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人民日報評論靠譜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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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浩與賈國龍對線事件，人民日報已經發了5篇文章。

這可相當稀奇，羅賈事件只是經濟大潮中的幾朵浪花，與國家重大路線、政策并沒有關系，且兩人微博已被禁言，人民日報此舉，好聽一點說，是高射炮打蚊子，再好聽一點，是打落水狗，再好聽一點，是下山摘桃子。

總之是絕對贏、多贏，秦始皇摸電門，贏麻了。

5篇文章中，第1篇批羅永浩，第2篇批賈國龍，第3篇批大V，第4篇批平臺，第5篇表揚自己。

賈國龍看到第一篇時激動萬分，奔走相告：“人民日報重大表態！”第2天人民日報說他“看似強硬實則顢頇”，賈國龍馬上立正敬禮：“西！貝！賈！國！龍！一！定！對！照！反！思！學！習！改！進！”

我相信，這15個感嘆號都是滿滿的忠誠，絕對沒有一個有多余的想法。

老賈確實不太懂公關和輿論，其實這件事中誰是誰非對人民日報而言根本就不重要，人民日報覺得自己說話算話才重要。

有一個故事說，豬圈里兩頭豬打架，主人不會在意誰欺負了誰，而是抄起棍子給兩頭豬各幾下，目的是讓它們不要亂吵亂叫。

人民日報的這5篇文章，寫得并不高明，我前天寫過就“三評西貝”，與人民日報商榷6個問題。在前3篇中，人民日報最主要的目的已經顯現，那就是：

我要掌握網絡輿論裁判權，大家不要亂說亂講，都聽我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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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解釋自己為什么要寫多篇評論：

主流媒體必須主動擔責。主力軍挺進主戰場決不能落空，必須對偏頗的、不良的網絡輿論言行敢于亮劍、敢于批評，廓清迷霧、撥云見日，決不能因怕所謂“輿情”而失聲失語。

如果主流媒體不觸碰大眾關心的網絡熱點焦點話題，不發出清醒理性的真知灼見，在網絡上何以為主流、何以能主導？

所謂主流媒體，值得就是人民日報自己。第2篇文章說，“人民日報評論”公眾號就西貝關店事件發表首篇評論，引發全網關注熱議、轉發轉載，體現了網絡輿論對主流媒體發出清醒理性聲音的呼喚與期待。

頗有顧盼自雄的意味。

這些話，聽起來有些奇怪。作為媒體，對某件事情要不要評論，怎么評論，你完全沒必要做出解釋。

我猜想，這些說法不是要說服讀者，而是為了說服同事。也就是說，人民日報評論部可能有人并不覺得人民日報需要下場對這樣的事情做出表態。

5篇評論用了很多褒義詞來表揚自己，比如理性、深層次、激濁揚清、撥云見日，消弭歧見、凝聚共識等等。怕說服力不夠，又說自己“之所以能成為主流、主導、權威，不在嗓門大、調門高，而在站得高、看得遠，把事說清、把理講透”。

但只需要看下“不少企業家”、“許多企業家”、“絕大多數網絡大V”、“不少人”、“眾多網友”這些編的詞，就知道人民日報這幾篇文章是靠感覺，而不是事實與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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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對自己期許頗高，說“主流媒體的一錘定音、定音鼓作用就在于，促進大眾在相互交流探討中形成更大共識。”

這5篇文章是否做到、以后能否做到暫不討論，但它過去是否做到過，卻是相當清晰而確鑿。

近50年來，中國經歷了幾次重大路線、方向選擇的思想交鋒，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凡是”與改革開放之爭、“姓資姓社”之爭。那么，在歷史關鍵時刻，人民日報是否做到撥云見日呢？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兩個凡是”。我們知道，中國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從破除“兩個凡是”開始的。

到了90年代初，改革陷入停滯，中國來到關鍵時刻。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時任中宣部長王忍之的長文《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問一問姓“社”姓“資”，將市場化、私有化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綁定，否定市場經濟取向。

10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長文《牢固樹立社會主義信念》。文章說：“資產階級自由化……集中攻擊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以及道德倫理方面的集體主義，竭力美化資本主義。”

1991年初，鄧小平來到上海，發表了上海談話。2月15日，解放日報發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號召改革。3月15日，人民日報針鋒相對，發表《發展商品經濟不可否定計劃經濟》。

又過了3個月，人民日報發表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甚至重提階級斗爭。到了10月，人民日報又發評論，說階級斗爭“比建國以來任何時期都要鮮明、激烈、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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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人民日報那時的評論，可以說相當荒謬和可笑。現在人民日報說自己要激濁揚清、一錘定音，也一樣可笑。

其實對人民日報，本不該對它有所期待，它的定位就在于傳達在于聲量，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說明它很難產生創新型突破型思想。

即是如此，安心做一個喇叭吧，何必又那啥又那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