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楊勇肺癌晚期，告訴楊得志：國家不富裕，別花錢為我治了

1982年開春，北京解放軍總醫院南樓的病房里，暖氣還沒停，但空氣里總飄著股消毒水的涼意。
開國上將楊勇躺在床上，蓋著軍綠色的被子，整個人瘦得像片隨時會飄起來的葉子。
護士剛量完體重，低聲報了個數："70斤。"

站在床邊的楊得志攥了攥拳頭，指節泛白這個數比他去年見老戰友時，又掉了近20斤。
床頭柜上放著個搪瓷缸，里面是醫院特意準備的蒸蛋羹，滑溜溜的冒著熱氣。
楊勇瞥了一眼，擺擺手讓護士端走。
"給隔壁床的小戰士吧，他剛做完手術。"
聲音嘶啞得像被砂紙磨過，每說一個字都帶著痰音。

護士沒動，眼圈紅了："首長，您得補充營養。"
老將軍咳了兩聲，痰盂里濺出點點血絲，他卻笑著搖頭："國家糧食緊張，別給我搞特殊。"
這時候楊得志實在忍不住了，從口袋里掏出診斷書，紙都被攥皺了。
"老楊，醫生說進口藥能......"話沒說完就被打斷。
楊勇摘下面罩，眼睛亮得嚇人："得志你聽著，國家現在不富裕，我這病是無底洞，別花冤枉錢。"

他喘了口氣，指節敲了敲床板，"把錢省下來，給邊防戰士添件棉衣，給科研所買點設備，比填我這肚子強。"
那會兒全軍上下都在勒緊褲腰帶。
1982年軍費剛壓減了5%，連級干部月薪也就30來塊，可楊勇一天的醫藥費就得300塊。
楊得志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那天從醫院出來，他在長安街邊站了半小時，看著自行車流里穿打補丁衣服的老百姓，突然明白老戰友那句話的分量不是不怕死，是怕自己占用的資源，會讓更多人過不上好日子。
要說楊勇這"節省基因"，可不是一天兩天養成的。

1935年過草地，他當營長，分到一小袋青稞面，自己每天只啃兩口樹皮，把面省下來給傷員。
有個小戰士快餓死了，他硬把最后一把面塞過去，說自己"皮糙肉厚扛得住"。
后來那戰士成了他警衛員，每次說起這事都掉眼淚："首長胃不好，就是那時候落下的病根。"
1952年上甘嶺坑道里，他當兵團司令，戰士們傳著一個蘋果，傳了一圈又回到他手里。
蘋果皮都皺了，他用刺刀切成薄片，每個傷員分一片，自己含著片蘋果皮指揮戰斗。

警衛員偷偷藏了塊壓縮餅干想給他，被他瞪了回去："前線戰士吃啥我吃啥，當干部的不能搞特殊。"
最讓人佩服的是1963年，老家修水庫缺錢，他悄悄從工資里挪了200塊寄回去。
后來發現這是"公私不分"，硬是每月從牙縫里摳錢，分10個月把賬還上了。
那會兒他月薪200多塊，要養一大家子人，還得接濟犧牲戰友的家屬，還起錢來日子過得緊巴巴，警衛員說經常見他就著咸菜啃饅頭。
到了1982年冬天，楊勇的病情更重了，疼得整夜睡不著。

醫生建議用進口止痛藥，他擺擺手："留給前線傷員，我忍忍就過去了。"
實在疼得厲害，就讓護士讀《資本論》，說"用革命道理止痛"。
有次疼得暈過去，醒了第一句話是問警衛員："我那個存折還在不？"警衛員點頭，他才放心："那筆錢記得啊，藥費要是有剩，全給連隊買圖書，戰士們得多讀書。"
臨終前三天，他把警衛員叫到床邊，從枕頭下摸出個信封。
"這里面是我的撫恤金，每月30塊，你幫我寄給江西的張大媽。"

張大媽是他長征時的救命恩人，兒子后來跟著他打仗犧牲了。
"跟大媽說，我沒忘本。"
交代完這些，他又讓護士拿來紙筆，哆哆嗦嗦寫了張紙條："我死后，不辦追悼會，骨灰撒在我戰斗過的地方。"
老將軍走后，醫院算了筆賬，他拒絕進口藥和特殊治療，前前后后省了1.2萬元外匯。
那會兒56式自動步槍單價100塊出頭，這筆錢正好能裝備一個連。

楊得志后來去部隊視察，看到新兵連的墻上掛著楊勇的照片，指導員在講"將軍換來的槍"的故事，當場就紅了眼眶。
他自己掏腰包買了塊手表，送給那個連隊，說："這表你們留著，看見它就想想老楊，想想啥叫共產黨員。"
1990年代楊得志去貴州考察，路過一個山村小學，看見孩子們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課。
他沒說話，回來就把自己的積蓄捐了，還把楊勇當年送他的鋼筆也捐了，說要"替老楊把錢花在該花的地方"。
那所小學后來改名叫"楊勇希望小學"，孩子們的作業本上，至今還印著"勤儉節約"四個大字。

現在去參觀軍事博物館，還能看到那支"楊勇連"的步槍，槍托上刻著行小字："國家的錢，要花在刀刃上。
"旁邊的展柜里，放著楊勇當年用過的搪瓷缸，掉了塊瓷，補了三個補丁。
講解員說，老將軍生前總用這缸子喝水，說"這玩意兒結實，摔不碎"。
現在日子好過了，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那會兒的"省"。

但每次看到這些老物件，我總在想，楊勇們省下的何止是錢？是共產黨人"先國家后個人"的初心，是"把一切獻給黨"的誓言。
就像他當年說的，國家的錢要花在刀刃上這刀刃，一頭連著江山社稷，一頭連著黎民百姓。
老將軍用一輩子證明，真正的富裕，從來不是存折上的數字，而是心里裝著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