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28日,北京外交檔案館里的一封譯電引起值班員的注意。譯電來自巴基斯坦駐華使館,短短一行字:“伊斯蘭堡政府全力支持中國維護邊境主權”。只看這句話,很難想象十天前槍聲才剛在喜馬拉雅停息,而世界輿論場正為戰后走向沸騰。翻開當年的報紙會發現,關于“誰站在中國一邊”這一問題,各國態度迥異,背后卻都有極其現實的利益考量。
自10月20日印軍于東段、11月14日于西段發動進攻起,中印邊境的戰火持續一個月。中國邊防部隊在11月21日停止追擊并主動后撤二十公里,表面上戰事歸于沉寂,實則考驗才剛開始——考驗的是各國政府在冷戰格局與地區矛盾夾縫中的抉擇。不同聲音陸續傳出,其中公開表態支持中國的國家只有五個:朝鮮、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和葡萄牙。
先說與中國山水相連的朝鮮。1950年并肩作戰的經歷奠定了兩國血緣般的友誼,金日成在停火后第三天就通過廣播電臺宣稱:“中國的反擊完全合乎自衛權利。”這句被譯成數國語言的聲明,很快傳到華盛頓、倫敦和東京。朝鮮的考量不難理解:一方面需要鞏固與中國的安全紐帶,另一方面也借機提醒美國,半島局勢遠未平息,“同盟”二字絕非空談。
與朝鮮不同,柬埔寨的聲音帶著濃厚的個人色彩。西哈努克親王長期對美國的軍事覬覦心懷警惕,他在金邊召開的記者會上輕描淡寫道:“任何國家若無事生非,必自食其果”,話雖不長,卻將矛頭直指新德里。親王深知,倘若東南亞真被卷入更大規模沖突,柬埔寨首先成為靶場,與其押寶遙遠的盟友,不如穩住手握牌面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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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的越南亦表態力挺。那時越南仍處抗美援越初期,亟需中國物資與顧問,兩國關系正處蜜月。河內《人民報》在11月22日發表社論,點名支持中國的“防御性行動”。值得一提的是,這篇社論只字未提蘇聯,顯然越南更愿意在中蘇裂痕中保持側重,以獲取更多實質援助。
最受關注的無疑是巴基斯坦。卡拉奇政府與新德里的克什米爾爭端已持續十五年,印度東北部的失利令他們看到了戰略機遇。總統阿尤布·汗在議會中坦言:“中國若守住邊境,對次大陸的力量對比至關重要。”翌日,巴基斯坦簽署中巴公路初步諒解備忘錄,為后來友誼公路奠定基礎。中巴自此“全天候伙伴”雛形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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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的態度乍聽讓人意外。實際上,1961年印度剛用武力收回果阿、達曼和第烏殖民地,里斯本政府對尼赫魯怨氣難消。反擊戰爆發后,葡萄牙報紙《日報》連續一周刊文指責印度“侵略成性”,在聯合國會議上也站在中國一邊。葡印之間的舊賬,無形中成為中國的外交紅利。
除了以上五國,還有幾個國家堅持中立。莫斯科是最典型的例子。蘇聯與中國關系已出現裂痕,但也顧忌公開倒向印度會讓第三世界疏遠。于是赫魯曉夫選擇在兩個伙伴之間周旋:既向新德里緊急供應米格機,又致函北京呼吁“冷靜”,既留余地又賺錢軍火生意。肯尼亞、加納、錫蘭和尼泊爾同樣拿捏分寸,既不譴責中國,也不為印度搖旗。
反觀美國與英國,則迅速拋出援印計劃。從空運輕武器到派遣軍事顧問,肯尼迪政府意圖再造一個“亞洲北約”對沖北京。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緊跟英美腳步,公開支持印度,阿拉伯國家因石油貿易與新德里保持曖昧,也在輿論上傾向印度。這樣一來,世界舞臺呈現三種態度:鮮明支持中國的少數、公開挺印的西方集團、大量謹慎觀望的中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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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在中國勝勢明顯、主動停火示和后仍只有五國站出來?原因并不復雜。其一,冷戰框架決定多數政府要考慮與美蘇關系;其二,印度當時在“不結盟運動”中頗具號召力,多數亞洲非洲國家不愿與其撕破臉;其三,國際輿論長期受西方媒體主導,中國聲音難以有效傳遞,只有與北京已有深厚利益紐帶的國家才敢公開亮相。
遺憾的是,這五國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被同時期的中蘇分歧所掩蓋,沒有形成更大規模的外交合力。但從長遠看,中巴走廊、柬埔寨吳哥窟修復、朝中友誼塔修建,都能找到那場反擊戰后政治互信的痕跡。歷史并非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一連串相互牽引的脈動。對印反擊戰結束六十多年后,當年那幾份簡短的聲明仍靜靜躺在檔案館里,它們見證了各國在冷戰棋局中的落子,也提醒今天的人們:戰場上的勝敗只是序章,更漫長而復雜的較量往往發生在槍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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