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龍為革命奉獻一生，死后家屬要求追認烈士，周總理：不予批準

1951年4月中旬，上海北四川路的舊檔案樓里彌漫著紙屑味，一摞退色的卷宗被放上桌面。年輕檔案員抖開封皮，第一頁就跳出“李之龍”三個字——這位被槍決十三年的海軍少將，此刻正以一份塵封檔案的方式，重新闖進新中國的視野。

翻閱記錄，先要回到1897年冬天。那年臘月，湖北沔陽江面薄冰初結，李家添了個男嬰。家境清寒，父親靠寫狀紙糊口，卻硬是把兒子送進武昌三道街的小學堂。這個孩子記憶力驚人，背《倫敦地理》不用停頓，連洋文發音也字正腔圓，老師常說：“再鬧騰，也是塊念書料。”

辛亥首義的槍聲在武漢城久久不散，他還是少年就見識了“推倒龍旗”的震撼。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他跟叔父南下湖口，摁過槍扳機。起義失敗，輾轉回校，課堂上的地圖卻像燙手山芋——家國邊界隨時會被人推移，這種無力感把他硬生生推向軍旅。

20歲那年，他進了煙臺海軍學校。五四運動期間，他沖上操場高喊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校方假裝沒聽見。兩年后，在漢口一間昏暗客棧，他握著董必武遞來的圣經大小的《共產黨宣言》宣誓入黨。自此，他有了新坐標：海防、工運、革命，幾股線索糾纏在一身。

1924年，他被派去廣州，給鮑羅廷做翻譯。黃埔一期時，他能把陳賡、蔣先云的辯論頂得說不出話。蔣介石看中他的口才和帆船經驗，東征后直接授少將，還讓他執掌“中山艦”。一個剛畢業的年輕軍官，肩章剛閃就被推到風口浪尖，黃埔同學私下嘀咕：“這人鋒芒再收不住，遲早出事。”

說來也巧，“鋒芒”二字恰是李之龍的注腳。他組建“青年人聯合會”，隔三岔五去和“孫文學會”抬杠。不久，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被他以走私為由撤職，陳憤憤放話：“看你能囂張到幾時。”3月婚禮，他沒請蔣介石，等于掀桌子。蔣果然找機會發難——這場機會就是后來震動南北的中山艦事件。

1926年3月18日深夜，電話鈴把他喊醒。對方口稱鄧演達，要求艦隊立即北上。李之龍遵命起錨，按規又在黃昏返航。不料第二天城里瘋傳“共黨策動兵變”，蔣一口鍋扣下，數十名骨干被捕，他也被押進軍校審訊室。陳肇英甩著鞭子譏笑：“李大局長，還硬不硬？”他回以冷笑：“無罪何懼？”但黨內風聲更冷，張國燾一句“成分可疑”讓他的黨員身份一夜歸零。

北伐炮聲升起時，他卻被發配為政治部閑差，白天抄文件，晚上鉆進漢口江灘破樓，拉二胡排遣。想重返黨組織，卻見張國燾主事，索性退卻。蔣介石連發電報招攬，他也不理。1927年黨國翻臉，江上艦艇暗流涌動，他悄悄謀劃海軍起義，終被密探盯上，不得不漂往日本。

1928年初春，他繞道香港準備潛回九江，剛踏上碼頭就被特務攔下。蔣本意審問后再處置，可第四艦隊司令陳策怕夜長夢多，2月8日深夜命槍決。黃花崗冷雨中，李之龍把一封血跡斑駁的家書塞進看守手里：“光慈，你要做我未竟之事。”槍聲回蕩，他34歲。

槍響之后，人名仿佛被利刃割裂。國民黨檔案里標注“叛變嫌疑，中將”；中共檔案則寫“已退出組織”。在那樣急風暴雨的年代，一張聲明就能讓身份逆轉，“戰友”與“敵人”往往隔著一條公告欄。李之龍死后，雙方都不再提及他，仿佛從未并肩過。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模糊的舊案必須厘清。李家人搜遍江漢平原，湊出手稿、同學證言、報刊剪貼，匯成一冊《李之龍簡略》，1951年送到中南民政廳。申請遞上去，卷宗輾轉京漢鐵路抵達北京。國務院辦公廳的紅章壓在文件夾角落，周恩來親自圈閱，隨后請來董必武、何香凝等當年的知情者核對。

幾番對照后，結論出來了：一、他在中山艦事件前就被組織留黨察看，事件性質量疑；二、1926年5月，他寫下公開退黨聲明，當時并無強制；三、1928年回國策動起義屬個人行為，且被槍決主要源于國民黨內部矛盾。三條理由寫得冷冰冰，卻符合當時烈士認定的嚴格條例。

1952年9月，武漢街頭依舊悶熱，潘慧勤接到那封蓋著國務院公章的函件。只有寥寥數行：“經核，李之龍不符烈士條件，請予體諒。周恩來。”她把信放回桌上，窗外蟬聲突兀。是非就此塵封，她沒有再上訴，轉而帶著兒子遷往郊區，以教書糊口。

20多年光陰一晃而過。1969年，長江大橋南岸工地，測繪員李光慈提起父親時，只說：“他想讓中國有支像樣的海軍。”旁人或許不懂這話的重量，那是一代人破碎理想的縮影，也是一段復雜歷史留下的斑駁背影。

回到那本卷宗。檔案員合上封皮，編號入架，鎖緊鐵柜。文件靜靜躺在那里，既不被刻意拔高，也未被徹底抹去。在共和國的浩瀚檔案里，李之龍的名字安靜地占據了一格。命運有時像暗夜海面上的燈，閃一下就沉入浪里，卻終究在史冊里留了微弱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