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平西謎案，八路軍一位司令員為何槍決另一位司令員？

1939年4月27日，平西根據地傳出一聲槍響。冀東抗日聯軍總司令高志遠倒在

血泊中，開槍的命令來自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司令員蕭克。一個曾帶領數萬民眾揭竿抗日的英雄，就這樣死在了自己人手里。這件事像一顆炸彈，炸得整個挺進

軍四分五裂，也成了抗戰史上最具爭議的懸案之一。

高志遠這個人，出身不簡單。

1907年生在河北灤縣，家里是當地富戶。那個年代，有錢人家的孩子要么去讀書當官，要么就窩在家里吃老本。但高志遠偏偏喜歡舞槍弄棒，二十來歲時，槍法已經練到百發百中，雙手能同時開槍，在當地是出了名的神槍手。

1935年8月4日，高志遠干了件轟動冀東的大事。

大漢奸劉佐周仗著日本人撐腰，在地方上橫行霸道。高志遠看不下去，一個人，一把槍，喬裝成廚師混進戒備森嚴的灤縣火車站。就在日本守備隊長和大群衛兵眼皮底下，"啪、啪"幾槍，把劉佐周當場擊斃。自己腳部中彈，還在朋友掩護下成功脫身。

這件事被天津《大公報》報道后，高志遠一夜之間成了老百姓心中的孤膽英雄。

正因為有這樣的聲望和膽魄，1938年5月，華北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在天津開會，推舉高志遠擔任華北抗日聯軍第三軍區總司令，李運昌、洪麟閣任副司令。這個決定其實挺微妙——論組織能力、斗爭經驗，共產黨都占絕對優勢，但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高指揮官的位子給了無黨派的高志遠。

1938年7月6日，冀東大暴動爆發。

李潤民等人在灤縣港北村首舉義旗，隨后高志遠、洪麟閣相繼起義。一個多月內，二十萬人參加暴動，十萬人拿起武器，其中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就有7萬人。高志遠率部攻克多座縣城，一時間風頭無兩。

但好景不長。日軍反撲來得又快又狠。

1938年10月，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作出了——西撤。

日軍調集重兵圍剿，八路軍第四縱隊黨委決定主力西撤，到平西整訓，留下三個小支隊堅持游擊戰。高志遠、李運昌、洪麟閣都提出了反對意見。高志遠甚至對戰士們承諾：只是暫時去平西整訓，明年春天一定打回老家。

這條撤退路，走得異常慘烈。

前有日軍堵截，后有追兵掃蕩。隊伍在行軍途中不斷被打散，有叛徒出賣了行軍路線，高志遠的司令部更是損失慘重，副司令陳宇寰等二十多位高級干部壯烈犧牲。原本數萬人的隊伍，到達平西時只剩下2000多人。

到了平西，問題就來了。

冀東抗聯的戰士大多是土生土長的冀東子弟，鄉土情結極重。他們離家是為了整訓后再打回去，可到了地方，日子一天天過，回家的希望卻越來越渺茫。部隊里開始流傳"平西不是家，冀東才是根"的怨言，軍心開始渙散。

1939年2月，局面又變了。

中央決定成立冀熱察挺進軍，蕭克擔任司令員兼政委，統一領導平西、平北、冀東三地的抗日武裝。挺進軍總兵力八千多人，裝備七千多支槍，下轄高志遠的冀東抗聯支隊、宋時輪支隊和鄧華支隊。

按理說，這是件好事，力量整合了，可以更好地打鬼子。但蕭克成立軍政委員會時，沒把高志遠納入委員名單——理由是他不是黨員。這個人事安排，給后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整訓剛開始，高志遠就去找蕭克，要求率部返回冀東。

這個要求不算過分。當初宋時輪答應過，整訓幾個月就讓他們回去。

現在整訓完了，部下天天吵著要回老家，高志遠作為司令，必須給兄弟們一個交代。

但蕭克拒絕了。

挺進軍剛成立，任務是鞏固平西根據地，不能貿然分兵。一個要走，一個要留，戰略分歧就這樣產生了。

1939年初春，高志遠身邊的機要秘書陳飛向組織遞交了一份舉報信。

信里說：高志遠對領導不滿，正在暗中跟住在北平的北洋軍閥吳佩孚聯絡，準備拉著隊伍投敵叛變。

這個消息，對剛剛立足的挺進軍領導層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

那個年代，內奸叛徒造成的破壞往往是毀滅性的。挺進軍剛組建，正是最需要團結統一的時候，如果高志遠真的叛變，帶走三千多冀東子弟兵，后果不堪設想。

蕭克設下宴席，請高志遠來赴宴。

席間，蕭克稱贊高志遠的配槍不錯，高志遠沒多想，把手槍遞了過去。就在這一刻，蕭克下令：抓起來！

隨后召開公審大會，公訴人楊春甫提出公訴，陳飛等人提供證據。審理很快有了結果——1939年4月27日，高志遠和參謀處處長李榮久一起被處決。

在軍政委員會表決時，蕭克、馬輝之、伍晉南三票贊成處決，宋時輪、鄧華兩票堅決反對。三比二，這個結果將一位冀東抗日英雄送上了刑場。

宋時輪和鄧華都曾在冀東與高志遠并肩作戰，他們了解高志遠的為人，堅信他不可能叛變。兩人強烈建議把高志遠送回延安審查，而不是就地處決。但蕭克沒有同意。

宋時輪脾氣火爆，當場拍了桌子。

可木已成舟，誰也改變不了。

但這個案子的疑點，實在太多。

先說吳佩孚這個人。他是北洋軍閥直系首領，勢力最盛時控制大半個中國。但吳佩孚有個特點——民族氣節硬。日本占領北平后，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三次登門拉攏，吳佩孚都嚴詞拒絕。1937年10月，土肥原親自出馬，吳佩孚直接回答：要我出山可以，你們先退出中國，包括東北，行嗎？

更關鍵的是時間。1939年4月27日高志遠被處決，而吳佩孚直到1939年12月4日才因牙病去世——兩件事相隔7個多月。

1939年1月，吳佩孚還在北平出席日本人安排的記者招待會，當著中外記者的面提出三個條件：日本無條件撤兵、中國保持領土主權完整、以重慶國民政府為議和對象。這樣的人，會跟日本人合作嗎？

再說證據。定罪的依據主要是陳飛的舉報和口供，缺乏高志遠直接與日偽通信的鐵證。更讓人起疑的是，陳飛這個人有個親戚違反軍紀被高志遠處置了，心里一直懷恨。這舉報的動機，到底純不純？

還有一種說法：高志遠派人接觸吳佩孚的舊部，是想通過這些舊關系籌點軍餉，好早日打回冀東。壓根沒想過要投降日本人。

高志遠的死，后果是災難性的。

他手下那些核心老部下，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總司令會當漢奸。冀東抗聯第十團的官兵連夜出走大半，剩下的近千人人心惶惶，被派到平北后仍有大量人員開小差跑回冀東。一支能打硬仗的隊伍，就這樣散了。

宋時輪和蕭克的矛盾已經無法彌合。

不久后，宋時輪被追究當年帶頭從冀東撤退的責任，受到處分，灰頭土臉回到延安，坐了整整5年冷板凳，錯過了最好的發展時期。

鄧華也拿到了回延安的路條。老上級聶榮臻聽說他的遭遇后很同情，想把他留在晉察冀獨當一面。但鄧華提出要帶走當初跟自己去平西的第6團和第7團。賀龍也提出要宋時輪支隊歸建。

蕭克不同意。把兩個支隊都交出去，自己就成光桿司令了。官司打到八路軍總部，最后協調結果是：蕭克交出鄧華支隊的第6團，把第7團留在平西。

高志遠被處決后，冀東抗聯支隊的官兵跑了一大半，剩下的千余人加上王震支持的數百人，被編成挺進軍第10團。程世才率這個團去平北開辟新根據地，結果遭遇日軍重兵圍攻，傷亡慘重，不得不退回平西。

到1942年挺進軍番號撤銷時，根據地只剩下淶水西部一小塊地方。

蕭克后來在回憶錄中坦言："高志遠事件使部隊元氣大傷，這是我在抗戰期間最痛心的失誤。"

這句話，說得太晚了。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

高志遠是個帶有濃厚舊式豪杰色彩的抗日英雄，他勇敢、果斷，在鄉親中威望極高，但他可能確實缺乏嚴格的政治紀律觀念，習慣自己拿主意。而蕭克是肩負重任的正規軍高級統帥，他首要考慮的是整個組織的安全、紀律和戰略統一。在那種"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緊張氛圍下，他選擇了最嚴厲、最快速的方式來消除"致命威脅"。

兩個人其實都是為了抗日，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所處立場，發生了致命碰撞。

70多年過去了，高志遠至今沒有得到正式平反。

這個案子的真相，或許永遠埋在歷史深處。但它留給后人的教訓卻很清楚：在敵后抗戰的復雜環境中，如何處理內部矛盾，如何在紀律與人情之間找到平衡，始終是關系部隊存亡的關鍵問題。

一顆子彈，射穿的不只是一個人的生命，還有一支部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