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的一天中午,武漢軍區副司令張震正準備去開會,路過通訊室時,習慣性地聽了會兒廣播。
結果廣播里一句話把他整個人都震住了:
“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鄧子恢同志,于今日因病逝世。”
他楞在原地,幾秒鐘都沒反應過來。
緊跟著眼圈一熱,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
不是因為突然,而是因為太突然。
就在不到一年前,他還在北京跟鄧子恢見過面。
老首長親自下廚做飯,兩個人聊了很久,像是把壓在心里多年的話一口氣都倒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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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頓飯的情景,張震后來回憶了一輩子。
那會兒是1971年4月,北京正在籌備五一勞動節的群眾游行,張震作為武漢軍區副司令被通知去天安門城樓觀禮。
他剛到,就在人群里一眼認出了鄧子恢。
兩人已經快二十年沒見了。
說起來,他們最早是在新四軍四師共過事。
鄧子恢當時是政治部主任,張震是四師參謀長。
兩人搭檔時間不長,但配合得很默契。
鄧子恢熟悉農村,擅長群眾工作;張震打仗有章法,執行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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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鄧子恢還兼任了四師政委,兩人關系越來越近。
再往后,戰事緊張,鄧子恢調去華東局,張震去了前線,兩人天各一方,只靠書信聯系。
這次天安門重逢,像是命運特意安排的。
鄧子恢興致很高,一口一個“小張”,非要請他到家里坐坐。
張震本來行程緊,但礙于老戰友的情誼,也就答應了。
那天下午,鄧子恢親自做菜,炒了幾個家常菜。
桌上沒什么講究,一壺老酒,兩碟花生米,但氣氛特別真摯。
酒過三巡,話題自然轉到了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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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鄧子恢這幾年已經不在農業口了,1964年中央撤銷了農村工作部,他也離開了國務院副總理的崗位,轉到政協。
可他嘴里說的,心里惦記的,還是地里那點莊稼。
“農村不行啊。”他皺著眉頭說,“現在還解決不了吃飯問題,怎么搞都不行。”
張震聽著,心里有些打鼓。
那時候正值特殊時期,很多事兒都敏感。
鄧子恢當初就是因為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提了不同意見,主張包產到戶,被批過一陣子。
他這幾年說話一直很謹慎,可這次不一樣,話明顯多了起來,情緒也很激動。
張震勸了句:“老首長,外頭這些事兒,咱還是少說點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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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形勢復雜,說多了容易惹麻煩。”
鄧子恢臉一下子沉了下來,筷子放在桌上,盯著張震看了幾秒,突然說了一句:
“你要是連這都不讓我說,那我還算什么共產黨員?”
屋子一下子靜了。
張震盯著酒杯,不吭聲了。
他知道,這不是一句氣話。
鄧子恢心里是有火的。
這些年,他做了二十多年農業工作,最了解基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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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因為講了實話,被當成“右傾保守”,被邊緣化。
可他心里還是放不下那些吃不飽飯的老百姓。
張震不是不理解他,只是知道這時候不適合說這些。
可他也沒再勸。
他知道,勸不住。
也不該勸。
后來張震回了武漢,繼續忙他的軍區工作和葛洲壩工程協調。
那頓飯之后,兩人再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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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來,就是廣播里那句突如其來的消息。
鄧子恢的離去,沒有什么高調的哀悼。
他的名字,在那個時候很少被提起。
可張震記得那個下午記得太清楚了。
一個因為堅持己見而被冷處理的高級干部,坐在自家飯桌前,仍然在為中國農村的問題焦慮——不是為官位,不是為名聲,就是為那些還沒吃飽肚子的老百姓。
這事兒要是放在今天,說起來可能會覺得不值。
但那時候,敢說實話的,真的不多。
再往后幾年,情況慢慢變了。
1978年之后,農村改革開始試點,安徽鳳陽的小崗村搞了包干到戶。
開始沒人信,后來中央支持,改革全面鋪開。
很多政策,跟當年鄧子恢提的,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那時候,沒人再提他的名字。
1996年,張震已經是中央軍委副主席。
他在一篇紀念文章里寫下:“他始終關心農村、關心群眾,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文章不長,語氣樸實,但分量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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