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元祐三年的那場大雪，差點把開封城給埋了。
為了不讓老百姓凍死，大宋朝廷干了一件特別“打臉”的事兒——官府開倉放糧的同時，竟然主動給災民發了一種叫“氈笠”的帽子。
這事兒現在看著沒啥，但在當時絕對是個炸雷。
要知道，這種帽子是典型的“胡服”，就在幾十年前，宋仁宗還特意下旨嚴禁漢人穿戴。
這哪里是救災，分明是老天爺在給大宋朝廷上了一堂最狠的實用主義大課：在生死存亡面前，所謂的華夷之辨，連個屁都不是。
咱們把時間軸往回撥一撥。
你看宋朝皇帝的畫像，或者看像《清平樂》這種考究點的劇，你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宋朝皇帝穿得那是真“素”。
你看以前的皇帝，恨不得把全宇宙都繡在衣服上，尤其是那明晃晃的龍紋。
可到了宋朝，皇帝大多時候就穿個單色的紅袍子，身上光溜溜的，既沒有金龍盤繞，也沒有啥花里胡哨的紋飾。
乍一看，除了頭上那個帽子不一樣，這身打扮跟個普通的紅衣高官沒啥區別。
難道是大宋缺錢？
開玩笑，宋朝那是出了名的富得流油。
其實吧，這一身“紅袍”背后，全是心眼子。
當年趙匡胤那是咋上位的？
“黃袍加身”啊。
這四個字聽著霸氣，說白了就是兵變。
老趙心里虛啊，他太知道武將手里有兵權是啥后果了。
所以他一坐穩江山，第一件事就是搞“轉型”。
皇帝脫下金龍戰袍換上紅官服，其實就是一場為了洗白自己的大型“政治路演”。
他就是要告訴全天下的讀書人：哥們兒我現在不是那個騎馬砍人的軍閥頭子了，我是跟你們穿一條褲子…
不對，穿一樣衣服的“官家”。
大家一起坐下來喝喝茶、治治國，多體面。
說到這身衣服，就不能不提掛在宋朝君臣脖子上那個奇怪的白圈圈——“方心曲領”。
你看古裝劇里，宋朝官員脖子上都套個這玩意兒，上面圓的，下面方的。
這東西在隋唐那會兒，本來是襯在內衣領子里用來定型的，屬于純純的“內衣外穿”。
結果到了宋朝，這幫人把它翻出來，掛在最顯眼的地方。
為啥？
上圓象征天，下方象征地，這玩意兒就是個隨身的警示牌，時刻提醒你：受命于天，腳踏實地，別亂來。
宋朝這幫人，在那會兒其實挺憋屈的。
北邊有遼國，后來又有金國，打仗那是真打不過。
戰場上找不回來的場子，就得在精神上找補回來。
這是一種近乎偏執的倔強。
但是呢，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那個讓宋仁宗氣得直跺腳的“胡服”，根本就禁不住。
為啥？
因為太好用了啊！
就拿開頭說的那個氈笠來講，那玩意兒源自東北的契丹和女真，擋風遮雪的效果比漢人那個輕飄飄的冠冕強了一百倍。
你去翻翻《水滸傳》，林沖雪夜上梁山那一段，頭上戴的是啥？
就是氈笠。
施耐庵寫書那是真有生活，在北宋末年，這種“胡人帽子”早就成了民間爆款，滿大街都是。
官府想禁？
根本禁不過來。
更離譜的是，這種“胡化”連皇宮都沒守住。
宋朝流行一種叫“吊敦”的褲子，其實就是現在的緊身連褲襪，方便騎馬用的，也是胡人的發明。
有一次宮廷聚會，藝人穿著這玩意兒直接給皇帝表演，皇帝看著樂呵呵的，壓根沒想起來這是祖宗嚴令禁止的“奇裝異服”。
到了南宋，那個被金人嚇破膽的宋高宗趙構，私底下為了保暖，自己都戴氈笠。
嘴上喊著抵制，身體卻很誠實，這就是典型的“真香定律”古代版。
這事兒跟吃牛肉是一個道理。
大宋律法嚴禁殺牛，牛是戰略物資，殺牛是要坐牢的。
可《水滸傳》里那幫好漢進店就是“小二，切二斤熟牛肉”。
為啥敢這么寫？
因為在當時，法律的紅線早就被供需關系給沖爛了。
老百姓兜里有錢，想吃肉，市場就有供應，“禁令年年下，牛肉日日吃”。
衣服也是一樣。
當一種服裝更適合干活、更適合打仗、更暖和的時候，你跟老百姓談什么民族大義，那是扯淡。
這是一個極其糾結的朝代。
這種拉扯感，貫穿了整個宋朝。
歷史有時候特別喜歡開玩笑。
宋朝皇帝努力用寬袍大袖把這一畝三分地圍起來，想跟“戎狄”劃清界限。
結果呢？
那些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尖頭靴、緊身褲，最后全都融進了中華服飾的血脈里。
你看宋朝折騰了半天，最后也沒擋住金人的鐵騎。
那些掛在脖子上的“方心曲領”沒能救得了大宋，但那種在亂世里還要講究體面的勁頭，值得人琢磨。
靖康二年，金軍攻破開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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