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內蒙古包頭市的一間旅店深夜悄然被軍警包圍,一個名叫“王貴”的鍋爐工被捕。
令人意外的是,他的落網并非因線人告密、情報破綻,而是因為他的妻子太漂亮。
他到底是誰?他犯了什么滔天罪行?又為何連聶榮臻元帥都親自下令“立即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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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的河北張北縣疙瘩村,天未破曉,宋家便傳來了新生兒的啼哭。
宋家子嗣繁盛,兄弟姐妹共九人,這個新生兒排行第五,父母給他取名宋殿元。
孩提時的宋殿元從不安于課堂,也不愿下地干活,一日到晚不是跟村里的孩子打架斗毆,便是背著大人偷雞摸狗。
他生性暴躁,一言不合便動手,連自家年邁的祖母都曾被他踢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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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歲那年,村口的小賭場成了他新的“學堂”,起初只是圍觀,后來便偷偷將家里攢下的幾枚銅錢拿去下注。
一輸再輸,他不知悔改,反而越陷越深,為了湊賭資,他開始翻箱倒柜偷家中糧票,甚至拿母親的嫁妝銀鐲子去典當。
一次,他在鄰村賭輸了銀子,竟趁著夜色摸進人家雞圈,抱了三只大公雞就跑。
雞鳴驚動了主人,他被追得連鞋都丟了一只,卻依舊抱著雞一路狂奔,最終在野地里鉆進狗洞才僥幸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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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父親拿著棍子去把他從野地里拎回來,當著全村人的面一頓毒打。
但這番“家法伺候”,并沒有改變他,隨著年歲增長,他的賭癮愈發難以遏制。
有一次他輸急了眼,甚至把家里僅有的一口大鍋也拿去換了籌碼,害得一家老小那年冬天靠著鐵盆熬粥度日。
終于有一天,他的父親也忍無可忍,將他趕出了家門,任他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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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可歸的宋殿元轉而投奔了當地一位地主王奉鈞,做起了放馬的下人。
他繼續在外賭博,欠債累累,還將王家的馬偷偷賣掉抵債,事情敗露后,他遭到一頓鞭打,狼狽地逃出張北,流落到寶昌、康保一帶。
他混跡在市井與賭場之間,認識了一幫同樣無所事事的亡命徒,最初他們只是結伴偷竊,后來干脆拿著木棍和破槍上山為匪。
哪戶人家新娶了媳婦,他們便打著“賀喜”的名義去敲詐;哪家囤了糧,他們便夜闖民宅、打人搶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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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路過康保某村,看上了一戶農婦,那女子剛過門不到三天,模樣俏麗。
他當眾喝斥其夫不配與之成親,揮槍打斷男人的腿,然后將那女子綁在馬上帶走。
宋殿元雖然不識字,也無半點軍事素養,卻靠著一股子狠勁,把手下幾十號人訓練成了搶掠高手。
他們白天打旗號,夜里行劫掠,康保、張北一帶無一幸免。凡是遇上反抗的,非死即傷。
而對那些手無寸鐵的村民,他更是用盡酷刑,他的惡行讓當地百姓談之色變,路過他駐扎的村子都要繞道三十里,生怕惹禍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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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秋,在察哈爾盟公署警長曹凱的舉薦下,宋殿元投靠了日偽。
被收編后的宋殿元,以“察哈爾盟直轄警察隊”的名義活動,實則完全聽命于日軍指揮部。
他不僅得到了日軍提供的槍支彈藥,還得以調動更廣范圍內的武裝力量,肆意鎮壓抗日力量。
借助曹凱的扶持與日軍的撐腰,宋殿元迅速擴充隊伍,把曾經的烏合之眾打造成了一個駭人的武裝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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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身穿制服,卻行的是屠殺、強搶、奸淫之事,所過之處,雞犬不寧。
他們的“任務”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清剿八路軍的根據地。
在崇禮縣一帶,宋殿元指揮著他的“警察隊”,對村莊實施鐵桶封鎖。
他親自制定“連坐法”,只要村中發現一名八路軍戰士,全村老幼皆要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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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抗日老人在炕上病重,被發現曾收留過游擊隊員,宋殿元命人將其拖到村頭,當眾活埋。
不久,日軍節節敗退,投降在即,宋殿元嗅到了風向變化,迅速脫離日偽體制,轉身投靠了國民黨。
這一次,他甚至得到了“騎兵暫編團長”的頭銜,再度搖身一變,成為“抗共急先鋒”。
1946年3月,宋殿元帶著他那支“正規軍”,抓捕了村民于尚有,將其捆在院中樹干上,用燒紅的鐵鉗鉗住手指,一節一節地剪下;嘴里不停問著:“八路軍藏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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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憑對方痛哭流涕,誓言不知,他仍不罷休,直到對方沒了氣息。
同年10月,宋殿元故布疑陣,放出風聲說:“劉二營子村匪患不重,敵寡我眾。”
于是,我軍一支三十人的武工小隊悄然前往,計劃進行清剿,可他們剛踏入村口,就被密密麻麻的槍火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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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兩個時辰,三十人中二十九人當場犧牲,僅一人僥幸逃脫。
宋殿元還與曹凱狼狽為奸,以政府的名義攤派糧食、收稅收費;若誰不能按時交齊,便被視為“抗命”,當即打殺。
他靠這些掠奪積累了大量財富,他在縣城買下數處宅邸,設立“飯館”,招攬流氓無賴作為打手,背地里干著搶劫勒索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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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后,宋殿元正式列入了我軍重點清剿的目標名單。
這個在多個陣營之間反復橫跳的惡匪,終于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圍剿。
1946年春,宋殿元率領的匪部在康保縣閻油坊一帶盤踞不去,妄圖借地形復雜之利,繼續為非作歹。
但他低估了我軍的決心,一支騎兵部隊迅速逼近,槍聲在清晨驟然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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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個時辰,匪首接連被擊斃,原本百余人的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宋殿元趁著夜色丟下部下,獨自鉆進荒野,狼狽逃回了崇禮老家,那段時間,他躲在破屋和親戚家中,晝伏夜出,不敢露面。
可短暫的蟄伏,并未讓他對過往的血債產生半點悔意,反倒讓他更加仇恨那個正在改變一切的新政權。
1949年,綏遠和平解放,宋殿元在大勢已去之下,混入隊伍,接受了為期數月的集中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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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里,他表面上態度尚算“老實”,每天按時出操、學習政策,嘴上不止一次地說“想重新做人”。
改造結束后,他被允許回到社會,短暫從事小買賣,1950年春,宋殿元悄然消失在綏遠街頭。
再出現時,他已經重新聚攏起一伙人,這些人,大多是戰爭中潰散的舊兵、無處可去的亡命之徒,還有曾受過他庇護的舊部。
他們晝伏夜行,專挑偏僻的運輸線下手,搶劫解放軍的軍需物資,得手后立刻鉆入山林,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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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得手后,他愈發膽大妄為,在一次針對鄉鎮政府的突襲中,宋殿元抓捕了四名國家干部,將他們殘忍殺害在山溝中。
這起案件迅速在華北地區引起強烈震動,針對宋殿元的清剿命令,被一層層上報,最終送到了更高層的案頭。
雖然他當時沒有被抓住,但也被追捕得不敢再有所行動,只能偽裝身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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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包頭西腦包區的一家小旅店里,一位名叫“王貴”的中年男人,每日起早燒爐,夜晚躲在煤灰旁抽煙喝悶酒。
他面容邋遢、衣衫襤褸,沒人知道,這個“王貴”,其實是殺人不眨眼的宋殿元。
只是,他可以偽裝身份、隱去鋒芒,卻沒想到,露出破綻的,竟會是一張“太漂亮”的臉。
宋殿元的第四任妻子是一個年輕貌美、穿金戴銀的女子,每日打扮得花枝招展,出門買胭脂、首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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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條街的女人都在私下議論,她到底圖這老鍋爐工什么?
旅店老板最先起疑,他雖為人忠厚,卻從小在北方亂世里見多了逃犯與匪首。
他多次偷聽王貴與妻子的對話,發現兩人常在夜里吵架,王貴性情暴烈,對妻子動輒拳腳相向,但女子卻始終不離不棄,還常替他在外“打點關系”。
旅店老板愈發不安,終于在一個夜里鼓起勇氣,冒雨敲開了公安局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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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門最初并未完全信服,畢竟,僅憑一張漂亮的臉,不能當作定罪的依據。
但他們還是決定悄然展開調查,便衣偵查員混入旅店,一邊觀察王貴的日常,一邊調查女子的過往。
越查越不對勁:王貴根本沒有戶籍資料,其妻子的金飾也不是本地所產,兩人來歷撲朔迷離。
而那位“王貴”,眼睛卻始終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兇相,幾日后,一位老公安在翻閱老檔案時,猛地拍案而起:“是宋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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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消息傳到上級,華北軍區高層震動,因宋殿元早年多次制造屠殺慘案,正是重點通緝對象。
聶榮臻元帥在得知其已落入視野時,語氣堅定:“這人,必須抓!”
1951年4月的一天夜里,旅店被軍警悄然包圍,屋內,宋殿元尚在半夢半醒之間,突然聽到門外異動。
他翻身而起,一把揪住妻子的胳膊,低聲吼道:“把槍拿來!”
他早已無槍無彈,靠的只是心理上的最后一張“牌”,而他的妻子,此刻早已癱軟在炕上,滿臉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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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警沒有貿然沖入,而是喊話勸降,宋殿元自知大勢已去,但仍妄圖困獸猶斗。
他抓起菜刀,踹翻爐門,揮舞著想從后窗逃脫,卻不料,旅店老板趁亂沖入屋內,一把從背后抱住他,大喊:“來人吶!在這!”
隨后,軍警一擁而上,壓制住宋殿元,隨后他被帶至縣城廣場進行公審,大會尚未開始,人群已將廣場圍得水泄不通。
聶榮臻元帥明確指示:無需寬大,立即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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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下午,宋殿元雙手反綁被帶往刑場,隨著一聲槍響,他終于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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