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三杰”之一魏斐德的博士論文和成名作！精彩復盤晚清華南的權力游戲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y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動亂

魏斐德著，梁禾譯，新星出版社，2022年10月，14.4萬字

01

簡評

也是一本聽說了很久的書，作者是費正清的弟子， 與孔飛力、史景遷并稱為美國漢學界“三杰”。 《大門口的陌生人》是他的博士論文和成名作。 作者對晚清華南的權力游戲進行了精彩復盤，全面展示了外部沖擊如何被中國內在的社會結構所吸收、折射和扭曲， 打破了“侵略-反抗”的簡單二元敘事。反洋人的民眾也可能反清，保清的團練可能壯大到威脅朝廷，而被視為蠻夷的客家人和外國人，也可能成為清政府依賴的對象。復雜性，才是歷史的原貌。

書寫得像小說似的，但歷史不本就是遠比虛構更為精彩的小說？畢竟小說需要邏輯，但現實并不需要。

02

選讀

太平天國運動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成了一道分水嶺。從線性走向看，這個民族的近代史，正是從這些動亂歲月里開始的。首先，帝國分裂成地方勢力，然后清王朝衰弱，被推翻，最后出現軍閥割據。

然而，我們一旦接受這個歷史線性下滑走向，混亂便隨之產生：起義是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還是另一個歷史階段的開始？太平天國運動不過是中國農民歷來造反的一個新形式而已？抑或是，它蘊含了各種新生力量，將在未來的年代里塑造并改變中國？

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前，我們沒有世界史，也沒有全球史。對許多人來說，根本沒有全球一說。歐洲、中東、非洲、亞洲、美洲——每一處都被湯因比(Arnol.J.Toynbee)稱為“明白易懂的歷史單元”。這其中有互動，甚至有碰撞——地中海世界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但它們的歷史均自成一體。羅馬帝國派往漢朝的“使者”們，甚至還有去唐王朝的希臘人和阿拉伯人，他們都是在另一個時期，去另一個地方、另一個世界的旅行者而已。僅僅在蒙古人統治時期(1280—1367)，中國和地中海之間才有了真正的橋梁。而明朝實際上卻又割斷了那個連接。

然而，就在這段忘卻中，一個新的全球歷史正在形成。

亞洲天亮，墓碑出現，什羅普郡人的名字可見；尼羅河潮水泛濫，塞文人的尸體被淹。

歐洲本體已經開始變化。

中國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遠離著這場人類革新演變。她越長久地保持孤立，當這個最后的、龐大的、獨立的歷史單元的文化禁錮被粉碎時，她所受到的震顫就越強烈。

鴉片戰爭(1839—1842)使中國的大門被打開。

現在，兩個進程，內部的與全球的，匯合起來了，甚至混為一體。

中國村民向一個英國人投石，帕麥斯頓(Palmerston)子爵三世在倫敦大怒，白廳向北京施壓，廣東的一個農民被斬首。地方上發生的事件來來回回穿梭，編織著世界歷史，中國變了。

讓我們進入地方史吧。

第二部 大門口的陌生人：抵抗政治(1842—1849)

第九章 1849年的勝利

1838年至1842年，茶葉出口量平均為1.91萬噸/年。但到了1844年至1851年，平均出口量增加到2.9萬噸/年。那些覺得新通商口岸有損廣州茶葉貿易的擔憂，似乎被證明是錯了。然而，對此持樂觀態度的人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廣州與華中之間隔有大庾嶺山脈，所有物資的運輸都得經過陳嶺或梅嶺上盤旋的陡峭而狹窄的山路。這意味著：任何反民或土匪只要控制了這兩條要道，就可挾持廣州的貿易。

茶葉貿易被地理分割成二：北方的流向上海，南方的運往廣州。北江上游和梅嶺山沿途的船夫和苦力突然沒了活干，而南下地帶運輸道上的同行們卻一如既往地在搬運茶葉。他們曾經是長江南部舊式運輸的主力，現在卻找不到雇主。這些人便是潛在的秘密社會或幫匪的發展對象。當太平天國的起義軍一路殺到這些地方時，這些船夫和苦力紛紛加入，廣州的茶葉貿易跌落到了半數。

茶葉貿易的變化并非源于19世紀40年代中期的商業危機。但紡織品貿易市場的變化則是1847年危機的直接反應。優質絲綢的原產地是一個狹長地帶，長僅160公里，上海城就在它的東北角。

上海因此而具有成為中國最大絲綢貿易中心的威脅力。信貸危機將這個可能變成了現實。當遠離產地中心的廣州面臨著貿易過剩時，上海一下子躍入領先地位。廣州不再是中國最大的貿易港了。

是貿易衰落引起了抵制貿易，而非排外主義所致。

第三部 叛亂與反動：地方主義政治(1850-1856)

19世紀的廣東社會是一個盤根錯節、根深蒂固的社會交織網：團練、公行、秘密社會、士紳們的委員會、海盜幫匪、“公所”，尤其是沿血緣形成的宗族體系。其中，“族”，似乎使華南地區有別于帝國的其余部分。這并不是說其他地區不存在宗族體系，但廣東那尤為龐大且與生俱來的宗族體系，卻是發動民眾的基本而無所不在的組織形式。其原因之一，是因為這些宗族成員往往是省里最大的土地擁有者。他們的“族田”（祭田或長田）所提供的收入，被族長們用于資助生童讀書、發放擁有功名者的津貼、科舉考試的開支、救濟貧苦病殘等。也有把土地收入分給本族內各個家庭的，而那些家庭轉而又把得到的收入用于再征購更多的族田。

宗族擁有的土地本身也標志了家族的統一性，是其綜合力量和特權的基礎。不過與此同時，其他力量——他們均以族田為代表，卻能使血親關系分裂。宗族并不代表一個田園牧歌式或靜止狀的相互關系。比如，用作津貼的田租就是從本族相對貧窮的成員和佃戶那里征集來的，于是這些農民就會，也一定會，對本族施行高田租或高利貸的族長們懷有深深的怨恨。

于是，在家族內就會經常發生各種力量互相擠壓撕扯的情況，結果時而會導致瓦解、時而會產生團聚。這些力量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最突出的表現是在一個宗族內兩種關系并存：一個是階層，另一個是親屬層。地主和佃戶，各自與其家族相對應的階層共同具有潛在的（若不是實際的）階層利益。但與此同時，這種橫向的凝聚則被縱向的親屬關系減弱，隨之階層間的沖突亦得以減緩，于是宗族便有助于鄉村的社會穩定。不過，統一血緣干系最有效的手段——宗族戰爭，卻也擾亂了廣東的鄉村。

在廣東宗族間的斗爭是公開地由族長們支持組織的，因為這是他們加強自身權力及掌控家族祭田的重要途徑，而祭田轉而又為宗族之戰提供資金。說到底，宗族斗爭所需的代價和許諾的犒勞費用增強了族內的團結，密切了富裕后輩們之間的關系。

大多數斗爭都起源于水或土地的使用權。各宗族都偏向用斗爭解決，而非依賴衙門判決，以避免被敲詐勒索或受中國司法的愚弄。

近代經濟的到來（無論其是否與國外征服力量相結合），可能而且肯定會，打破以親族為基礎的社會平衡，因為它使其中一些家庭“富裕”起來的同時，讓另一些家庭變貧窮，或者索性瓦解親族關系本身。傳統的血族復仇制，也許確實會越軌，從而滋生出一系列罕見的仇殺和你死我活的罪惡，階級斗爭的因素也就開始介入。黑手黨如此，三合會也是如此。

第十一章 華南的秘密社會

秘密社會代表了一種人為的但卻是完整的次級社會(subsociety)制度。加入秘密兄弟結盟會，就等于新生，意味著進入一套新的永恒關系中。社會差別會被去除掉，一個強大的團結體形成了。

理想的中國社會單位就是大家庭。通常，只有主干家庭被證明在經濟上是穩定的。嫡長子之外的兒子們須自己成婚組建家庭，不然就淪落為流動人口，在儒家社會倫理中屬“危險階級”。這個社會內在的無產階級自然而然地助推著任何小規模社會或經濟危機演變為一場大亂。他們的家庭理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們的造反組織也可以模仿親屬關系，并用一套復雜的儀式來確保這種人為關系的密切。

實際上中國南部存在三種層次的“叛亂”：盜匪、歹徒、真正的造反者。

“盜”是鄉間幫匪專門為偷盜某一特定目標而臨時聚集的小團伙。參與者沒什么穩定性。一個農民可能參加了這次搶劫而沒參加下一次。

“賊”往往居住在村莊之外的山林中，他們是永久性結盟的兄弟。他們與村民間沒什么合作。相反，各村經常付保護費以防賊進村。

最后是造反的秘密社會。當地方經濟狀況壞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越來越多安分守己的農民就不得不以偷竊為生，這時“盜”與“賊”就沒什么區別了。

無論一個宗派的起源有多怪異，他們的追求很快都會變成現世的、政治性的。就連最具有革命性的中國秘密社會，如南宋時期的抗糧運動，也不涉及烏托邦。歐洲慈善性的圣方濟會和公社性的修道院在道義上都反對財產制，而中國的兄弟會只是尋求財產的再分配而已。

這種烏托邦性質的逃離與持久的政治參與之間的區別，揭示了為何中國的秘密社會被持續卷入中國的朝代變遷之中，也解釋了為何秘密社會無法提出對儒家體系的替代。

相對而言，歐洲的基督教只是在外表上統一，而實際上則包含了兩大社會思潮：一是以托馬斯為代表的保守主義，它以自然法則(lex naturae)和亞里士多德的方式來解釋“天國”以外的社會制度；第二種屬于激進主義，它以“千禧年說”“普愛”，以及傾向原始共產主義為特征。羅馬教廷以建立僧侶秩序來容忍這具有反制度教義的后者。然而9—16世紀的天主教歷史，可以被簡單地理解為：教廷對那些攜有潛在革命理念的宗派或異教如阿爾比、圣方濟、塔波爾教會，進行孤立、驅逐、毀滅未遂，而一再失敗的歷史。教會最終被宗教改革擊敗。因為無論是宗派還是脫離教會現象，二者都是對強調秩序、法規、制約的教皇制度及其等級制的“純粹”抵抗。教派歷史本身并不是用一個含有普遍得到認可的價值和信仰的具體宣言來替代教廷等級制的一系列過程。準確地說，教派更是代表了一系列的疏離，而他們的信仰飽含激情，教廷對此只能可望而不可即，因為托馬斯的社會理論基礎不具備必要的“魔力”而使人共享其理念。

在中國秘密社會和宗派歷史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是佛教傳入了千年至福說。

這個理念認為，從一個周期向另一個周期的過渡是以災難來宣告的，而這個說法確實與旱澇及外族入侵的實際歷史恰好對上。

簡言之，精神力量會戰勝世俗權力。但是，儒家政治制度的結構本身使得任何單一的理論都無法宣稱獨具這份精神力量。皇帝一旦披上龍袍，便被賦予了掌控天地的神力，直至新一輪災難出現。于是，佛教關于精神對歷史作用的理念，最終讓皇帝傾向用儒教來平定動亂。世界沒有終結。失意的、被疏離的、反叛的，都被納入這個持續更新、永不中斷的儒家歷史輪盤中。

阿彌陀佛的樂園從來沒現世過。歷史一直是個過程，從來沒有變成為進步。

這便是西方與中國思想最根本的區別。當第七封印被打開時，世俗世界就會消失。但是用維科、孔多塞的理性或用喬·費奧萊或波艾姆的神秘論，樂園成為現世：斯威登博格的天堂以一座“巨石糖果山”顯現。獎賞這個世界的允諾，被證實是19世紀最具爆發力的社會力量。圣西門、傅立葉和馬克思均把歷史視為進步與工業革命的結合體，由此產生了現代社會主義。在中國，這種歷史觀，僅在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國時才被引進。在此之后康有為才得以把公羊派的“大同”學說，從古樸世界變為烏托邦；從恬靜的往昔變成輝煌的未來。然而，到了那時，中國要的是西方的而非本土的樂園。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現了，儒家學說氣息奄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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