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袁殊刺殺李士群失敗，被捕后潘漢年指示：通知日本人救人

1939年4月的上海法租界，雨絲迷蒙。凌晨五點，坐在霞飛路一間小公寓里的袁殊還在核對名單，目標只有一個——汪偽政權“76號”首腦李士群。彼時的上海，日偽和國共各色勢力犬牙交錯，一次看似簡單的暗殺，卻牽動三方神經。袁殊清楚，自己身后并不只有軍統，還有更隱秘的黨組織在注視。

袁殊并非初出茅廬。八年前，他在靜安寺旁邊的咖啡館接過潘漢年遞來那枚不起眼的印章，從此成為二科的新成員。其間，他曾以左翼文化人與青紅幫“徒弟”雙重身份做掩護，也在淞滬會戰時假扮日本留學生混入敵陣。他靠著流利的日語和過硬膽識，贏得了巖井英一的信任，再用這層偽裝不斷把日偽機關里的文件撕碎塞進書脊，轉送延安。為掩護自己，他還領了軍統的少將處長職銜，外人看來風光，實際卻走在刀尖。

暗殺李士群的計劃由戴笠拍板，具體行動由上海區區長王天木協同。然而同年6月，王天木被捕并當場翻供，情報瞬間外泄。袁殊剛走到南京路就被特工按倒在車廂里。面對“76號”明火執仗的酷刑，他顯得從容，原因只有一條：底牌未出。翌日放風時間，他隔著鐵欄對妻子馬景星輕聲囑咐：“去找潘先生?！边@一句14個字，成為之后所有轉折的樞紐。

潘漢年接訊后，沒有急著找地下交通員，而是寫下一串號碼——日軍駐滬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巖井英一的辦公室。電話接通時，巖井只淡淡一句：“袁君是我方重要合作者。”李士群雖心有不甘，卻不敢得罪日本外務省體系，三天后把袁殊送出“76號”。這次交涉表面是日本領事救人，實質是中共利用敵對體系內部矛盾完成反向營救。用潘漢年 sp?ter 的話說：“借刀殺人是兵法，借人救人亦然?！?/p>

脫險后，袁殊的身份更加微妙。對于軍統，他是“我們的人差點被汪偽抓去”；對于巖井，他是“不可或缺的漢口線內應”；對于潘漢年，他依舊是那條與日方交錯的暗渠。袁殊順勢向巖井提交了“興亞建國運動”方案，名義上協助扶植汪偽之外的新政治力量，實際上讓多個日方情報口彼此掣肘。巖井把整座“巖井公館”交給他打理，卻不知道電文底稿常常被翻拍后再回歸原處。

從1939年至1941年，袁殊以汪偽宣傳部副部長的公開身份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旁聽?！度A中鐵道調度表》《長江口海防部署》《駐港憲兵換防時間》，一張張密件從他手里流出，經潘漢年、李克農數次轉駁后送至延安，有的直接飛往莫斯科。蘇德戰爭爆發六天后，大連港未見北上艦隊的異常情報，也是袁殊首先發出，為遠東方面軍調兵提供了佐證。這些細節，多年后才陸續被解密。

然而高位潛伏從來伴隨質疑。情報系統內部一度有人提議“凍結”對袁殊的聯絡，理由是“漢奸面孔太甚”。潘漢年堅持保留，他只說一句：“真偽有時不在立場，在結果。”事實證明，1941年底香港突圍的800多張通行證若無袁殊出面，日本憲兵隊不會蓋章放行，宋慶齡等人恐難安全離開。

抗戰勝利后，上海街頭旗幟突換。袁殊化名“曾達齋”，同幾名同志連夜將汪偽庫藏黃金交給地下黨轉運蘇北。國民黨方面怒不可遏，通緝令貼滿租界，卻始終找不到他的真容。解放戰爭進入尾聲，他已在解放區情報部鉆研《皇道論》《北一輝文集》，被譽為“日本問題活字典”。

1950年代，袁殊無聲地隱入普通干部行列，從不提昔日五重身份。好友看來惋惜，他只是擺手：“檔案留得下，比名聲可靠?！彼诲e劃、被審查，也默不作聲，直到1982年調查組結論下達：1931年10月入黨事實成立。中央批準恢復原名，他才把塵封四十年的“曾達齋”放回抽屜。

晚年他極少談往事。一次看電視里情報劇，孫輩好奇追問，他笑著擺擺手：“如果真像戲里那樣沖鋒陷陣，三天就暴露。地下工作靠腦子，不靠拳頭?！卑肽旰?，他把幾大箱記事本統統付之一炬，只留下兩頁紙：入黨介紹人、犧牲同志名單。

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北京初雪尚未消融。八寶山告別廳內，國家安全戰線的年輕人排成長隊，悼詞只有一句：“同志完成任務?！背嗌h旗覆蓋骨灰盒，外人很難想象，這面旗幟曾經靠一串日文電報、一次“借日本人之手”救回。本案留給后世的，不僅是潛伏技巧，更是一條在亂局中活用矛盾的路徑。袁殊用一生證明，身份可以反復漂移，信仰卻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