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彭德懷赴任三線，臨行主席特意囑咐：和三位頂頭上司搞好關系

1965年11月30日上午，成都車站籠著細雨，站臺上傳來短促的汽笛聲。彭德懷邁下車廂，身旁隨行箱包極簡，一件軍大衣、一疊文件、一張毛主席兩周前親手遞來的便函。圍觀群眾并不多，仍有人認出他，低聲驚呼“彭老總來了”，這位昔日“橫刀立馬”的大將，如今肩負的卻是鋼軌與水泥的任務。

落腳永新巷七號，他先把那張毛主席簽名的半身生活照掛在床頭。照片下壓著便函，紙頁微翹，內容只有寥寥一句：“到西南后，與三位頂頭上司相互支持。”旁人只道是客套話，彭德懷卻反復琢磨，他清楚，大三線建設不允許出現半分扯皮。

時間線倒撥回到9月23日上午，中南海頤年堂燈光微暗。毛主席端著茶杯，目光平和，卻分量十足。“國家要準備最壞的局勢，你去西南合適。”彭德懷坦言：“工業是外行。”主席搖頭：“打仗要后方，工業就是另一種戰場。”隨后只補一句：“記住，協同最要緊。”言簡而意深。

外界形勢并不寬松。1月，越戰升級；5月，蘇聯再次提高在外蒙古空軍駐軍等級；同年，美軍B-52轟炸機已具備對華南沿海的直接打擊能力。華北、華東動一槍，長江以西便成唯一安全縱深。中央批準的“三線”概念，根子就扎在這串緊迫數字里。

彭德懷在人民大會堂第一次聽取西南方向方案時，特意要來一張一米見方的地形圖。他用鉛筆圈出攀枝花、德陽、寶雞等地，圈得重處折斷，鉛粉灑在他指尖。會上他沒有表態，會后才把圖紙卷起放進公文包——這是習慣，戰爭年代他總把地形圖帶在身邊琢磨線路，如今只是把“推進路線”替換成“廠礦分布”。

到成都第二天，各局負責人排隊匯報。李井泉進門，老友見面無須寒暄。兩人當年在西北野戰軍共事，知道對方脾氣：話要講實，方案要落地。程子華挾著厚厚的鋼鐵、兵工項目資料，殘疾雙手動作極慢，卻每頁貼簽一一標注；閻秀峰則帶來了地方基建進度表，上面清楚寫著主干公路、輸變電線路的日日更新。三位“頂頭上司”風格各異，卻都懂緊迫性，彭德懷心里踏實三分。

匯報到晚上十一點，燈泡發白。程子華手指酸麻，仍堅持翻到最后一頁。彭德懷輕聲提醒：“先休息，細節明日再議。”程子華擠出笑：“老總，我手慢，別耽誤進度。”一句調侃，把會場氣氛從繃緊拉回正常。

接下來五天，彭德懷白天聽方案，晚上伏案寫批注。紙張碼得比小臂還高，他常端起一杯濃茶，一口喝干。秘書勸他歇一歇，他答：“早些定下來，少走彎路。”語速不快，擲地有聲。按照他的要求，所有新建項目先過“戰備”考量：防空洞能否在七日內貫通，機床能否拆卸轉移，鐵路支線拐彎處角度不得超三十度以便離散運輸。

十二月中旬，他第一次去了攀枝花。車行金沙江，山谷風大，塵土裹著鐵礦味。負責勘探的李非平介紹完，補一句：“本地老鄉叫這段‘風喉’，七八月洪水爆發，江面窄處只剩二十米。”彭德懷抬頭看山體紋理，沉默許久才說：“風喉要挑開，廠區布局要爬坡，安全堤要加粗。”隨行工程師當即做筆記，回程車廂里就改了圖紙。

有意思的是，一到基層他反倒常被提醒“看電影”。永新巷小禮堂每周兩場，都挑當時最熱門的新片。不久他發現觀眾幾乎全是機關干部，工人和家屬卻站門口張望。他當即在黨小組會上點名：“同志們，院里放電影不是給我專場，我們別成特殊化樣本。”當晚影院便對外售票，票價低到象征意義，座椅立刻被占滿。

大三線工程點多、線長、戰備級別高，材料周轉量巨大。為節省鋼材，他建議在滇北、黔東建立若干小型軋鋼車間，就地滾軋建筑鋼筋，再通過汽車短駁送往主干廠區。此舉一年省下七萬噸運輸量，直接縮短攀鋼一期竣工時間五個月。李井泉后來評語：彭總考慮的尺度，仍是作戰口徑。

春節前夕，他已走訪二十多個縣市，足跡延伸到貴州水城、云南昭通。途中偶遇大雪封山，警衛欲折返，他回答：“計劃不等天氣。”一語定下繼續前行。車輪壓出吱吱聲，山路盡頭是一片剛平整完的工地，十幾盞汽燈在雪幕里亮著，工人們掄錘不止。遠處傳來夜風，同時帶來融鋼般的熱度。

短短七個月，西南三線初步框架成型，攀枝花特鋼、德陽重機、重慶兵工相繼破土，用電、供水、道路逐步連線。彭德懷在每一份工程表上簽字只寫兩個字：“可行。”字跡遒勁，和他當年前線批令無異。頂頭三位上司分頭推進，無人再提“分工不確”之事，組織運轉良性循環，正應了毛主席那句囑托——關系搞順了，事情就順。

1966年春，金沙江岸第一爐鐵水噴薄而出。有人問彭德懷：“為何如此執著親歷？”他答得簡短：“關系國脈。”這兩個字，給旁觀者留下的，是將軍變身建設者的堅決姿態，更提醒后人，大后方不只是地理概念，它起于一場緊迫的國家安全計算，落成時卻寫進了中國的工業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