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諷刺毛主席的《蝶戀花》，話說的很絕，對此主席是什么態度？

1947年冬天，北平街頭的寒風格外硬。咖啡館里幾位年輕學子正爭論一首新近傳出的詞作。《蝶戀花·答李淑一》剛被海外報刊節選刊出，抬手遞報的郵差說：“據說是湖南人寫的。”沒人料到，短短十年后，這首詞會成為跨越海峽的一場筆鋒過招的焦點。

時間翻到1959年3月11日。身在紐約的胡適在日記上留下重墨：“全國人吹捧的《蝶戀花》，竟沒一句通順。”只寥寥數行，卻像一枚石子落進水面，漣漪很快傳回北京。胡適的文字向來講究格律，他在北大講課時就對學生強調“平仄、對偶、協韻不可亂來”。如今批評“虎”“舞”“雨”不押韻，正延續了那套標準。

再往前推，1918年到1920年間，胡適每周一次在北大三院禮堂開講“白話文學”。那時圖書館助手毛澤東常坐在后排，低頭記筆記。兩人雖未正面交談，卻在“新文化”的旗號下產生過遠距離的共鳴。胡適后來對友人調笑：“那位湖南小伙子是我的忘年學生。”這句話既有自豪也帶傲氣。

1927年秋，毛澤東回信給程潛，信里夾著一頁筆記，記錄了他對《文選·古詩十九首》的韻腳心得。他寫：“詞句若為韻所縛，則意難行遠。”這與胡適的“格律不失”截然兩路。分歧最初隱秘，真正爆開，卻是在勝負已分的歷史節點。

1958年，“大躍進”正在推進，大陸方面準備匯編《毛澤東詩詞》。編輯討論時，韻腳問題被提及。有人提議把《蝶戀花》改成整齊的“雨”“縷”“旅”押韻。毛澤東搖頭：“上下兩韻各占其勢，若并作一韻，全詞便瘸了。”旁人沒再堅持。

胡適聽到坊間傳聞，立刻寫信給語言學家趙元任，請他“以專業視角證偽”。趙元任讀完，只回了兩句：“規矩在心不在紙，若非如此，哪來近體詩之后的詞？”胡適沒采納，依舊在社交場合辛辣調侃。有人勸他留口德，他擺手：“文章天下大，豈可遷就。”

有意思的是，同年夏天，一位美籍華人記者赴廬山采訪，順帶把胡適的日記摘錄讀給毛澤東聽。記者回憶當時情景：“主席笑了笑，反問我，你懂湖南話嗎？”接著只說了一句，“讓他說，他有他的趣味。”短短九字，既非反擊，也非妥協。

1962年，《毛主席詩詞選集》內部樣書完成，破韻依舊保留。編審會上有人再提“是否遵循通行韻書”，會議記錄寫道：主席發言三分鐘，“意與聲諧，可存；若為韻害意，不取。”此后定稿再未改動。

胡適的譏諷并未就此停歇。1964年，他在美東一次講座上再次提及《蝶戀花》，說這首詞“依舊是那點毛病”。臺下學生問：“那詞意如何？”胡適沉默片刻，只答：“詞意另論。”場內氣氛一下子尷尬。不得不說，胡適的學術鋒芒常常與情緒摻雜，這回更甚。

1968年初春，北京人民出版社準備重印《毛主席詩詞》。編務席上，有年輕編輯猶豫是否附注胡適批評。最終的決定是“只保文本，不引爭議”。之后的五版皆遵此例，留下的只是流傳最廣的一種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北平書局尚有一批試印本，把“雨”改成“旅”。毛澤東看后批示：“速毀，不得流布。”這批試印本因此絕跡，如今回到古籍市場，偶爾露面，已成罕物。

1970年，一位赴美訪問的華裔教授拜會胡適，希望再談舊事。談話中，胡適輕輕嘆氣，說自己“并非敵視，乃恨鐵不成鋼”。教授追問：“主席是否回應？”胡適搖頭，手指輕點茶幾：“他不會改，所以我也不會停。”對話寥寥，卻將兩條思想路徑的背向刻畫得分明。

胡適逝于1962年，外界卻常忘記他在世的最后幾年對《蝶戀花》仍念念不忘。1979年5月，胡適故居開放，一位老教授在留言簿上寫下：“律詩有律，亦有路外之路。”此話既像評價《蝶戀花》，也像為胡適留余地。

再看毛澤東方面。1976年12月審定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依舊原樣，一字未動。至此，破韻之爭隨歷史塵埃落下。然而，文學史的價值并不在勝負，而在記錄。一個主張創新突破格律，一個堅持古典規范，兩條平行線無法相交，卻共同組成了二十世紀中文詩詞的新景觀。

回顧整個過程，時間節點清晰：1918年北大講堂的初緣，1947年詞作初傳，1959年胡適發難，1962年正式定稿，隨后十余年余波不斷。胡適的“絕話”在文學圈反復被引用，毛澤東的淡然也一并留存。詩詞背后，是兩位時代人物對藝術、對政治乃至對自我立場的堅守。當年的爭議并未改變文字本身的流傳，卻讓后人更清楚地看見——創作與批評，從來是一場沒有終點的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