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當兵時，有人為了少站崗，撥動了連里的馬蹄表

1973年12月，我應征入伍。到部隊經過三個月的新兵訓練后，我被分配當了報務兵。跟別的專業不同，我們報務兵在下連隊之前，還要進行報務訓練。當時，接受報務訓練的一共有兩個連隊，分別是二連和四連。二連以北京兵為主，四連則是以吉林兵為主。

當時二連的北京兵基本上都來自城市，而四連的吉林兵則大部分都來自農村。兩個連比較起來，北京兵的接受能力顯然要比吉林兵好，因此，二連的訓練進度和技術水平都走在四連的前列。

然而，這些優點并不足以掩蓋我們自身的很多缺點（我也是北京兵），“京油子”的外號，還是在不知不覺間，被戴在了我們頭上。同時，那年夏天發生在報務訓練中的“鐘表疑云”，似乎也給我們這個“外號”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時，我們這一批兵中，很多戰友都是十六、七歲。而十六、七歲這個年齡，正是睡眠需求比較旺盛的階段。但當時按照部隊的要求，夜間必須有人站崗。連里對站崗做出的安排是，每班崗排兩個人，站崗時間為一個小時。

上世紀七十年代，物質生活并不豐富，手表在人們心中的分量，就跟今天的汽車差不多。先說明了這一點，大家才能明白，為什么在那個年代，一個連隊中只有二、三只手表，而這幾只手表的擁有者，無一例外都是穿著“四個兜”的干部（七十年代時，已經取消了軍銜制，干部跟戰士唯一的區別，就是干部服的上衣是四個兜）。

手表的數量有限，那么，每晚站崗的士兵該如何來掌握交接班的時間？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我們連里特意準備了一只馬蹄表。到了站崗時間，每天晚上的第一班崗，都要先到連部去拿這只馬蹄表，除此之外，還要領一道當晚的口令。第一班領到后，開始一班接一班的往下傳，直到傳給第二天早上站的最后一班崗。

剛開始站崗的時候，因為大家比較陌生，站崗都還是比較認真。但等到熟悉之后，問題就出來了。要知道，一個熟睡的人在被忽然叫醒后，總是會有幾分鐘，大腦是處于空白狀態的。

而這個因素，也影響到了我們站崗的質量。因為在實際站崗中，當被叫醒的人度過大腦空白的狀態，真正清醒后，總是想不起上一班崗的戰友交待的口令是什么。這種情況還不是一個月發生一兩次，而是幾天一次，屢屢發生。因此，每天早上最后一班崗回連部交差時，總是會出問題。

當時也被這個問題困擾的我，在一番思索后，終于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那就是，在我知道第二天早上的最后一班崗有我站時，我頭天晚上便會去找站第一班崗的戰友，然后問清楚當晚的口令是什么。問了清楚，然后在熟記于心之后，我才會安心的回到宿舍睡覺。

本以為有了這個方法，就會一切順利的我，在第二天早上站最后一班崗時，就出了問題，發生了那件讓我至今難忘的“鐘表疑云”。

在知道我是站第二天早上的最后一班崗時，我在當天晚上就找到站第一班崗的戰友，向他們問清楚了口令后，我才上床睡覺。那晚，我睡的很香，也以為明天早上去連部匯報時不會出什么差錯。我還記得，那晚我睡著后還做了個夢，我夢見自己獲得了連隊抄報的第一名，心里美得不行。直到被叫醒上崗后，我還在回味著剛才的夢。

就這樣，在站崗中，時間一點一點的過去了。但奇怪的是，那天早晨，馬蹄表的時針已經指到了六點，天卻還只是蒙蒙亮，連部也沒有吹起床號。我跟一起站崗的戰友都很納悶，難道是這馬蹄表不準了？但因為我倆拿不定主意，于是又站了半個小時的崗。眼看馬蹄表的指針已經顯示到了六點半，仍然不見連部有動靜，我倆站不住了，便一起去宿舍找了排長。

當時我們排長也有一只自己的手表，所以他當然知道準確的時間。在經過排長仔細的對比后，得出的答案竟是，我們的馬蹄表快了一個小時。“鐘表疑云”也就自此產生：究竟是馬蹄表不準，還是有人故意撥快了表？

這看似是個簡單的問題，但查起來還真不容易。雖說是兩人一崗，但如果沒有人承認，還真是沒有一點線索。因此連里查到最后，也沒查出來，撥快馬蹄表的究竟是誰。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是，當晚站崗的，并不都是北京兵。

在此事發生若干年后的戰友聚會中，我曾經試圖考證此事。但大家對這件事情的記憶，幾乎都化為了空白，回答我的也只是，“好像是有這么個事”。

究竟是誰為了多睡一小時撥快了馬蹄表，是不是我的北京戰友？現在看來，是永遠都不會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