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G要“衛星優先”嗎？

未來，6G標準將更傾向于“融合架構”，中國的“空天地海一體化”方案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文 |工信部信息通信科技委常委 周建明

6G標準分化的核心誘因：

歐美“衛星優先”與中國“空天地海一體化”的路線分歧

6G標準的制定本質是技術路線與產業生態的主導權爭奪。歐美與中國在6G核心架構上的差異，是導致標準分化風險的主要原因：

1. 歐美：“衛星優先”的“非地面網絡（NTN）”主導路線

歐美國家（以美國Next G聯盟、歐盟Hexa-X-II項目為代表）將衛星通信視為6G的核心突破口，主張“衛星網絡優先覆蓋，地面網絡補充優化”的架構。其邏輯為，覆蓋優勢：衛星網絡（尤其是低軌衛星）可實現全球無死角覆蓋，解決地面網絡在偏遠地區、海洋、空中的“信號盲區”問題；技術積累：歐美在衛星制造（如SpaceX的星鏈、亞馬遜的Kuiper）、衛星通信協議（如DVB-S2X）等領域具備長期積累，試圖通過“衛星優先”鞏固其在通信領域的技術優勢；產業生態：歐美通過“Next G聯盟”等組織，整合衛星運營商、設備商（如高通、愛立信）、終端廠商（如蘋果、三星），形成“衛星-地面-終端”的垂直生態，試圖主導6G標準的話語權。

例如，SpaceX的星鏈計劃已部署超1萬顆低軌衛星，覆蓋150多個國家，其“衛星直連手機”服務已實現200Mbps下載速度，用戶破千萬。美國Next G聯盟更提出“4.2萬顆衛星織成太空6G網”的目標，試圖通過衛星網絡實現“全球無死角6G覆蓋”。

2. 中國：“空天地海一體化”的“全域覆蓋”路線

中國則主張地面網絡與衛星網絡深度融合，構建“空天地海一體化”的6G架構。其核心邏輯是為，地面網絡的基礎地位，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5G網絡（455萬個5G基站，覆蓋11.18億用戶），地面網絡的密度、容量、穩定性均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是6G的“地基”；衛星網絡的補充作用在于，衛星網絡主要用于補盲（如偏遠地區、海洋）和增強（如應急通信、工業互聯網），而非替代地面網絡；技術融合的優勢在于，中國的“空天地海一體化”方案整合了地面5G/6G、衛星通信（如千帆星座）、無人機、海底光纜等多種技術，實現“全域覆蓋、全場景適配”，更符合“萬物智聯”的6G愿景。

例如，中國千帆星座計劃部署超1.5萬顆低軌衛星，采用“低軌+超低軌”混合設計，激光鏈路延遲優于星鏈的射頻模式，且成本比星鏈低30%。2025年10月，千帆在香港郵輪實測“手機直連衛星刷視頻無卡頓”，年底將實現648顆衛星區域覆蓋，直接服務于“空天地海一體化”的6G架構。

標準分化風險的體現：

技術路線沖突與生態割裂

歐美與中國的路線分歧，導致6G標準制定面臨技術沖突、生態割裂、頻譜爭奪三大風險：

1. 技術路線沖突：“衛星優先”與“地面主導”的架構分歧。歐美主張“衛星網絡為核心，地面網絡為補充”，而中國主張“地面網絡為基礎，衛星網絡為補充”。這種分歧直接影響6G的系統架構設計：網絡拓撲：歐美傾向于“衛星星座+地面關口站”的拓撲，衛星直接與終端通信，地面網絡僅負責回傳；中國傾向于“地面基站+衛星中繼”的拓撲，地面基站仍是核心，衛星用于擴展覆蓋；協議標準：歐美推動“衛星通信協議（如DVB-S2X）”成為6G核心協議，而中國主張“地面5G/6G協議（如3GPP的NR）”與衛星協議融合，形成“統一空口”；技術指標：歐美更關注衛星網絡的“覆蓋范圍”和“終端兼容性”（如手機直連衛星），而中國更關注“地面網絡的容量”和“衛星網絡的補盲效率”（如偏遠地區的帶寬提升）。

2. 生態割裂：“歐美聯盟”與“中國生態”的競爭。歐美通過“Next G聯盟”“Hexa-X-II項目”等組織，整合了衛星運營商、設備商、終端廠商，形成了“封閉生態”；中國則通過“5G-A/6G一體化發展”“一帶一路”等倡議，整合了國內運營商（如中國移動、中國電信）、設備商（如華為、中興）、衛星企業（如銀河航天、垣信衛星），形成了“開放生態”。這種生態割裂導致：標準制定中的“圈子化”：歐美聯盟試圖將中國企業排除在6G標準制定之外，而中國則通過與歐洲6G-IA、東盟等組織合作，推動“開放標準”；產業配套的“碎片化”：歐美生態中的企業（如高通、愛立信）更傾向于采用“衛星優先”的技術路線，而中國企業（如華為、中興）更傾向于“空天地海一體化”，導致產業配套（如芯片、終端、應用）難以兼容。

3. 頻譜爭奪：“衛星頻段”與“地面頻段”的資源沖突。6G的高頻段（如太赫茲、毫米波）和低頻段（如6GHz以下）資源有限，歐美與中國在頻譜分配上的分歧，進一步加劇了標準分化風險：歐美主張“衛星網絡優先使用高頻段（如太赫茲）”，因為衛星通信的“路徑損耗小、覆蓋范圍廣”，適合高頻段；中國主張“地面網絡優先使用高頻段（如毫米波）”，因為地面網絡的“容量大、延遲低”，適合高頻段，而衛星網絡使用“低頻段（如6GHz以下）”，用于補盲。這種頻譜爭奪導致國際頻譜協調難度加大，例如，國際電信聯盟（ITU）在2023年制定的《IMT面向2030及未來發展的框架和總體目標建議書》中，雖明確了“空天地一體化”的方向，但未解決“頻譜分配”的具體問題，導致歐美與中國在頻譜使用上的分歧仍在。

應對標準分化風險的策略：

技術融合與生態協同

盡管存在標準分化風險，但技術融合與生態協同是解決分歧的關鍵，中國已采取以下策略：

1. 技術層面：“空天地海一體化”的“融合架構”中國主張“地面網絡與衛星網絡深度融合”，而非“非此即彼”。例如：網絡架構：采用“核心網-邊緣網-末梢網”三級架構，核心網負責全局調度，邊緣網負責區域處理，末梢網（衛星、無人機）負責補盲；技術融合：推動“地面5G/6G技術”與“衛星通信技術”融合，例如，華為的“太赫茲通信編碼”技術可同時應用于地面基站和衛星，實現“統一空口”；應用場景：聚焦“全場景適配”，例如，城市用“毫米波+智能超表面”提容量，偏遠地區用“衛星+中繼”補盲區，工業場景用“光纖+6G專網”保穩定。

2. 生態層面：“開放合作”的“全球生態”。中國通過“一帶一路”“GTI國際產業大會”等平臺，推動“開放生態”，打破歐美的“封閉圈子”：國際合作：與歐洲6G-IA簽署備忘錄，推動“開放標準”；與東盟、非洲等地區合作，推廣“中國6G方案”（如印尼農業用6G+AI監測作物，泰國引入中國技術建設智慧城市）；產業協同：整合國內運營商（如中國移動）、設備商（如華為、中興）、衛星企業（如銀河航天、垣信衛星），形成“全鏈條協同”，例如，中國移動的“5G-A/6G一體化試驗網”已覆蓋330個城市，為6G商用鋪平道路。

3. 標準層面：“求同存異”的“國際協調”。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電信聯盟（ITU）、3GPP等組織的標準制定，推動“求同存異”的標準方案；ITU框架：支持ITU《IMT面向2030及未來發展的框架和總體目標建議書》中的“空天地一體化”方向，推動“衛星網絡與地面網絡”的融合標準；3GPP標準：擔任3GPP全球首個6G場景和需求標準項目、無線接入網首個6G標準項目報告人，推動“地面5G/6G標準”與“衛星標準”的融合。

四、結論：標準分化風險可控，“融合”是必然趨勢

盡管歐美與中國的6G路線存在分歧，但技術融合與生態協同是解決分歧的關鍵。中國的“空天地海一體化”方案并非排斥衛星網絡，而是將其作為地面網絡的補充，更符合“萬物智聯”的6G愿景；歐美的“衛星優先”方案也并非否定地面網絡，而是試圖通過衛星網絡擴展覆蓋。

隨著國際電信聯盟（ITU）、3GPP等組織的協調，以及中國企業的技術突破（如太赫茲通信、千帆星座），標準分化風險正在逐步降低。未來，6G標準將更傾向于“融合架構”，即地面網絡與衛星網絡深度融合，實現“全域覆蓋、全場景適配”，而中國的“空天地海一體化”方案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

周建明

周建明，教授級高工，博士生導師，現任工信部信息通信科技委常委、工信部信息經濟專家委委員，獲南京郵電大學學士學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碩士學位、法國雷恩商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及郵電部百名優秀科技工作者稱號，歷仼郵電部規劃研究院院長；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移動研究院院長；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技術部總經理。深耕電信行業四十多年，從事信息通信技術研發及戰略管理工作，作為科研人員及負責人帶領團隊先后獲得了二十余項部委級科技進步獎和多項國家科技進步獎。

編輯：亮亮

指導：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