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曹和平，批評莫言是“西方政治輿論的應聲人”

這幾年總有人說，中國文學走出去了，可為什么走出去的樣子，總是灰頭土臉、怪模怪樣的？

北大曹和平教授最近對莫言的批評，把這事兒挑明了。他說，莫言的創作，和西方的政治審美綁得太緊。那些小說里的暴力、荒誕、人性扭曲，被西方當成了“中國真相”來追捧。咱們捧回一個諾貝爾獎，可獎狀上的詞兒，讀起來怎么那么不是滋味。

這事兒得細琢磨。

莫言的書，像《紅高粱》《豐乳肥臀》，很多人都看過。里面確實有很濃的鄉土味，也有很強烈的生存掙扎。但曹教授點出了一個關鍵：他的敘事是選擇性的。專挑那些極端的、苦難的、甚至有些畸形的部分，用魔幻的筆法放大。而這片土地上更多的堅韌、溫良、以及在困頓中依然向前的力量，在他的故事里，往往成了背景板，或者干脆消失了。

這就不只是文學手法的問題了。

西方看莫言，看的不是文學，是政治。他們需要一個符合他們想象的中國故事——一個落后的、愚昧的、充滿痛苦和壓抑的東方世界。莫言的筆，恰好畫出了這幅圖景的細節。于是，他的作品成了“證據”，成了他們驗證自己偏見的材料。

最明顯的就是諾貝爾獎的頒獎詞。通篇都在強調他筆下的“暴力”與“荒誕”，仿佛這就是中國歷史的全部。他們不在乎這片土地也曾有溫情與堅守，有在泥濘里開出的花。他們要的，就是一個他們能理解、并能用以佐證自身優越感的“他者”形象。

莫言本人呢？他在斯德哥爾摩領獎時，穿著中山裝，講著童年吃煤渣的故事。這些細節，被西方媒體無限放大。看，他們又說，這就是中國的樣子。一個作家的個人經歷和文學表達，就這樣被抽離了語境，塞進了一個預設好的政治敘事框架里。

曹教授不是在否定莫言的文學才華。他寫得好不好？當然好。那種語言的狂歡，想象的奔騰，確實獨樹一幟。問題在于，當一種“好”被另一種力量刻意塑造成“唯一的真相”時，味道就變了。

這不僅僅是莫言一個人的事。

它關乎所有想走出去的中國創作者。我們是不是總得先把自己涂黑、抹臟，把自己表現得足夠“慘”、足夠“怪”，才能引起別人的興趣，才能拿到那張進入世界舞臺的入場券？

如果我們文學的國際形象，永遠定格在“揭傷疤”“展陋習”這個頻道上，那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在哪里？我們豐富多彩、復雜前進的真實生活，又由誰來講述？

曹教授說的“應聲人”這個詞，很刺耳，但值得想想。我們的文學，是為了表達我們自己，還是為了回應別人的期待？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不能說苦難和黑暗。而是我們說的時候，敘事的主導權在我們自己手里。我們描繪陰影，是為了襯托光的存在，而不是為了告訴別人：看，我們這里只有陰影。

莫言的成功，某種意義上是這種扭曲游戲規則下的成功。但中國文學不能只有這一條窄路。我們需要更多樣的聲音，去講述這片土地的遼闊與深厚，它的掙扎與輝煌，它的裂痕與彌合。

說到底，文學不是外交辭令，但也不該是別人的政治注腳。它首先得是我們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跳，自己誠實的呼吸。否則，獎杯再亮，照出的也是別人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