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周總理宴請特赦人員，跟沈醉開玩笑說：你可把我害苦了喲！

1963年秋天剛入夜，北京燈火疏落，長安街上的車燈與路燈交錯成線。沈醉坐在去人民大會堂的汽車里，心口怦怦直跳。這并非第一次見周總理，卻是第一次以“特赦人員代表”的身份赴國宴，他不知等會兒會被問到什么，所以手心始終冒汗。

視線往后推十七年。1946年3月，戴笠墜機身亡的風聲像炸雷傳遍南京，大特務機關頓時失去了主心骨。毛人鳳與鄭介民為爭奪局長之位你來我往，刀光藏在笑臉后。局外人不明所以，沈醉卻看得透——無論誰上臺，都不會容他這個“軍統三劍客”里資格最老的一位。兩個月后，他遞上一紙報告，自請調任云南站，理由是“近距監視盧漢”，實際是遠離漩渦，好給自己留條后路。

轉眼到了1949年冬。東北大地的槍聲已停，西南戰場也進入倒計時。盧漢心知蔣介石氣數盡矣，暗中與中共地下組織多次接觸；沈醉心里明鏡似的，卻睜只眼閉只眼。結果還是盧漢動作更快——云南起義的電報發出，他成功挾持中央派來的說客張群，蔣介石換不到張學良的算盤落空。為了遮掩這樁“人情世故”，盧漢把沈醉推了出來。沈醉于是從“座上客”變“戰俘”，押往重慶，再轉北平，開啟長達十年的改造生涯。

那段日子，沈醉情緒復雜：怕被清算，也怕被遺忘。直到1950年春在西安見到同為俘虜的杜聿明，兩人隔著鐵門寒暄。杜聿明輕輕一句“共產黨是我的再生父母”，徹底動搖了沈醉心底最后的抵觸。此后，他在勞動、政治學習上都搶著干，文革前的在押人員考評里，他常獲“進步”二字。

1960年11月，中央公布第一批戰犯特赦名單，沈醉赫然在列。他先被送去北京郊區的機床廠實習，學開車床、學鉗工，油污滿袖；再到河北農村插秧鋤地，腳踩泥水。有人嘀咕身為特務頭子竟然沒一點怨言，他卻暗暗慶幸：能自由活動已是天大恩典。

第二年二月，中南海西花廳里暖氣開得正旺。周總理同二十多位甫獲特赦的舊部隊高級人員談話。沈醉剛跨門檻就低頭自懺：“過去盯梢過您，請首長懲處。”周總理抬手示意坐下，隨后說了一句調侃：“那群人我一直當免費服務員用，放心吧。”眾人哄笑，氣氛頓時輕松。臨別，總理遞上一份囑托：“把軍統那套見聞寫下來，寫真，不要顧慮。”

拿到這份“任務書”后，沈醉先寫《軍統內幕》，再寫《我所知道的戴笠》，出版社反復催稿，海外版稅也源源寄來。1962年夏，憑借稿費，沈醉把留在長沙的小女兒接往北京。十歲的小姑娘在月臺望見父親，怯怯叫了聲“爸爸”，那一刻沈醉差點落淚。

此刻鏡頭回到1963年的宴會。大廳里燈影搖動，銅盆大的水晶吊燈灑下暖光。周總理端著酒杯走向沈醉，語氣戲謔：“沈先生，你可把我害苦了喲。”短短一句，把沈醉嚇得咯噔：莫非書里哪個細節泄露了國家機密？他忙道：“我再不敢害您半分！”周總理笑著擺手：“我說的是你寫的書，昨晚看得停不下來，害我熬了通宵。”氣氛再度活絡，兩人碰杯，杯中酒香混進歷史煙云。

1965年春，沈醉在北京醫院復查胃病，邂逅護士杜雪潔，相差二十載的兩顆心靜悄悄靠近。當年年底，兩人在老舍茶館對面的小禮堂辦了簡單婚禮。往后幾年，不管刮風下雪，沈醉出門回來必拎點心或一束小花。旁人取笑“不像特務，倒像文人”，他只是淡淡一笑。

1966年特殊風浪驟起。沈醉被指“偽裝改造”，再次住進秦城。獄中他寫下上千頁材料，一一交代舊事，也一一說明早已在書里講過。期間，他反復提醒自己兩條底線：絕不再做危害百姓的勾當，絕不回到槍聲與密令的舊路。

1975年病體欠佳，他獲準保外就醫。住進北京宣武醫院那天，他給自己定了一個任務——整理全部回憶錄原稿。朋友探視問他為何還要折騰，他說：“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把見過的黑暗寫透，讓后來人少走彎路。”

1979年，中央再次平反有關歷史問題，沈醉恢復政協文史資料工作。那年冬天，他在香山腳下一次座談會上談到過去，說得很平靜。有人詢問周總理那句玩笑話真假，他攤開手：“千真萬確，但如果我當年不肯面對過去，這句玩笑今生也聽不到。”

1983年12月，沈醉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歲。整理遺物時，家屬在抽屜里找到一張周總理親筆題詞的相片，背后用鋼筆寫著八個字：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相片四角已磨毛，那句叮嚀卻依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