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正式崛起，這期間起決定作用的人是誰？

1935年1月15日夜，烏江上游寒風凜冽。數十公里外的黔北小城正燈火微弱，中央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已陸續抵達，準備召開一次被定位為“生死攸關”的會議。彼時的中革軍委書記周恩來三十七歲，長征路上因久病略顯消瘦，卻精神異常集中。沒人預料到，短短數天內，黨和紅軍的指揮中樞將發生劇烈洗牌。

湘江一役損失慘重，八萬多人銳減至三萬；戰士議論紛紛，“再這樣折騰下去，誰還撐得住？”此前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承受巨大壓力。博古急躁到掏槍想自戕，李德爭辯仍堅持原方案，唯獨周恩來靜默，眉頭緊鎖。戰略方向必須調整——這是大多數干部的共識，可由誰來做主，卻懸而未決。

張聞天與王稼祥是在此關口站出來的。1月初，他們在云南威信附近一處山坳短暫停留時對話良久。王稼祥聲音低啞：“紅軍究竟要去哪？”張聞天回答：“若沒有毛澤東出面，下一個湘江就在前頭。”寥寥兩句話，定下未來布局。彭德懷得到消息后痛快點頭，一句“救兵多條路，關鍵要對路”，態度表明得再直接不過。三人暗中聯絡，決定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力挺毛澤東。

遵義城里條件簡陋，臨時會場設在柏樹林街老宅二樓。17日上午開會，張聞天第三個發言，列舉自1933年福建建寧到1934年湘江的失誤，矛頭直指博古和李德；語氣冷靜，卻字字見血。輪到毛澤東時，他闡釋機動戰、分兵迷敵的思路，語速不急，卻讓與會者豁然開朗。緊接著，是身體抱恙的王稼祥。為穩住傷口，他被人攙著站起，卻堅持發言超過二十分鐘：“軍事指揮必須改由最懂中國革命實際的人負責。”會場寂靜，連窗外的風聲都聽得分明。

真正讓局勢定調的，卻是隨后周恩來的表態。這位長期主持軍務的領導人清晰闡明個人責任：“過去的錯誤，自己難辭其咎；今后軍事工作，應當由毛澤東同志來統籌。”一句話，使得觀望者放下顧慮。周恩來的話分量無人能及，因為在此之前三個月，他已三次在關鍵會議上傾向毛澤東。黎平會議，他拍案駁斥李德“北上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猴場會議，他推動取消“三人團”軍事獨斷，改由政治局集體指揮。每一步，都在削弱原有架構的制肘，為后續人事調整掃清障礙。

遵義會議的投票結果并未公開記錄，但當晚多數同志都清楚：毛澤東進入政治局常委，負責協助周恩來統籌前敵。王稼祥后來回到住所，滿臉倦容卻說，“這一票，值。”毛澤東也坦言：“關鍵時刻，稼祥同志的支持意義非凡。”然而，毛澤東更明白，沒有周恩來的首肯，嶄新的指揮體系很難落地。會后第二天，周恩來親自安排毛澤東入住距會場二里外的小青瓦房，方便隨時磋商軍務。

3月，中央在古藺成立前敵指揮部，政委毛澤東、參謀長劉伯承、總指揮周恩來。表面看，周恩來仍為最高軍事首長；實際上，他主動放權，以求紅軍生存。這種“甘當副手”的胸懷，是毛澤東得以充分施展才能的前提。一渡赤水至四渡赤水，周恩來更是主動協調博古，陳云、鄧發等同志，也多次被他勸服支持新的作戰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在思想層面對紅軍干部的影響同樣深遠。長征途中，戰略猶豫屢見不鮮，而周恩來的行動示范起到了壓艙石作用。對口令一出，電臺加密改為“統一由軍委值班室抄收”，以免分歧拖延戰機；新式偵察機制建立，偵通小組單獨受毛澤東、周恩來雙線指揮。不少年輕軍官私下談論：“總參謀長講話都傾向主席，上面是真服了。”

回到遵義會議本身，王稼祥和張聞天是發起者，彭德懷是推動者，關鍵一票投給毛澤東毫無疑問。但如果要追問“起決定作用的人是誰”，更深層的答案顯然指向周恩來。只有他兼具名義權力與道義威望，并且在關鍵時刻用“自我裁撤”來證明立場。放下個人得失，這一點在政黨史中并不多見。

后來的事實也印證了那次抉擇的正確性。長征后期，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等行動皆沿用了遵義會議確立的指揮體制。1945年4月七大召開，毛澤東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時，周恩來以副主席身份協助，格局與十年前的主動讓位如出一轍。歷史從不憑空造英雄，每一次關鍵轉折都離不開個人的抉擇與集體的犧牲。

試想一下，倘若周恩來當年執意維持“三人團”，或僅僅繼續擔任“協調者”而避談責任，遵義會議可能草草收場，后來局面難預料。正因此，研究遵義會議不能忽略制度設計、輿論氛圍、軍事壓力等綜合因素，更不能忽略周恩來的獨特貢獻——他不僅促成會議召開，更在會后以行動確保新決策得以執行。

遵義會議距離今天已逾八十載。那幢狹窄小樓依舊矗立，青磚被歲月磨得發亮。若走進二樓會場，窗欞依舊，座椅依舊，唯一改變的是那些緊張的心跳早已隨風散去。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會記得王稼祥的勇氣、張聞天的鋒利，也會記得周恩來把個人榮辱置于生死之外——這是長征精神的重要注腳，更是理解毛澤東崛起不可或缺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