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越：以批評的直覺對接詩的直覺，解開西方現代詩的謎語

今天，我們為什么讀現代詩？我們又該如何談現代詩？在現代詩的迷宮中，我們常被那些看似艱澀的隱喻所困，如同面對一道道未解的謎題。而詩人、評論家、譯者凌越則為我們繪制了一幅西方現代詩心靈地圖。

他的新書《解開我的謎語》以直覺和理性之光，照亮22位經典詩人的生命與詩歌。書中評論的22位詩人堪稱西方現代詩的“全明星陣容”，包括美國詩人狄金森、馬斯特斯、威廉斯、龐德、休斯、阿什貝利等，英國詩人霍普金斯，法國詩人蘭波、蓬熱，葡萄牙詩人佩索阿，俄羅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等，意大利詩人翁加雷蒂，德語詩人策蘭，以及20世紀最重要的兩位拉丁美洲詩人巴列霍和聶魯達。

凌越兼具詩人、評論家、譯者三重身份，他以創作現場的親歷者視角解讀詩歌，批評中流淌著詩性語言。他不滿足于簡單的"解謎"，而是從詩人生平和詩藝兩個向度展開論述，既展示詩藝的絢爛，也刻畫詩人或平靜或動蕩的人生（如俄羅斯白銀時代詩人群像），細致入微地辨析了詩人和作品之間復雜的互動，堪稱一部“微縮西方現代詩史”。

在書中，凌越坦言：“有關詩的評論從本質上說可能是一種冒犯，一種莽撞行為。”但他依然“傾盡全力理解和分析詩歌”。他強調，“詩藝”是評價一位詩人成就的唯一重要標準，而“詩如其人”的觀念則過于簡單。他更指出，要想周到地評論一首詩，評論語言也得或者最好是某種詩的語言，一種摻雜著直覺和感性的批評語言——“以批評的直覺對接詩的直覺”。

凌越以生動的比喻拆解著自己的批評理念：“所有談論詩的文字都像是試圖拿取瓷器的手，當你似乎有所得，那件瓷器卻在悄悄碎裂。糟糕的批評得到的必定是一堆被粗暴的意義碾碎的瓦礫，好一點的批評也只是一種小心的擦拭以瓷器的完好為前提，擦亮詩本身的神秘之光。”

——訪談——

南都：你說《解開我的謎語》要關注那些被遺忘、被不恰當貶低、在中文世界尚未被充分認識的經典詩人，比如威廉斯、赫列勃尼科夫、阿什貝利……你認為他們身上具備哪些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和語言風格上的獨特性？在評價一位詩人的成就時，哪些品質和因素是你看重的？

凌越：《解開我的謎語：西方現代詩人廿二家》評論了西方22位詩人，這22位詩人在各自的國家、各自的語言中，都是確定無疑的經典詩人，但是由于翻譯滯后或者由于文學觀念的差異，其中很多詩人在中文世界中還遠沒有建立起和他們在自己母語中同樣的重要性，這也是我去介紹、去評論這些詩人的原因。

而他們經典詩人地位牢固確定本身，就足以證實他們所具備的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和語言風格上的獨特性，因為假如其中有兩位詩人，語言風格是雷同的，那么有一位詩人必定是不那么高明的模仿者，那他也就不會具備經典詩人的地位。具體到每位經典詩人，他們都有一個獨特的經典化過程，有的詩人一出手，即名噪一時，在他們生前就已經確立了自己經典詩人的地位，比如書中寫到的龐德、馬雅可夫斯基和聶魯達。更多的詩人經典化過程則要曲折得多，比如威廉斯，寫作了幾十年，他早期作品雖然也得到同時代某些重要詩人——如哈特·克蘭、龐德——的肯定，但是直到他在晚年寫出長篇巨制《帕特森》，他的經典地位才告確立。赫列勃尼科夫出道時就被不少同輩詩人——如馬雅可夫斯基、曼德爾斯塔姆——視為天才詩人，但是在他于1922年去世后，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他的影響力在俄羅斯日趨衰落，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政局的改變，他的詩才得以重新出版，在俄羅斯國內對他的詩也有一個再發現再認識的過程。比較而言，阿什貝利就比較幸運，雖然他的詩是出了名的晦澀，但是在學術界他有一位重量級知音——哈羅德·布魯姆，在我看來，布魯姆對阿什貝利持續多年的高度評價，對于他詩歌經典地位的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書中寫到的另一些詩人，比如狄金森、霍普金斯，生前完全籍籍無名，他們經典詩人地位的確定都是在他們離世很多年之后的事了。

在評價一位詩人的成就時，我以為唯一重要的因素就是“詩藝”。當然了，一位“重要”的經典詩人，總是會有更廣闊的視野，總是會有對他所處時代的獨特觀察，但是所有這些有關詩歌外在的題材方面的內容，都要經過“詩藝”的“浸泡”才有可能轉化為詩歌真正的力量。因此，我們在評價詩人的成就時，一定要拿著詩藝這面顯微鏡去衡量、去比較詩人以及他的作品的方方面面，盡管這樣做，要比單純談論詩歌題材和時代背景困難得多。

南都：書中提出“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是西方現代詩歌巔峰期”的判斷。結合這22位詩人的創作軌跡，你認為戰爭背景對他們的詩藝革新和主題選擇（如創傷、荒誕、精神求索）分別產生了哪些具體的影響？在那片舊世界已然崩塌，新世界面目未明的“廢墟”之上，哪些代表性詩人和詩作最令你傾心？

凌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是西方現代詩歌巔峰期”這個判斷，其實也是文學史的既定事實，從結果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西方各國、各語種中確實都涌現出眾多風格各異的杰出詩人。人類世代，每個世紀都有戰爭發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規模和慘烈程度仍然是空前的，它對那個時代中的每個人都產生了巨大震撼和影響，詩人自然也不例外。像赫列勃尼科夫、翁加雷蒂都是參加過一戰的士兵（前者是俄羅斯士兵，后者是意大利士兵），他們都有大量詩作是直接處理一戰經驗的，雖然赫列勃尼科夫的詩想象力詭譎，詩思鋪張而強烈，翁加雷蒂的詩風則趨向于簡約含蓄，但都寫得非常好。而龐德的《比薩詩章》，艾略特的《荒原》則是對一戰的直接經驗保持一定距離的深沉反思。

自然，慘烈的戰爭經驗只是產生這一詩歌高潮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左翼思潮（典型如馬克思主義學說）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興起，也為這次詩歌高潮做好了思想方法論方面的準備。比如馬雅可夫斯基和聶魯達詩中的激情，除了情欲那部分，主要還是左翼思想所攜帶的激情；而巴列霍和阿什貝利詩中的超現實主義因素則回蕩著弗洛伊德潛意識理論的影子。

至于在這座戰爭廢墟上產生的詩歌之花，哪一朵最令我傾心，我恐怕難以給出明確答案。在我看來，身處那個時代的幾乎所有杰出詩人，都對恐怖的戰爭經驗以及它所造成的心理陰影，做出了自己在詩歌上的獨特回應，并因此共同形成了一個絢爛的詩歌時代。

南都：“詩如其人”是一個古老的觀念，只從形式談論詩是晚近出現的一種激進觀念。而你采用“生平與詩藝雙線解碼”的方式解讀詩人，比如俄羅斯白銀時代詩人群像的動蕩人生與創作互動。你如何審慎對待文本與詩人之間的那道模糊地帶？ 當“詩”與“人”呈現某種斷裂或悖反時，批評的透鏡應對準何方？

凌越：我在書的序言里，一開始就講了詩歌有“自在自為”的一面，有的詩人也說過，上天只不過是借助詩人之手，寫出它自己的詩。從另一個方面看，詩歌總是出自某個詩人之手，而這個詩人的閱歷、個性、才情，必然會反映在他的詩句中，但我想強調的是，詩人人生閱歷和他的詩作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至少二者之間就橫亙著復雜的“詩藝”。對于此種復雜性，我想我有較為充分的估計，也在書中試著做了盡可能細致的討論和分析。而當“‘詩’與‘人’呈現某種斷裂或悖反時”，那多半也是表面的斷裂或悖反，只要你有足夠的耐心和觀察力，你就能發現兩者之間依然存在某種聯系——有時直接，更多的時候則是曲折和隱晦的。

南都：你說，有關詩的評論從本質上說可能是一種冒犯，一種莽撞行為。面對詩歌“不可譯、不可評價”的觀點，作為詩歌譯者和評論者，該如何理解自身的意義與價值？你追求的是一種怎樣的詩歌評論寫作？

凌越：“有關詩的評論從本質上說可能是一種冒犯，一種莽撞行為。”——這是一種沮喪的表達，只要想想有關李商隱的無題詩、杜甫的《秋興八首》有多少評論，有關《荒原》和《詩章》有多少評論，就不難理解這種沮喪。盡管這些評論也有高下之分，但是當你從評論轉向詩本身，你會發現詩依然葆有一種奇特的清澈的神秘感，并映襯出所有評論的笨拙。盡管如此，詩歌評論依然有其自身價值（盡管和詩相比，成色低一點），尤其是在為某位被忽視和低估的優秀詩人鼓與呼的時候，詩歌評論的意義會更凸顯一點。

至于我追求的詩歌評論寫作，我在序言里也有寫到，就是評論在傾盡全力理解和分析詩歌的同時，也要“不時回顧自身，它所使用的語言也要變成它自己的目的”。批評實踐告訴我，要想周到地評論一首詩，評論語言也得或者最好是某種詩的語言，一種摻雜著直覺和感性的批評語言——“以批評的直覺對接詩的直覺”。當然，我隨后也強調了，做到這一點可不是容易的事。難度的提高會增加寫作的快感。

南都：你說過去寫過幾篇以批駁為主的文章，現在看來有些“得理不饒人的自信（抑或自大）”，因此這本新書更多是一部“單純的舉薦贊美之書”。為何會有這種批評心理的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哪些詩人你更偏愛了，哪些對他們的熱情降低了？

凌越：可能是因為隨著年紀漸長，自己變得更寬容一些？還有就是，和批駁不好的東西相比，褒揚優秀作品確實更有建設性意義，且不說前者還會暴露自己的虛榮和自以為是，就算是正確的自以為是，也到底有失風度。我在文章中，也不是一味地褒揚，我也會指出可能存在的問題，或者比較詩人不同階段作品的優劣，但我一定是在總體肯定某位詩人的前提下，指出這些瑕疵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前提，我覺得完全忽視其存在就是最正確的態度。至于某些居高臨下的所謂酷評，至少我不喜歡，而且避之唯恐不及。

書中，我評論了22位詩人，他們成為經典詩人是有道理的，我想我能看出他們各自的優點（這些在書中都有較詳細的論述）。但從和我的個性契合度，以及我自己的詩觀發展變化的過程來看（也可以說是一種理解力的變化），我對這些詩人的喜歡程度不可能是均衡的，也不可能一成不變。某個階段，我會喜歡這幾位詩人，另一個階段，我更喜歡讀另外幾位詩人的作品，也有幾位詩人，我對他們的熱情持續更久一些，以至于直到現在。但是具體的名單，我就不列舉了，還是保留一點神秘感吧，讓他們更自在地活在“謎語”之中。

南都：這本書論及的都是各個語種里的經典詩人。在你看來，西方現代詩歌經典所承載的精神探索與形式實驗，為何在信息碎片化、語言趨于貧瘠的當下，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閱讀價值？

凌越：所謂“語言趨于貧瘠的當下”，其實并不是此刻這個“當下”所獨有，也不是西方所獨有，我以為語言貧瘠的危機是伴隨人類發展整個過程的，而優秀詩人的出現則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化解或者緩解這一危機。想想每年八月十五，我們要對遠方的親人表達想念之情，我們首先想到的大概還是蘇軾的《水調歌頭》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為現代情感找到與之相對稱的現代的語言表達方式，一直是詩人們迫在眉睫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詩人的責任可謂重大，而不懂得尊重詩人的民族，將會和其枯萎的語言一起走向衰落。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