧，身心更加疲憊。干了一個多月后，她辭掉了汽車主播的工作，打算繼續做娛樂主播，將直播時間調整到早上的6點到10點，晚上9點到12點。

吳瀟分析過自身條件，認為自己非常適合做娛播，兜兜轉轉還是回到這里。但做娛播時的痛苦，是她無法回避的問題。

現在每天直播之外，余下的時間，吳瀟會冥想和看書。她慢慢發現，自己追求的結果，其實不是月入10萬，而是一種幸福感，但她的幸福感源自外界的認可，她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養成了“這樣的毛病”。

收入是最直觀的認可。老師、同學、朋友、家人聽到她的月薪，會夸她厲害，崇拜她，為她驕傲，這曾是她努力的動力。但是她不知道，這種靠金錢轉化來的認可會持續多久。如果有天收入很少，她該如何面對。

湖州師范學院教育學院副教授劉佳等在論文《大學生網絡直播現象的透視與治理》中提到，30%-40%的主播大學生明確以賺取收入為主要目的。論文認為，在利益驅動下，部分大學生陷入直播的“流量怪圈”。

該論文稱觀察了千余個大學生的直播間，并訪談了其中36人。論文認為，直播成癮是大學生直播的潛在風險之一，即為追求虛擬世界的認可，忽視現實生活需求，導致生活失衡。不少大學生無視身體健康，挑戰直播極限，陷入過度勞累的惡性循環。

吳瀟出生在農村，有一個異卵雙胞胎的姐姐。父母很寵愛姐妹倆，對她們“實行放養方式”，很少催她們學習和寫作業，平時做決定大多尊重孩子的意愿。

吳瀟從小到大都是班長，習慣得到別人的肯定。她和姐姐會監督對方，互相競爭又激勵，“都想成為優秀的人”。剛開始直播那年，姐姐在備考專升本，后來順利上岸。吳瀟看到她堅持每天學習，這種堅韌的精神鼓舞到她，她心里暗暗發誓，一定要把直播做起來。

吳瀟說，從上大學起，她就想賺錢付學費，想靠自己能力掙很多錢給父母花。大一暑假，她開始做家教兼職。大二暑假時，老師推薦她去公司做新媒體運營，負責寫公眾號文案。

到大三，一個假期的直播結束后，吳瀟賺了將近一萬塊錢。她給爸爸媽媽、姐姐發了春節紅包和祝福，這讓她很有成就感。

2024年6月，她用直播掙到的錢租了套四室兩廳的大房子，每月房租2500元，想把父母和姐姐都接過來住，只是父母習慣在老家生活，偶爾會過去住兩天。

她還記得剛開始直播的那年寒假。那是大年初四，父母開車去看她，給她拿了很多好吃的。她讓他們先走，房間小，住不下。

她說，她要直播，一天都不能斷。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