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古代市舶司的歷史變遷

古代貿易主要有兩方面組成，一方面是陸地貿易，一方面是海上貿易。

市舶司應運而生

海上貿易是重中之重，但對比陸地貿易的貿易量要少很多，出現的時間也要更晚。不過，海上貿易的對外性質更強烈，涉及的貿易范圍也更廣，這就導致海上貿易的發展始終沒有停滯。

早在西漢時期，隨著海路不斷拓寬，“海上絲綢之路”隨之興起。

海上貿易的興起，逐漸成為一個王朝的經濟是否發達的標志，能夠從側面反應出一個王朝的經濟脈搏，到底是強力還是衰弱。

海洋廣袤，串聯了整個世界，隨著人們的視野越來越廣闊，貿易往來的范圍也逐漸增大，貿易量開始逐年增大。

尤其在古代的盛世王朝，海貿的地位尤其凸顯，往來各國的使臣和貿易船只，頻繁在沿海城市集散，規模變得越來越大。

隨著貿易額的逐步增大，問題也隨之出現，盯上了海上貿易財富的海賊，開始在沿海地帶橫行，越來越大的交易，導致貿易秩序受到奸商的沖擊。

唐朝當時就面臨著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嚴峻的海貿問題，受到朝廷的重視。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廣州率先設立了市舶使，由市舶使主管海上的貿易管理。

當時的市舶使由宦官擔任，主要負責收取往來商船的關稅，替朝廷采購舶來品。有些國家通過海上商人向唐朝納貢，市舶使也負責收取貢品。

市舶司的誕生，其實本質上是盛世的產物。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時代開啟的海上探索，歷經數百年的發展，到了唐代，已然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

除此之外，市舶使還肩負著管理海上貿易的重任，對市舶貿易進行監督和管理，以及抽分，這是最早期的海貿管理，為后續出現市舶司打下了基礎。

北宋年間，市舶司應運而生。它是一個為管理和服務于空前繁榮的海外貿易而建立的專業部門，其地位和功能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代立國，燕云十六州的缺失使得其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傳統聯系變得脆弱甚至斷絕。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財政壓力巨大，海洋成了“無盡的寶庫”。

宋高宗那句極具洞察力的論斷——“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并以五代十國時南漢、閩越等割據政權能“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中原）”為例，說明其富強正是“由籠絡海商得術也”——可謂一語道破了天機。

于是，鼓勵和發展海外貿易，成為了兩宋，尤其是南宋的“國策”級別的經濟方針。市舶司不再僅僅是一個管理機構，它變成了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一個“會下金蛋的鵝”。文獻中“市舶之利，頗助國用”的記載比比皆是。

這種政策導向極大地刺激了民間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活躍，泉州、廣州等港口“萬舸絡繹”，成為了世界級的貿易中心。

及至元代，這個由草原民族建立的龐大帝國，其統治階層對海外奢侈品有著更為強烈的需求，加之其廣闊疆域帶來的開放視野，使得官方對海外貿易的態度更為積極。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還開創性地推出了“官本船”制度，這可以說是官方資本深度介入國際貿易的一種嘗試。

可以說，宋元時期的市舶司，見證了中國古代海洋貿易的巔峰，它所征收的巨額稅賦，實實在在地支撐著國家的運轉，也深刻改變了東南沿海的經濟結構與社會面貌。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巔峰之后往往緊隨著轉折。明代的市舶司命運變得前所未有的復雜與矛盾。

市舶司退出歷史舞臺

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對外部世界，尤其是來自海上的威脅抱有極大的警惕。元末明初，東南沿海“倭寇”為患，這使得明初的市舶司從一設立，就背負了雙重使命：

其一是延續前代管理朝貢貿易的傳統職能；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配合“海禁”政策，充當防范“奸商”與海盜的瞭望塔和隔離墻。正如當時文獻所言，其目的是“通夷情、抑奸商”。

這時的市舶司，門是開著的，但只為官方認可的“貢舶”而開，門縫外洶涌的私人貿易則被視為非法。

當然，這種絕對的禁令并未能貫穿整個明代。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就曾一度扭轉了這一保守國策，他派遣鄭和船隊七下西洋，威加四海，并重新開放寧波、泉州、廣州三處市舶司，招徠海外諸國前來貿易。

然而，永樂盛世之后，“海禁”的幽靈再度盤旋。有趣的是，隨著商品經濟的內在發展，民間私人海貿的需求如地下水般無法遏制，并形成了巨大的規模。

這塊肥肉引來了各方勢力的覬覦。地方官員與掌管市舶司的宦官們展開了長期的博弈，他們以“市舶與商舶二事也”為借口，將利潤豐厚的私人海貿稅收權從市舶司手中奪走，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

這實際上是一場圍繞著海洋貿易巨大利潤的控制權之爭。直到明代中后期，朝廷在“隆慶開關”后，才逐漸認識到疏堵結合的重要性，市舶司的經濟職能才得以真正回歸，開始全面管理和征收私人海貿的稅收。

這不僅極大地促進了晚明社會經濟的繁榮，催生了新的資本主義萌芽，也讓市舶司這個古老的機構，在王朝末期煥發了最后的生機。

清朝建立后，統治者將“閉關鎖國”的理念推向了極致。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盡管曾因收復臺灣而短暫開放海禁，但“市舶司”卻被正式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江、浙、閩、粵四處“海關”。自此，廣州“十三行”的繁榮，成為了整個帝國對外貿易的唯一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