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去世后，朱殿華為他整理遺容，結束后撿起一縷毛發將其珍藏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夜，北京上空仍回蕩著禮炮的余音。北京飯店的走廊里，二十五歲的理發師朱殿華正忙著收拾工具，忽然，一位體態修長、神情溫和的中年客人悄然走進理發室。后來他才知道，這位主動與自己閑話家常、關心伙計生活的客人，就是剛剛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建國大典公告的周恩來。

那一次剪發只用二十分鐘。周恩來起身整理衣襟，笑著說了句：“手腳麻利，得空再來。”隨后付費離開。朱殿華在同事提醒下才反應過來自己剛給新中國的總理服務過。這個偶然的相遇，竟成為此后二十七年交往的起點。

新中國初立，事務如山，時間寶貴。周恩來卻始終保持著學生時代養成的“面必凈、發必理”習慣。北京飯店的理發手藝人不少，可只有朱殿華能在有限的時間里修出恰到好處的發型，既利落又不失外交場合所需的莊重。周恩來與外賓談判前，總在夜色中匆匆驅車到飯店坐落的小小理發間。司機后來回憶，每次路費都老老實實從總理工資里扣，分毫不差。

理發侯場時，周恩來常拿起旁邊的報紙與朱殿華閑聊，或問家中近況，或聊北京城的新氣象。一次，警衛員想讓位給他，他擺手道：“先來后到，得講規矩。”言語平和，卻透著分寸。這樣的細節，讓青年時代的朱殿華明白了“尊重”二字。

進入六十年代，周恩來工作日益繁忙。每當會議連軸轉，他便把車停在中南海西門口步行入內，省下的時間“足夠多批幾份文件”。朱殿華見他面色日漸消瘦，偶爾會在收拾工具時輕輕替他按揉頸肩。周恩來并不推辭，只是低聲一句：“別耽誤你下一位客人。”話語平和，卻掩不住疲憊。

一九七四年春，周恩來因為膀胱癌住進北京醫院。化療讓他的頭發大把脫落，原本濃密的鬢角稀疏得幾乎看見頭皮。朱殿華二十來天就去一次病房，戴著口罩、圍著消毒圍裙，悄聲幫總理刮臉、修發。每次臨走，總理都要攥住他的手，說一句：“多謝。”一句話，溫熱卻沉甸甸。

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來堅持到北京飯店理發。結束后，他出人意料地說：“給你們照個相吧。”不少同事因外出不在場，朱殿華勸他改日再拍，周恩來微笑著擺手：“就在今天。”那張黑白合影，后來被朱殿華裝進相框，每逢清掃店堂，總要擦拭一番。

進入冬天，朱殿華再也沒接到去醫院的通知。他隱約明白了什么，卻仍每日把剃刀磨得锃亮。直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清晨，電話驟然響起：“老朱，醫院請你來一趟。”話音急促，分明透出異樣的沉重。

北京醫院太平間的走廊昏黃而安靜。推開那扇厚重的門，他看見周恩來靜靜躺在潔白的床上。昔日一絲不茍的儀表，此刻已被病痛侵蝕得面容枯槁。朱殿華眼前一陣發黑，撲到床邊失聲痛哭：“總理，我來晚了。”

整理遺容須得分秒不差。他抿住顫抖的嘴唇，吩咐徒弟小卜去準備肥皂水，自己親手舉起剃刀。沒有往日的熱毛巾，他只能輕輕蘸水，順著胡茬一點點剔凈。刀鋒劃過蒼白皮膚，他不敢用力，只敢用最細微的角度滑過，那是多年合作培養出的默契，也是最后一次服務。

歷時良久，胡須理盡。朱殿華俯身清理地上的發屑時，忽見幾縷花白發絲安靜躺在白布上。他愣了幾秒，伸手拾起其中一綹，輕輕卷好，用紙包起。旁人欲言又止，他輕聲說：“讓我留著吧。”沒有誰再阻攔。

衣物由衛士抬來，多是洗得發白的舊裝。有人提出買一身新的，但鄧穎超搖頭：“他生前從不鋪張，我們別破了規矩。”于是，眾人挑了最完整的一套中山裝，領角已磨得發亮，卻仍被細心熨平。

當夜十一時，一切程序結束。太平間燈光昏暗，白花安靜垂落。朱殿華把那縷頭發放入隨身帶來的綢囊，塞在貼身口袋。自此以后，再無機會聽到那句“手藝好，速度快”。

多年過去，這位在北平城里練就刀法的老理發匠常對徒弟提起那套“面必凈，發必理”的規矩。他說，理發不只是技術，更是一份莊重的托付，“總理把最后的體面交給了我，我只能做得更好一些”。晚年住進護養院時，他依舊把那撮頭發放在枕邊的木匣里，偶爾取出，默默端詳。無人知曉他在追憶哪一幕，也許是北京飯店里那二十分鐘的初見，也許是寒風中趕往西花廳的腳步聲，但看得出，那份珍藏，早已融進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