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和薛岳投奔蔣介石，問：我們反過你，蔣介石：那是我的事

1932年1月，南京勵志社的冬夜，張發奎和薛岳安坐，這是他們第三次反蔣失敗后首次踏入南京城。

當蔣介石的身影出現在會客室門口時，兩位粵軍將領幾乎同時起身，卻又在半空中僵住了動作。

"向華、伯陵，坐。"蔣介石的聲音平靜，仿佛他們從未兵戎相見。

民國時期，軍閥混戰，局勢波詭云譎。在這個大舞臺上，張發奎和薛岳這兩位粵軍名將，與蔣介石之間的關系可謂是恩怨交織，分分合合。他們曾經多次反蔣，可最后卻又不得不投奔蔣介石，關鍵時刻為蔣介石效力。

說起張發奎和薛岳的早年故事，得從廣東那片水土講起。這倆人都生在1896年的廣東，張發奎是韶關始興人，薛岳老家在樂昌，隔著幾十里地。

1912年春天，16歲的薛岳考進廣東陸軍小學第六期，正巧張發奎也在這批學生里。那會兒的廣東陸小設在黃埔島，百來個半大少年擠在營房里，這段同窗日子，成了他們最早的交情。

別看后來成了將軍，少年時都是愣頭青。張發奎在陸小就因為打架被開除過，后來輾轉進了武昌陸軍預備學校。薛岳更不安分，1914年帶著同學搞反袁活動，被法國巡捕抓進牢里關了近兩年，出獄時保定軍校第六期早開學了。不過按薛岳自己后來回憶，他硬是輾轉補上了保定軍校的課程。倒是張發奎老老實實走完了軍校流程，1917年從保定畢業。

1921年冬天，孫中山在廣州重組大元帥府，警衛團要招兵買馬。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挑人的眼光毒辣，從自己部隊里扒拉出三個年輕軍官：25歲的張發奎帶著他剛收編的雜牌營，25歲的薛岳拎著把德國造駁殼槍，還有個同樣25歲的葉挺剛從保定軍校畢業。這仨人被塞進警衛團當營長，團長是39歲的陳可鈺。當時誰也沒想到，這三個營長的名字日后會刻進民國軍史。當時誰也沒想到，轉過年頭就出大事了。

張發奎

1922年6月16日凌晨兩點，陳炯明炮轟總統府。薛岳帶著一營弟兄死守越秀樓，他把宋慶齡護在身后，親自架著機槍開路，從槍林彈雨里撕開條血路。撤到永豐艦上，那邊廂張發奎也沒閑著，帶著三營在長堤跟叛軍死磕，子彈打光了就拿工兵鏟劈，生生守住了渡口讓孫先生能登艦脫身。

這場血戰讓這伙年輕人入了孫中山的法眼。等1925年粵軍整編，張發奎當上獨立旅旅長，薛岳在他手下當團長，倆人從東征打到北伐。汀泗橋戰役那會兒，薛岳的團頂著吳佩孚的鐵甲車硬是把橋給奪了。戰后清點傷亡，光薛岳那個團就折了四百多號人。葉挺的獨立團更狠，武昌城下架云梯攻城，尸體壘得跟城墻垛口齊平——這就是后來“鐵軍”名號的來由。

要說這幫人為什么能打，還得扯回當年在陸小打架的日子。廣東兵個子矮力氣小，單挑總被北方同學揍，逼得他們琢磨出“群狼戰術”：三五個圍一個，板凳腿、煤油燈啥順手抄啥。這套野路子后來真被他們搬上戰場，北伐時粵軍沖鋒前先用廣東話吼“埋身啦”（貼身干），專挑夜里搞穿插，見著落單的北洋軍就圍上去刺刀見紅。也算是一個特色。

誰知道，北伐過后，窩里斗也開始了。

陳炯明

1927年上海灘，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剛拿下閘北，薛岳帶著國民革命軍第一師開進市區，看見滿街紅旗飄飄，工人糾察隊在巡邏，他轉頭就跟政治部秘書長李一氓套近乎。

蔣介石的親信白崇禧急得直跺腳，連著發三封電報叫他“別跟共產黨攪和”，可薛岳愣是給工人武裝送了兩車皮子彈，還把抓到的右派分子全放了。這下捅了馬蜂窩，蔣介石把第一師連夜調到寧滬線上看鐵路，轉頭就讓何應欽把第一師縮編成第四師，師長換成了繆培南，薛岳氣得不行。

汪精衛這時候剛從法國回來，聽說薛岳在南京受氣，趕緊派陳公博帶著兩萬大洋找上門。薛岳正蹲在鎮江碼頭等船回廣東，一咬牙跟著陳公博去了武漢。

到了漢口才知道，汪精衛要搞“護黨救國軍”，正缺能打仗的悍將。薛岳二話不說接下前敵總指揮的差事，轉頭就策反廣西的俞作柏，這人剛被李宗仁擼了省主席，正憋著火呢，當場答應帶兩個師反水。

張發奎那邊更憋屈。本來帶著第四軍從河南打到武漢，結果蔣介石搞“軍事編遣”，硬是把他的十二個團砍成九個。有天在九江開整編會議，張發奎發現自己的炮兵營被劃給了陳誠，抄起茶杯就砸向何應欽，要不是朱培德攔著差點動槍。

1929年9月，張發奎在宜昌通電反蔣，帶著殘部一路退到廣西，跟李宗仁、白崇禧湊出個“護黨救國軍”。

蔣介石聽說“張桂聯軍”鬧騰，親自坐著中山艦到廣州督戰。11月的花縣之戰打得慘烈，最要命的是蔣介石收買了桂軍師長呂煥炎，前線正打著，后院梧州倉庫讓人端了。

薛岳帶著突擊隊打到韶關城外，抬頭看見城頭掛的已是中央軍青天白日旗——原來陳濟棠早就被蔣介石策反，斷了他們的補給線。殘兵退到欽州灣時。

經過這些事，他們也看清汪精衛反復無常的嘴臉，心灰意冷，下野去了，誰知轉機很快就來了。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進攻上海閘北，十九路軍奮起抵抗的消息傳到南京時，蔣介石焦頭爛額。他翻著將領名錄的手指忽然停在“薛岳”這個名字上——這個被他冷落了三年的粵軍悍將。

軍政部長何應欽接到急電，連夜派專列把薛岳接到南京。2月14日，薛岳走進蔣介石辦公室，見到蔣介石后，薛岳率先打破沉默，："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職率第二方面軍攻徐州；民國二十年廣州另立政府，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他頓了頓，聲音陡然低沉，"我們反過你三次，你還用我們？"

蔣介石手指叩擊著窗欞話："那是我的事。"

三天后，薛岳帶著東拼西湊的第五軍趕到南翔。

張發奎的復出更戲劇化。他原本在香港開混日子，聽說上海開戰，自己跑到南京求見蔣介石，結果在軍政部走廊蹲了三天。直到2月20日，日軍猛攻廟行防線，中央軍八十七師傷亡過半，蔣介石才匆匆塞給他個“蘇浙邊區綏靖督辦”的頭銜。張發奎趕到嘉興，發現所謂的“守備區”連張像樣的地圖都沒有。

然而就是這樣，薛岳和張發奎打的還真不錯。

等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這兩人倒成了救火隊長。薛岳在淞滬戰場帶著十九集團軍死守虹橋機場，部隊被打殘四次又重組四次，最慘的時候師部文書都端著刺刀上陣。有回日軍九輛坦克沖進羅店防線，薛岳抄起炸藥包要親自上，被衛兵死活攔下——這事兒上了《中央日報》，標題寫著“薛老虎虎威猶在”。

張發奎更絕，他接手的第八集團軍全是各省雜牌，川軍的綁腿、滇軍的斗笠、粵軍的竹盔混成一鍋粥。打浦東保衛戰那會兒，他把上海青幫的五百條駁船全征用了，半夜載著廣西兵摸到日軍艦艇底下放水雷，炸沉了出云號巡洋艦的護航艦。

武漢會戰結束后，薛岳被調到第九戰區守長沙。薛岳的天爐戰法，出場了。

1939年9月，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帶著十萬部隊從贛北、鄂南、湘北三路殺向長沙，蔣介石給薛岳打電話說：“武漢剛丟，這時候跟日本人拼家底太虧，你帶第九戰區往衡陽撤！”電話那頭薛岳硬邦邦回了一句：“長沙要是丟了，湖南糧倉就送給鬼子煮飯了，這仗還能打？”

接下來的半個月，薛岳每天早晚各一通電話往重慶打，從“湘北地形適合打阻擊”講到“丟了長沙動搖軍心””。蔣介石被吵得頭疼，最后索性讓侍從室交代“委員長在主持會議”，電話線都給拔了。薛岳轉身搖通宋美齡專線，對著話筒喊：“請夫人轉告委座，鬼子的刺刀尖離新墻河不到十里，再不下令反擊，我只好先斬后奏！”這話傳到蔣介石耳朵里已是深夜，他撥到長沙司令部的電話愣是沒人接，衛兵報告說薛岳帶著警衛連上了撈刀河前線，指揮部只剩個少校參謀守著電話機干瞪眼。

9月23日凌晨，日軍第六師團強渡新墻河，薛岳等的就是這個信號。他把二十萬部隊分成三撥：最前頭的四個軍邊打邊退，沿途把公路橋梁炸得稀爛，逼著日軍坦克走泥巴路；第二梯隊的六個軍藏在幕阜山和洞庭湖之間的丘陵地帶，專挑夜里打冷槍；最狠的是把李玉堂的第十軍塞進長沙城，每人發三顆手榴彈，命令“就算用牙啃也得把城墻守住”。岡村寧次以為國軍又在玩潰退的老把戲，下令全軍追擊，結果一頭扎進薛岳布好的“爐膛”10月2日，當日軍前鋒沖到撈刀河邊時，身后突然冒出十二個師的國軍，把退路堵得水泄不通。

10月7日，日軍拖著傷亡四萬多的殘部往岳陽撤退，薛岳下令全線追擊。蔣介石在重慶拿到戰報時，先是對著“斃敵三萬三”的數字直搖頭，直到英美記者把長沙城頭飄揚的青天白日旗照片甩在桌上，才趕緊叫人擬嘉獎令。倒是薛岳看著戰損報告直嘆氣——他的也折了四萬多人。

薛岳打勝仗日子不好過，張發奎那邊又和蔣介石吵起來了。

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張發奎與蔣介石的矛盾在九江防線上集中爆發。

當時張發奎擔任第九戰區第二兵團總指揮，負責從九江到瑞昌的防線。他手下的部隊雖然名義上有七萬人，但真正能戰的老兵只有一萬多第四軍舊部，其余多是臨時抽調的地方雜牌軍，火炮口徑不一，通訊器材匱乏到要用旗語聯絡。日軍則動用了第106師團、波田支隊等精銳，配合海軍炮艦和轟炸機實施立體進攻，光是7月25日一天就向九江傾瀉了一萬七千多發炮彈，張發奎的部隊傷亡慘重，彈藥庫存三天就見底。

7月28日凌晨，日軍撕開第二道防線，張發奎召開緊急會議時用廣東話說不想再填人命，下令部隊撤往觀音閣高地重組防線。這個決定得到前線將領支持，卻撞上了蔣介石從武漢連發的三道“死守九江”電令。

兩天后九江失守，蔣介石在武漢大罵：“張向華為什么不上第四軍？他目無軍法！”連夜草擬了撤職令，直接繞過戰區司令陳誠罷免張發奎。關鍵時刻，陳誠主動擔責，堅稱撤退命令是他下的，還以辭職相逼。

張發奎后來回憶這事兒的時候，說：“陳誠很夠義氣，他就是這樣的人，有肩膀，敢負責。”蔣介石礙于陳誠的面子，最終以“撤職留任”收場，把張發奎調往重慶掛了個閑職。

事后復盤，張發奎的撤退決策確有道理。不過經此一事，他再未掌握實權部隊，直到抗戰結束都活在蔣系監視下。

而薛岳和張發奎這兩位粵軍名將的結局，也讓人唏噓。

1950年3月，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十五兵團開始籌備跨海解放海南島，蔣介石在連著發了七封電報催薛岳加強防務。這位昔日的“長沙之虎”此時掛著海南防衛總司令的頭銜，帶著從廣東潰退下來的十萬殘兵，硬是在瓊州海峽南岸堆出三百里“伯陵防線”

4月23日，解放軍攻占海口，薛岳帶著衛隊撤往榆林港。臨走前他下令炸毀秀英碼頭，結果工兵營長帶著炸藥包跑了，反倒給解放軍留下了完整的港口設施。撤退途中經過文昌老家，薛岳讓吉普車停了十分鐘，站在祖宅廢墟前拍了兩張照片，等蔣介石從中央社戰報里看到“國軍殲敵三萬”的捷報時，薛岳已經登上峨嵋號軍艦撤往臺灣了。

5月1日海南全境解放，蔣介石氣得在日記里大罵“薛伯陵欺上瞞下”。更火上澆油的是，薛岳到臺灣第二天就接受美聯社采訪，把戰敗責任推給蔣介石：“若非臺北方面扣著五個師不派援軍，瓊州至少能守半年。”這話傳到士林官邸，蔣介石讓侍衛長俞濟時傳話給薛岳：“要反省就好好反省，莫學吳三桂扯歪理！”薛岳從此徹底失勢，晚年潦倒，甚至連房租都交不起。

張發奎的處境更微妙。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前，蔣介石派飛機到香港接他，他當著記者的面說“寧當太平犬，不做亂世人”，轉身搬進了澳門崗頂前地的葡式小樓。

澳門總督派人送來請帖，他回贈了幅自己寫的對聯：“聞雞起舞心猶壯，走馬看花眼已昏。”1950年夏天，保密局特務摸到澳門想綁他去臺灣，被葡澳警察在媽閣廟碼頭截住，張發奎得知后冷笑：“老蔣還是這套下三濫，當年在九江就用過。”此后他深居簡出，連老部下余漢謀從臺灣來信勸他“共赴國難”，他也只在信封背面批了“不必”二字寄回去。

對比張發奎的北伐時，部隊麾下共走出8位開國元帥。

現在想想有時候，選擇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