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長久之基：興亡智慧如何超越權謀？ | 戰國策風云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公元前316年，秦國的章臺宮內，一場關乎國運的激烈辯論正在上演。

此時，一個天賜良機擺在秦國面前：西南的巴蜀之地爆發內亂——蜀王興兵討伐其附庸苴國，苴侯奔巴；巴、苴勢窮，共遣使者向秦國緊急求援。

此時的秦國雖已崛起，卻尚無力東西兩線同時用兵：是趁中原空虛，揮師東進，挾制周室，還是趁機南下巴蜀。朝堂之上就此展開激烈辯論。《戰國策·秦策一》中便生動呈現了當時朝堂上關于東進還是南下的戰略分歧。

秦相張儀力主伐韓。他向秦惠文王闡述道，韓國的三川地區（今河南洛陽一帶）乃是天下的中心，而名存實亡的周王室正位于此地。奪取三川，便能挺進中原腹地；控制周王室，便可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占據絕對主動。他引用世俗之見“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進而指出，三川與周室便是整個天下最核心的“朝堂”與“市集”。只要通過外交手段安撫好韓國的鄰國魏國與楚國，秦國集中力量攻取三川應是勝券在握。此策若成，秦國便可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一舉掌控天下之名器與中樞，其威勢將震爍諸侯，莫敢不從。

然而，司馬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戰略主張。他認為秦國應優先南取巴蜀。與張儀充滿理想色彩的“挾天子以令天下”藍圖相比，司馬錯的論證更為務實，他提出了一個清晰的邏輯鏈條：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愿從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符，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在司馬錯看來，對比關東諸強，秦國仍處于“地小民貧”的階段，因此擴張必須從阻力最小、收益最穩妥的方向入手。僻處西南的蜀國雖是“戎狄”之長，內部卻有如夏桀、商紂般的禍亂，政治渙散。秦國軍隊攻之，簡直如同“豺狼逐群羊”，可謂萬無一失。奪取蜀地，能夠直接擴大秦國的疆域；獲取蜀國的財富，極大充實秦國的府庫、富裕秦國的百姓。更重要的是，此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既能獲得實利，又能博得平定禍亂的美名，實為名利雙收。反之，若貿然進攻韓國、劫持周天子，不僅會背負“不義”的惡名，更可能迫使弱小的周室和韓國為求自保，將土地獻給魏國、將象征王權的九鼎送給楚國，從而引發關東各國聯合抗秦的危局，使秦國陷入極大的戰略被動中。

四川省廣元市昭化古城，古稱葭萌，地處古蜀道金牛道要沖，素有“全蜀咽喉、川北鎖鑰”之稱

司馬錯以“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為綱，層層推演，將拓土、富民、積德與王霸之業緊密勾連，直指秦惠文王心中所圖。惠文王聽罷，欣然應曰：“善！寡人聽子。”

秦軍遂揮師南下，由石牛道入蜀。進至葭萌，一戰擊潰蜀軍，誅蜀王；旋即并苴、滅巴，盡收巴蜀之地，納入秦之版圖。

司馬錯當年一策，其效遠不止于拓地千里。巴蜀歸秦，非僅增其疆域，更以其沃野之粟、山川之利、民力之厚，為秦國開辟了關中腹地之外的戰略縱深。自此，誠如《秦策一》所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經數十年經營，尤以都江堰興修之后，巴蜀終成秦國豐沛穩固的戰略大后方。司馬錯的務實遠見，實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根基。

湖南溆浦古縣城遺址。前 280 年，司馬錯在奪取巴蜀后，發動黔中之戰，攻占楚國黔中郡，在溆浦設立軍事據點，后世稱其為“司馬錯城”。這一行動是秦國“得蜀即得楚”戰略的關鍵步驟，直接導致楚國喪失戰略要地，國力衰退。攝影/劉景

在《戰國策》所展現的謀略圖景中，除蘇秦、張儀這類詞鋒銳利、長于游說的縱橫家外，還活躍著另一類人物——他們不以巧言令色取悅君主，亦不汲汲于一時一地之勝負，而是將目光投向更深遠的格局。其中，既有如司馬錯般主張“廣地富民”的務實策士，亦有如趙武靈王力行“胡服騎射”的變革之君。他們認識到，真正的強國之道，不在虛名與速勝，而在根基之厚、民心之附、國力之蓄，對國家根基進行長久且深刻的經營。他們雖身份各異，但都體現出一種超越眼前利益的戰略清醒。他們在“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的喧囂背后，選擇為國家鋪就一條“立長久之基”的道路。在戰國這個崇尚實力與速勝的時代，他們的存在，正體現了中華戰略文化中“深根固本、厚積薄發”的理性智慧——這也是《戰國策》在雄辯與權謀外，留給后世尤為珍貴的思想遺產。

重實理、輕虛勢的治國精神，在趙武靈王身上得到彰顯。彼時，趙國北臨林胡、樓煩等游牧部族，南接強秦，東鄰齊、燕，中山國更橫亙腹心，屢犯邊邑。趙武靈王深知傳統車戰已難御輕騎突襲，邊民苦不堪言。若不變革，則國無寧日。于是，他決意效法胡人，推行“胡服騎射”——不拘泥于華夷之辨與古禮舊制，唯以強兵安民、利國利民為務，從而在戰國亂世中樹立“善政致強”的典范。

武靈叢臺，位于河北省邯鄲市叢臺區，始建于趙武靈王時期（前325-前299），是其為推行“胡服騎射”改革，用以檢閱軍隊、觀兵演禮的重要場所，現存建筑為清代修建。此項改革使其躋身戰國七雄前列，成為山東六國中長期抗衡強秦的大國

據《趙策二》，趙武靈王初欲行胡服，恐天下非議，遂召心腹大臣肥義商議。肥義當即進言：“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他力勸君主，“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凡圖大業者，必先破除世俗之見；若事事顧慮“天下之議”，則永無進取之機。

肥義之言，堅定了武靈王的決心。但以叔父公子成為首的宗室貴族是改革最大的阻力。武靈王先派王孫紲前去公子成府邸傳達胡服之令，公子成透過使者傳達了一番措辭激烈的諫言，他認為，中原之國，乃圣賢教化、禮義盛行之地。“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愿大王圖之。”隨即稱病不朝。武靈王遂親至其府，從國家現實危亡的角度，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他坦言，趙國今日之患，不在內政，而在邊防。昔者疆域止于中原，衣冠禮樂足以為治；然今已拓地西北，直抵胡貉之境，山川險遠，敵騎倏忽而至。若無精銳騎兵，何以守邊？而欲建騎兵，必習騎射；欲便騎射，必易胡服——寬袍大袖，豈能控韁挽弓？他痛心地對公子成說，中山國仗著齊國撐腰，侵我疆土，引水圍鄗城，社稷幾近傾覆。此等大辱，先王引以為恥，我等豈能忘卻？隨即，他將胡服騎射與雪恥強國直接關聯：“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繼而正色道，叔父若拘守華夏舊俗，徒惡“變服”之名，而忘國恥之重，“非寡人所望于子！”一番肺腑之言，終于打動公子成。次日，公子成便身著胡服入朝，朝中最大阻力由此消解。

改革既行，趙軍戰斗力驟升，最終攻滅中山國，拓地云中、雁門，北逐林胡、樓煩，威震諸侯。趙國由此躋身戰國七雄前列，成為山東六國中長期抗衡強秦的大國。

《秦策五》記載，文信侯呂不韋失勢后出走，其門客司空馬流亡至趙國，被趙王遷任命為代理相國。其時秦軍大舉攻趙，趙國危在旦夕。司空馬深知秦國內情，冷靜分析兩國實力：論疆域、人口、財富、法令及將相之賢，趙皆“百舉而無及秦者”，若倉促迎戰，必致速亡。于是他向趙王獻計，主動割讓半數國土以賄賂秦國。秦不戰而獲厚利，必欣然退兵；趙雖失半壁，尚可保全宗廟。更重要的是，秦國得地后驕橫更甚，山東諸侯必感自危——“亡趙自危”，合縱抗秦之勢自然可成。屆時趙再聯合諸侯，反可制衡強秦。此計看似屈辱，實則為以退為進、存國待時之上策。

然而，趙王聽罷司空馬“割地賂秦、待機合縱”之策后，斷然拒絕。在他眼中，割地即是奇恥大辱。司空馬見其執迷于虛名，又退而求其次，懇切陳情，自己雖為秦刀筆吏，未嘗為將，但愿率趙兵，與秦決一死戰。然趙王疑其非趙人，終不肯授以兵權。司空馬知事不可為，只得黯然辭去，自請離趙。

途經平原津時，他對津令郭遺預言：趙若任用武安君李牧為將，尚可支撐一年；若聽信讒言殺害李牧，則不出半年必亡。他深知趙王寵信近臣韓倉——此人“曲合上意，疾賢妒功”，國難當頭，必以讒言構陷國之柱石。

形勢果如其所料。不久，趙王聽信寵臣韓倉讒言，下令解除李牧兵權，并召他回都。李牧剛到宮門，韓倉便奉王命當面斥責：“大王本因你打了勝仗，設宴為你慶功。可你在席間向王敬酒時，竟暗藏匕首，分明心懷不軌！此罪當誅！”李牧聞言大驚，連忙解釋，我的胳膊有病，不能伸直，跪拜不能及地，恐失臣禮，故令工匠制木杖續于袖內，以助行禮。隨即從袖中取出木杖，懇請韓倉代為呈明。韓倉冷言道，我只奉王命行事，賜你自盡于軍前，不得寬赦。此事，臣不敢多言。

武安君默然良久，遂北面再拜，以謝君恩。抽劍欲自誅，忽止而言：“人臣不得自殺宮中。”乃疾步出司馬門，過棘門，至宮外，舉劍自刺，然臂短難及。無奈銜劍于口，以柄抵廊柱，奮力前撞——血濺石階，壯烈而歿。

一代名將，未曾死于匈奴鐵騎之下，亦未歿于秦軍鋒鏑之中，竟隕于本國君王的猜忌與佞臣的構陷，令人扼腕。

武安堂，位于雁門關鎮邊祠內，其名源自戰國趙國名將李牧的封號“武安君”。李牧與白起、王翦、廉頗并稱“戰國四大名將”，一生戰功赫赫，北逐匈奴、西抑強秦、南支韓魏，堪稱趙國支撐危局的擎天之柱

五個月后，秦軍攻破邯鄲，趙國滅亡。平原津令郭遺每談及此事，都會感慨：“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趙國并非無人：司空馬有運籌帷幄之智，李牧有擎天保駕之勇。然君主既不能納其深謀，又不能保其忠良，終致社稷傾覆。

與趙王等昏聵之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真正領悟“得士者安”之道的明君能臣，他們不僅招攬人才，更能以誠相待、委以信任，使士人之智得以盡展。《齊策四》所載“馮諼客孟嘗君”之事，正是這一用人之道的生動體現。

齊人馮諼家貧不能自存，聞孟嘗君好客，乃求寄食其門下。孟嘗君問：“客何好？”對曰：“無好。”又問：“客何能？”對曰：“無能。”雖如此，孟嘗君仍欣然接納。然而，府中上下見他沒有什么專長，只按最低等門客之例，供給粗蔬淡飯。馮諼并不爭辯，只是倚柱彈劍而歌，三度吟道：“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先是抱怨吃飯沒有魚，繼而說出門沒有車乘，最后又說家中尚有老母，無力奉養。

旁人皆笑馮諼貪得無厭，孟嘗君卻一一照辦：先讓他享受食魚的待遇，再為他配車，最后派人供給其母衣食。自此，馮諼便安靜下來，靜待時機。

不久，孟嘗君貼出告示，問門下賓客：薛地（孟嘗君的封地）有一批舊債待收，誰愿應承？馮諼主動請纓。到了薛地，他召集所有欠債百姓，一一核對債券。賬目厘清后，他假傳孟嘗君之命，免除其債務，并當眾焚券。百姓感泣，齊呼萬歲。歸后，孟嘗君問債都收完了嗎？買了什么回來？馮諼答，宮中珍寶、駿馬、美人皆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我私下為您把“義”買回來了。

《馮諼為孟嘗君收債圖》軸，清，蘇六朋，絹本設色，縱116.5厘米，橫41厘米，現藏廣東省博物館。此圖描繪了孟嘗君門客馮諼自薦前往薛地收債，并“焚券市義”的場景

一年后，齊王因忌憚孟嘗君聲望日隆，便以“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為由，罷免其相位。孟嘗君只得黯然返回封地薛邑。離薛尚有百里之遙，沿途百姓已扶老攜幼，夾道相迎，歡呼之聲不絕于耳。孟嘗君深受觸動，對馮諼感慨：“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卻道：“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死而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

接下來，馮諼攜重禮西行至魏，對魏王說：“齊國罷免了孟嘗君，哪位諸侯能先迎請他，就能國富兵強。”魏王被說動，立即派使者帶著厚禮去薛地聘請孟嘗君。馮諼提前趕回，讓孟嘗君堅決推辭。消息傳到齊國，齊王唯恐孟嘗君為魏國效力，忙派人帶著厚禮與親筆信，懇請他回國復相。馮諼又出主意，讓孟嘗君請求在薛地建立齊國宗廟。廟成之后，薛地地位更加穩固。

至此，馮諼成功為孟嘗君營造了“三窟”，使其雖遭罷黜，終能復位自保，封地得以久存。

孟嘗君身為戰國四公子之一，素以廣納門客、禮賢下士聞名于世。其門下食客雖不乏雞鳴狗盜之徒，卻也正因容納了如馮諼這般深謀遠慮之士，方能屢次化險為夷，長保權位而不傾。可以說，孟嘗君的政治生涯，正是“得士者安，失士者危”的生動寫照。

綜觀《戰國策》所載興亡之跡，為一國崛起奠定堅實根基的，常是那些不爭一時之巧，而務長久之基的深謀遠慮之士。他們或擇遠略而棄近利，或革弊以強軍力，于紛繁權謀中錨定根本。戰國之世，人才關乎存亡——秦、魏、趙、燕、齊等國“失士者危，得士者安”即是深刻昭示。凡此種種，已足為后世為政安邦之鏡鑒，蘊含著深湛的政治智慧。然而，《戰國策》中還有著更為豐富的思想內核，既有對“民為邦本”的樸素認知，亦不乏對事物發展規律的辯證思考，這些思想超越了單純的權謀之爭，構成了其跨越千年仍具價值的精神底色。

《齊策四》載，齊王使臣問候趙威后，國書尚未啟封，威后即問使者：“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今年收成還好嗎？百姓安樂嗎？大王康健嗎？使者不悅，認為她輕視君主而先問庶民。威后肅然答道：“不然。茍無歲，何以有民？茍無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這番詰問，清晰呈現了趙太后以農為本、以民為基、以君為末的政治邏輯：農業豐歉系乎民生，民生安定方能支撐君權；治國理政，首在養民安民，那些助君養民、賑孤濟困、導民向善的賢人，理應得到重用。盡管這種民本思想是從統治集團的自身利益出發，歸宿也不是人民本身，但這對人民、對社會發展都是有益的。趙太后的這段話坦誠、明快且深刻，可以說是《戰國策》民本思想的最基本觀點。

基于對世事規律的深刻洞察，戰國縱橫家主張：人不應聽命于天、坐待命運擺布，而應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駕馭規律以改造現實。他們將這一哲學理念凝練為“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在困局中謀出路，在危難中覓生機。

《楚策四》中，一位無名策士曾對楚考烈王進言：“夫因詘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此語精辟揭示了亂世中的生存智慧：真正的勇者，能在屈辱困頓中堅守志節，于憂患中奮起建功；真正的智者，則善于將災禍轉化為福祉，把微弱之勢經營為雄厚之基。高明的統治者，更能洞察禍福相倚、生死相鄰的辯證法則，在看似不可逆的敗局中扭轉乾坤。

銅鎏金鋪首銜環，戰國，通長約為29.3至30厘米，通寬21至20厘米，厚17.5至18厘米，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即楚考烈王墓）出土，現藏淮南市博物館。攝影/莊琮葵

《戰國策》的思想圖景是立體的。它既關注“民惟邦本”的政治根基，也探究“物盛則衰”的客觀規律，更倡導“轉禍為福”的實踐智慧。這些思想，共同構成了戰國時代一批杰出頭腦對如何立國、何以處世等根本問題的深刻思考。（參考資料：張彥修《戰國策引讀》；繆文遠《戰國策考辨》；王碩果《戰國策策士文化研究》；苗青《戰國策人物形象研究》等）

編輯：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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