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本論之二】資本“關系本質”的數字嬗變——從物化依附到數據異化

作者 余政

引言：生產資料的革命與資本關系的重構

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社會生產關系。在工業時代，這種“物”是機器、廠房；而在數字時代，核心生產資料已然演變為數據、算法和算力。這場生產資料的革命，不僅改變了價值創造的方式，更深刻地重構了資本與勞動、平臺與用戶之間的社會關系，導致資本的關系本質發生了從“物化依附”到“數據異化”的深刻嬗變。

一、理論基石：馬克思論資本的關系本質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對資本本質的剖析，其革命性在于徹底跳脫了古典經濟學將資本等同于“積累的勞動”或生產要素的物化視角，而是深刻揭示了其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動態的社會權力關系的本質。他精辟地指出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更具體地說，“資本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它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 這一論斷構成了我們理解一切資本形態，包括數字資本的元理論基石。

為了闡明這一抽象而深刻的思想，馬克思常用生動的比喻和案例。他舉例說：“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 這意味著，一臺靜止的、未被納入特定生產流程的機器，其本身只是物理存在物，而非資本。只有當它被置于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特定社會關系下，作為生產資料而與出賣勞動力的工人結合時，它才轉化為資本。此時，紡紗機就不再是單純的勞動工具，而是演變為一種支配活勞動的權力載體。

因此，資本的本質絕非其物理形態（如機器、廠房、原材料或貨幣），而在于其背后所承載的支配性社會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者對勞動力的支配權。在工業資本主義的典型模式下，這表現為一個清晰且對立的二元結構：一端是掌握物質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另一端是除了自身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資本通過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在工廠的時空界限內，通過嚴格的紀律和管理，最大限度地延長剩余勞動時間，從而完成對剩余價值的剝削和資本的積累。這種關系是權力性的、剝削性的，并且是歷史特定的。理解這一點，是我們剖析數字時代資本形態嬗變的理論前提。它讓我們能夠穿透數據、算法等新興技術物的迷障，直指其背后重構的社會權力關系。

二、數字時代資本關系的三重升級

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資本關系在控制范圍、控制方式和剝削形式上實現了三重升級。

從“勞資二元對立”到“平臺-算法-用戶三元控制”

傳統工業時代的勞資關系相對清晰、直接。而在平臺經濟中，關系變得復雜而隱蔽。平臺公司憑借其對數據、算法和算力的壟斷，構建了一個新型的控制體系：

平臺作為組織者和規則制定者，搭建數字市場。

算法作為看不見的管理者，執行著勞動調度、績效評估和資源分配。

用戶/勞動者（如網約車司機、內容創作者）在提供服務和內容的同時，其行為數據也被持續捕獲。

這使得控制關系從直接的“資本家-工人”二元結構，升級為更具滲透性的“平臺-算法-用戶”三元結構。用戶往往身兼“消費者”和“生產者”雙重角色，但其“數字分身”產生的價值卻被平臺無償或低價占有。

從“工廠紀律”到“算法霸權”

福柯所描述的“規訓社會”在數字時代被算法推向極致。資本對勞動的控制不再局限于工廠的圍墻和時間卡，而是通過算法實現了全時空、精細化的“算法霸權”。

實時監控與量化：如特斯拉工廠，AI系統每秒分析2000幀工人動作圖像，進行“動作合規性評分”。亞馬遜的倉儲系統則通過傳感器網絡監控工人的行走路徑、揀貨速度，甚至停頓時間。

行為引導與優化：外賣平臺的算法通過動態定價和派單邏輯，無形中壓縮騎手的配送時間，引導其選擇“最優”路線，實則進行最大程度的勞動壓榨。這種控制不再是外在強制，而是內化為勞動者自我優化的壓力。

阻隔社會聯結：算法設計的競爭機制（如騎手搶單排名）有意無意地阻隔了勞動者之間的協作與聯合，使其原子化，削弱了集體談判的能力。

從“勞動時間剝削”到“行為數據剝削”

剝削的形式也變得更加隱蔽和廣泛。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建立在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剝削之上。而在數字時代，剝削延伸至用戶的一切行為數據。

用戶協議下的“圈地運動”：平臺通過冗長且復雜的用戶協議，利用“默認勾選”等設計，在法律外衣的掩護下完成數據的原始積累和私有化。用戶在社交平臺創造的內容、在電商平臺的瀏覽記錄、在出行軟件的地理軌跡，都成為資本增殖的原料。

“生物傳感器困境”：勞動者，如美團騎手，其肉身在物理世界穿梭送餐，其行為數據（位置、速度、軌跡）則被實時采集，用于優化算法模型。他們不僅在付出體力勞動，其身體更淪為生產數據的“生物傳感器”。平臺經濟的剩余價值率（如美團的380%）遠高于傳統制造業（平均140%），揭示了這種新型剝削的強度。

主體性的分裂與異化：用戶被迫分裂為“生物自我”（擁有情感、隱私和權利的個體）和“數字自我”（被量化和交易的數據分身）。后者成為資本掠奪的對象，導致深刻的主體性異化。這形成了“數字資本增殖閉環→算法規訓與數據壟斷→賽博格化勞工→行為數據化與社交痕跡商品化→私有數據資產”的異化鏈條。

三、數據壟斷與“數字封建主義”的崛起

資本關系的數字化嬗變，其最終導向是權力和財富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向極少數平臺巨頭集中，形成一種被稱為 “數字封建主義”? 的新型社會權力結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3年的數據顯示，全球1%的主體控制著高達85%的數字資產，這種驚人的集中度遠非自由競爭市場所能解釋，它根植于數據作為核心生產資料的特殊性及其引發的壟斷新形態。

“數字封建主義”? 這一比喻形象地描繪了當下的格局：大型平臺公司如同中世紀擁有封地和莊園的封建領主，它們憑借對關鍵生產資料（數據與算法）的原始積累和持續壟斷，構筑起自己的“數字領地”。在這片領地上，廣大的用戶、內容創作者、應用開發者和中小企業則淪為不同程度的 “數字佃農”或“附庸”。

首先，數據壟斷構筑了極高的、動態的市場壁壘。? 這與工業時代的壟斷形式截然不同。傳統壟斷可能依賴于規模經濟或自然資源控制，而數字壟斷具有贏家通吃和自我強化的特性。平臺通過其龐大的用戶群產生海量數據，這些數據被用來優化算法、提升服務質量，從而吸引更多用戶，產生更多數據，形成一個數據驅動的“飛輪效應”，使得后入者幾乎無法逾越其鴻溝。此外，平臺巨頭通過跨界并購（如亞馬遜收購全食超市、Meta收購Instagram和WhatsApp）形成生態閉環，將用戶牢牢鎖定在自己的服務體系內，進一步鞏固其領地。中小企業在數字空間中不再是與大企業平等競爭，而是不得不依附于這些平臺生態系統（如依賴蘋果App Store或Google Play進行應用分發，依賴亞馬遜AWS提供云服務），并接受其制定的規則和高昂的“租金”（如高達30%的“蘋果稅”）。

其次，這種壟斷超越了經濟層面，演變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權力掌控。? “數字領主”們不僅掌握著經濟命脈，還通過其平臺規則和算法推薦，深刻影響著信息的流動、輿論的走向、甚至社會文化的塑造。它們能夠決定哪些內容被看到、哪些聲音被放大、哪些商品被推薦，這實質上賦予了他們一種私有的、不透明的 “算法治理權”? 。這種權力缺乏傳統公權力應有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卻對公眾的認知、選擇和機會產生著決定性影響，從而侵蝕了社會公平和個體的自主性。

最終，“數字封建主義”加劇了結構性不平等和主體性危機。? 經濟上，財富以數據租金的形式源源不斷從“數字佃農”（如依靠平臺謀生的創作者、司機）流向“數字領主”，而前者創造的絕大部分數據價值被后者無償或低價占有。社會上，個體在平臺面前議價能力微弱，其數字身份、社會聲譽乃至生計都高度依賴于平臺的規則，導致了深刻的依附性和不安全感。這種由數據壟斷所強化的權力結構，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控制形式，對民主社會的根基構成了嚴峻挑戰。因此，對數據壟斷的規制和“數字封建主義”的反思，已成為關乎未來數字文明走向的核心議題。

四、中國實踐的探索：重構關系，彌合分裂

面對數字資本關系帶來的異化與分裂，中國的治理實踐進行了一系列旨在重構生產關系、彌合主體性利益分裂的探索。

混合所有制改革，構建利益共同體：中國聯通、東航物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員工持股（東航物流核心員工169人通過持股平臺持股10%），嘗試構建“國家-資本-勞動者”利益共同體，使勞動者兼具“生產者”和“所有者”雙重身份，緩解勞資對立。

數據確權制度創新，破解平臺私有制壟斷：深圳數據交易所實踐《數據二十條》，推行數據資產憑證“三權分置”（數據資源持有權歸提供者占70%、加工使用權歸平臺占20%、產品經營收益權中政府稅收占10%）。這為數據要素的社會化利用和收益共享提供了制度基礎，旨在保障原始數據生產者（用戶/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北京試點的“數據資產入表”機制，使企業數據資源可計入資產負債表，2024年首批12家企業資產增值超180億元。

算法監管，嵌入人本干預：國家網信辦出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明確禁止算法歧視，要求建立人工復審通道。這標志著對“算法霸權”這一新型資本控制形式的直接規制，試圖在自動化運動中重新嵌入人的價值和判斷，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

結語

數字時代，資本的關系本質在技術賦能下完成了深刻嬗變。控制范圍更廣、方式更隱蔽、剝削形式更多元，導致了嚴重的主體性分裂和數據異化。然而，技術本身也具有雙重性。中國的實踐表明，通過制度創新（如混合所有制、數據確權）和有效監管（如算法治理），有可能對資本關系進行引導和重塑，朝著更加共生、共享、人本的方向發展，為在數字空間中重建人的主體性和尊嚴探索可行路徑。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關乎數字文明未來走向的重大社會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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