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今兒咱們聊一段往事。這事兒聽著像戲,可它真真兒地發(fā)生過,里頭的人,一會兒像角兒,一會兒像提線木偶。1935年春天,有那么二十幾天,全日本好像都圍著一個中國人轉(zhuǎn)——這人就是咱們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您要問,他一個“滿洲國”的“皇帝”,跑日本去干嘛?場面大不大?我告訴您,那場面,大到邪乎。可這風光的背后,那滋味兒,只有溥儀自己心里最清楚。后來他自己寫,那是一場“巴結(jié)”,一場“戲”,演完了,才咂摸出滿嘴的苦和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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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2號,長春,那會兒叫“新京”。天剛蒙蒙亮,火車站就忙活開了。溥儀要動身了。他穿著特制的禮服,站在專列前頭,站臺上,偽滿的大臣們一個個垂手肅立,那恭敬勁兒,比當年在紫禁城里也不差。火車汽笛一響,緩緩開動,溥儀看著窗外送行的人影越來越小,心里頭那叫一個復雜。他后來回憶,覺得這是以“皇帝”之尊,去“友邦”進行國事訪問,是件露臉的大事。他那個復辟大清、重坐龍廷的夢,雖然被日本人按著一直沒實現(xiàn),但此刻這前呼后擁的排場,是不是也算一種安慰?一種向夢想迂回靠近的姿態(tài)?他說不準,但心里的期待和些許虛飄的得意,怕是有的。
這趟“訪問”,從頭到尾,都是關(guān)東軍一手編排的。先去大連,換船。日本那邊早就候著了,派來的不是普通的客輪,是“比睿號”戰(zhàn)列艦,真正的軍艦,還配了幾艘驅(qū)逐艦護航。這意思就深了:一來是顯示極高的“禮遇”,二來,何嘗不是一種無聲的示威?溥儀登上“比睿號”,換上一身筆挺的“滿洲國海軍大元帥服”。甲板上,禮炮咚咚咚放了二十一響,專為他設(shè)計的“皇帝旗”升到主桅桿頂,海風獵獵地吹。這陣仗,溥儀前半輩子也沒經(jīng)過幾回。他站在那兒,面朝大海,心里頭那股子虛火,可能又被海風吹得旺了幾分。他覺著,自己好像真的又是個“人物”了。
船在大海上走,戲就在船上開演。4月3號,正趕上日本的“神武天皇祭”。溥儀被請到甲板,面朝東方,恭恭敬敬地行“遙拜之禮”。一個中國的皇帝,哪怕是個傀儡皇帝,在海上對著日本神話里的開國天皇遙拜,這畫面,您品,您細品。溥儀做了,做得一絲不茍。他不僅拜了,還詩興大發(fā),賦詩一首:“海平似鏡,萬里遠航。兩邦攜手,永固東方。”詩是工整的,情懷聽起來也挺“宏大”。可這“攜手”,誰的手在上,誰的手在下?這“東方”,又準備由誰來“永固”?他當時未必深想,或者說,不愿意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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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號,船到橫濱。嚯,那歡迎的場面,更是了得。天上,上百架飛機編隊呼嘯掠過;碼頭,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宮雍仁親王,代表天皇親自登艦迎接。等坐專列到了東京站,高潮來了——昭和天皇裕仁本人,就站在月臺上等著他呢!這待遇,在當時的日本外交史上,絕對是破天荒的頭一遭。溥儀在《我的前半生》里寫這段,語氣挺平淡:“到了日本東京,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可在他那些沒公開的手稿里,那股子屈辱和后怕就滲出來了。他后來說,自己那些天的表現(xiàn),是“連一點中國人味也沒有了”。
接下來十來天,溥儀就像被放進了一個精心打造的夢幻泡影里。他坐上了裝飾著菊花皇室紋章的敞篷馬車,住進了裕仁當皇太子時住的赤坂離宮——那是真正的“東宮”。他拜見天皇和皇后,接受日本最高等級的“大勛位菊花章”;他去參拜明治神宮,向日本的“軍神”致敬;他還去了一個地方——靖國神社。那里頭供著的,很多是在中國土地上燒殺搶掠、最后被擊斃的日本兵。溥儀去了,還鞠躬了。這事兒今天想來,簡直像一根刺扎在民族記憶里。可當時的溥儀,只覺得這是日方安排的、必須完成的“禮節(jié)”。他就像一個最高級的演員,穿著華美的戲服,在東京這個巨大的舞臺上,照著關(guān)東軍給的劇本,一板一眼地演著“日滿親善”的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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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代代木練兵場,和裕仁并排騎馬,檢閱日本近衛(wèi)師團。看著那些裝備精良、殺氣騰騰的士兵,他不由得贊嘆“日本軍人精神,十分健旺”。這話,是說給日本人聽的,但會不會也有幾分是說給自己那顆不安的心聽的?他去陸軍醫(yī)院,慰問那些在中國戰(zhàn)場上負傷的日本兵,看著缺胳膊少腿的侵略者,他得送上“關(guān)懷”。他還去見了裕仁的母親,貞明皇太后。老太太拉著他的手,話說的特別溫情:“皇帝陛下返回滿洲后,此間每見日落,就會想起陛下來訪之事啊。”溥儀立刻接上:“此后每見旭日東升,定會追憶天皇、皇后兩陛下及皇太后陛下之厚望。”這對話,聽著多么“母慈子孝”,多么“親如一家”。可溥儀晚年回憶時戳破了這層溫情:“坦白地說,那也還是為了巴結(jié)。”
熱鬧總有散場的時候。訪日快結(jié)束了,秩父宮代表裕仁來送行,話說的很直白:“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溥儀答得更“懇切”:“我現(xiàn)在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的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這話,聽著像是表決心,實際上,是把自己最后的退路也堵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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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臺子上的鑼鼓停了,但戲碼還沒完。人還沒離開日本呢,偽滿的實權(quán)人物、總務長官遠藤柳作就來“提醒”了:陛下回國之后,得發(fā)一個“詔書”,感謝日本的盛情,并且要把這個精神,告訴“全國人民”。果然,溥儀前腳剛踏回長春的土地,后腳“總理”鄭孝胥就把詔書的草稿捧上來了。這還不算完,那個像影子一樣盯著溥儀的關(guān)東軍參謀吉岡安直,特意跑來“指點”:陛下,您要是能親筆在這詔書里添上“依賴不渝”、“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一德一心”這些話,那這份詔書的分量,可就大不一樣了!
溥儀,照做了。1935年5月2日,那份臭名昭著的《回鑾訓民詔書》頒布天下。“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這句話,像一道最結(jié)實的鎖鏈,把他“兒皇帝”的傀儡身份,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也死死地鎖定了。他后來想起這事,悔恨交加,說那是日寇示意、漢奸起草、自己親手增改的“妖符魔咒”,是用來毒害東北同胞的。
所以,您看這場歷時二十多天的“親善訪問”,從頭到尾是什么?是一場盛大的、精心策劃的精神綁架儀式。日本人用前所未有的超高規(guī)格禮遇,給溥儀造了一個“皇帝尊榮”的幻夢,把他捧得暈暈乎乎;同時,又在每一個環(huán)節(jié),悄無聲息地給他套上枷鎖,從遙拜神武天皇,到參拜靖國神社,再到親手寫下“精神一體”,一步步地,把他從形式到精神,都牢牢捆在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zhàn)車上。
溥儀自己呢?他一開始或許還存著些借力打力、光復舊物的幻想,或許在那盛大的歡迎里真的找到了一些虛幻的滿足。但很快,他就發(fā)現(xiàn),自己不過是一個最光鮮、也最可悲的提線木偶。他后來的懺悔是真誠的,他說自己“為了巴結(jié)”,“連一點中國人味也沒有了”。這份懺悔,正是因為他最終看清了,那場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的訪日之旅,本質(zhì)是一場為他量身定做的精神臣服禮。他所得到的一切表面尊榮,都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那就是他必須徹底交出作為一個中國人的靈魂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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