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關鍵決策：1979年陳云：只準生一個，搞不好要挨罵

誰能想到，一個關乎中國人家庭結構的政策，在出臺之初就帶著最清醒的沉重預判。它不是憑空出現的決定，而是當時國家發展到特定階段，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選擇，背后藏著一代人的掙扎與決策者的擔當。

1979年的中國，剛從動蕩中走出來，正全力轉向現代化建設，但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面前：1979年底全國人口達9.7542億，每年還在凈增約1700萬人。當時的家底有多薄？人均國民收入約347元，糧食總產量3.32億噸，勉強夠全國人糊口，全國耕地面積約14.9億畝，人均只有1.53畝，還不到兩畝。城市里，就業崗位僧多粥少，年輕人找工作難；農村里，有限的土地要養活大量人口，日子過得緊巴巴。教育、醫療資源更是緊缺，很多地方的孩子上學要走幾里路，醫院病床一位難求。

年初，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在北京召開，當時定的調子是“最好一個，最多兩個，間隔三年以上”。對只生一胎的家庭給表揚，生二胎及以上的就經濟限制。可實際推行起來才發現，“最多兩個”的口子根本擋不住傳統觀念，不少人還是想著“多子多福”“傳宗接代”，超生現象屢禁不止。

真正讓政策收緊的是高層的決斷。1979年3月，時任國務院財經委主任的陳云，就和李先念聯名給中央寫信，強調人口控制是經濟調整的關鍵一環。到了6月，陳云在上海考察寶鋼時和當地負責人談話，明確表示控制人口得下狠手，要明確規定“只生一個”，哪怕準備被人家罵斷子絕孫也得做。這話不是沖動之言，他早就算過賬，按當時的增長速度，再不嚴控，本世紀末人口會突破12億，資源根本承載不了。5月的時候，他還在與經濟工作負責人談話時強調，提倡只生一個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產生的問題則屬于第二位的問題。鄧小平也表態支持，強調人口增長必須控制，還得立法保障。

政策很快從試點推向全國，北京、上海、天津這些大城市先行動起來，干部職工帶頭執行。1980年4月，上海正式頒發《獨生子女證》，初期領證家庭每月能領2.5元獎勵費，一直領到孩子16歲，退休后還有一次性獎勵。農村地區則是“普遍提倡一胎，對確有實際困難的農戶可照顧生二胎”，但執行起來難度極大。河北有個公社書記，帶著干部挨家挨戶做工作，磨破了嘴皮，有人還是一句話：“不生兒子，我家香火斷了誰負責？”江蘇興化縣的婦女干部更不容易，不僅要自己帶頭節育，還得上門勸說群眾，有戶人家生了女孩領了獨生子女證，婆婆不樂意不讓進門，干部反復勸說才做通思想工作。

基層干部后來都說，計劃生育是“天下第一難”。他們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還要去做超生戶的思想工作，遇到不理解的，被罵、被拒之門外是常事。有的地方為了落實政策，成立了計劃生育手術隊，醫務人員下到公社、大隊，開展節育手術指導，柳州的手術隊當年就到郊區做了兩百多例手術。為了讓政策落地，各地也出臺了配套措施：城市里，獨生子女優先入學、分房加分；農村中，獨生子女家庭多分宅基地和自留地，而超生家庭則要面臨罰款、扣口糧的處罰，干部超生還會被開除公職。

1980年9月25日，黨中央發出《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正式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獨生子女時代就此全面開啟。政策推行后，效果很明顯，到198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就降到了2.63，人口自然增長率逐步下降。但爭議也隨之而來，“斷子絕孫”的罵聲從街頭巷尾傳到機關大院，有人覺得政策太強硬，違背了人情。可在當時的條件下，這是權衡之下的選擇——不控制人口增長，有限的資源會被快速稀釋，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只會被拖慢。

陳云其實早就預見到了這些問題，他也提出要搞社會保險、解決“養兒防老”的問題，只是這些配套措施的完善需要時間。那些年，獨生子女家庭享受著政策紅利，也承擔著唯一的責任，他們成了家庭的希望，也注定要獨自面對未來贍養父母的壓力。1982年12月，新修改的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計劃生育正式成為基本國策。

幾十年過去，當年的人口壓力緩解了，計劃生育政策也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調整。但那段歷史留下的印記，卻刻在了幾代人身上。獨生子女一代從小享受著全家的關愛，卻也體會著沒有兄弟姐妹的孤獨，如今還要面對“421”家庭的養老壓力。

而現在，當我們討論生育政策時，是否還能想起當年那場影響億萬家的抉擇？那些關于家庭、香火、發展的權衡，其實從來都沒有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