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10年12月29日，巴黎那個冬天的風估計挺冷的，但在第17區市政廳里，氣氛比外面的風還讓人哆嗦。
當公證人按流程問那個叫瑪麗·羅斯的小姑娘“愿不愿意”時，全場死一般的寂靜。
這姑娘才15歲，整個人像被雷劈了一樣僵在那兒，嘴唇動都不動。
你猜怎么著？
站在她身后的親媽奧爾佳，突然扯著嗓子替閨女喊了一句：“是！”
這一嗓子，把在場的公證人都給整不會了，手一抖，鋼筆水在結婚登記簿上暈開了一大塊污漬。
這場所謂的跨國婚姻，打一開始就是個沒法洗白的騙局。
咱們現在提起盧芹齋，總有人給他貼個“愛國儒商”的標簽，別被這些花里胡哨的人設給忽悠了。
而那個強勢的丈母娘奧爾佳，看著像是個體面的帽子店老板娘，其實就是個靠情夫養著的波蘭移民，日子過得那是相當緊巴。
說白了，這就不是什么愛情故事，而是兩個在社會邊緣混飯吃的野心家，拿一個未成年少女當籌碼，做了一筆資源置換的買賣。
最讓人細思極恐的事兒發生在婚禮第二天。
新婚的瑪麗在一堆陌生的中國古董堆里醒來，這會兒她的新婚丈夫盧芹齋在干嘛呢？
他正畢恭畢敬地帶著丈母娘奧爾佳直奔銀行，要把自己保險箱的鑰匙雙手奉上。
這種“丈母娘掌權”的奇葩模式，不是什么家庭倫理劇，而是盧芹齋為了生存搞出來的“變態策略”。
作為一個從浙江湖州出來的孤兒，盧芹齋心里門兒清：在1902年的歐洲，種族歧視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眼光再毒，能隔著三米看出青銅器的真假，可頂著一張黃皮膚的臉，這就是做生意的天花板。
他急需一張“白人面具”，而奧爾佳急需一張長期飯票。
于是，才15歲的瑪麗，就這么稀里糊涂地被親媽推進了火坑。
那陣子巴黎華人圈里誰不知道啊，盧芹齋真正的那口子其實是風韻猶存的丈母娘，那個名義上的老婆瑪麗，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擺在那兒的一尊“白瓷娃娃”。
但不得不說，盧芹齋這人是真精明，把人性這點東西算是玩明白了。
這樁畸形的婚姻，硬是成了他混進西方上流社會的敲門磚。
婚后第六年，他在巴黎蓋的那座著名的“紅樓”（La Pagode），與其說是古董店，不如說是個大戲臺。
那些本來對中國古董心里犯嘀咕的洋人買家，像洛克菲勒家族、大都會博物館的買手，一進門看到盧芹齋身邊站著優雅的法國太太，還有幾個漂亮的混血閨女，戒心立馬就沒了。
盧芹齋太懂洋人想要什么了。
他讓混血女兒們穿著絲綢旗袍，在唐三彩和北魏佛像前背誦《論語》。
就在這溫情脈脈的家庭聚會掩護下，成千上萬件中國國寶，就這樣完成了所有權的非法轉移。
可是啊，面具戴久了，肉都會爛在里面。
對于瑪麗來說，這就是一場沒有盡頭的凌遲。
到她二十歲那年，她驚恐地發現，自己明明是“盧夫人”，結果連買塊面包的錢都得伸手管親媽要。
她想反抗，問丈夫憑啥家里的賬本、密碼全在老媽手里？
換來的卻是盧芹齋冷漠的背影，還有親媽歇斯底里的威脅。
這事兒吧，直到二戰爆發才算是個頭。
當納粹的坦克開進巴黎，社會秩序全崩了，奧爾佳背后的情夫也倒臺了，一直裝孫子的盧芹齋這才露出了獠牙。
他一把收回了所有財權，把那個控制了他半輩子的丈母娘一腳踢開。
但這時候的瑪麗，早就被精神壓抑折磨得不行了，在那份精神病院的檔案里，醫生冷冰冰地寫下了“適應性障礙”。
要是把視角拉高點，你會發現盧芹齋這就是典型的“雙面人”。
最諷刺的是什么呢？
歷史學家后來在紅樓地下室的賬本里，發現了一筆1911年的匯款記錄——整整三千法郎，匯往中國，接收方是正在搞辛亥革命的革命黨。
這個細節挺值得玩味。
這恐怕不是因為什么愛國情懷，而是商人本能的“多頭下注”。
他一生都在用各種面具周旋，婚姻是面具，愛國是面具，儒雅也是面具。
你要是去翻翻盧芹齋家族1935年的那張全家福，真的，隔著屏幕都能感到窒息。
如今巴黎那座紅樓還在，導游們還在講著“中國古董教父”的傳奇。
他戲演得是不錯，可卸了妝，留給歷史的，只有那個15歲少女沒能說出口的拒絕，還有無數流落異鄉的國寶無聲的哭泣。
那個沒能說出口的“不”字，哪怕過了幾十年，還在巴黎的上空飄著呢。
參考資料：
Geraldine Lenain, Monsieur Loo: Le roman d'un marchand d'art asiatique, Philippe Picqui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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