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月24日晚八點,北京已經入夏。西花廳的槐樹被臺燈映出斑駁光影,鄧穎超坐在藤椅上發(fā)呆,腿邊放著一個磨損嚴重的黑皮夾子。門口傳來腳步聲,她抬頭,“秉德,來得正好。”這句話把周秉德的思緒拉回現(xiàn)實,也將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往事重新翻開。
周總理離開的消息,1月8日清晨就傳遍大江南北。對周秉德而言,那天像一把生銹的鋸子一點點割開記憶。她在上海機場昏倒,被同行攙上飛機,回京后撲進伯母懷里痛哭。之后的幾個月,她把全部精力放在鄧穎超身上,生怕老人家一個人面對空蕩的臥室。可即便如此細心,她仍不知道鄧穎超為什么總把那個舊皮夾握在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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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你伯伯在延安時常帶的東西。”鄧穎超輕輕攤開皮夾,里面一張泛黃的小照片滑出。周秉德定睛一看,脫口而出,“這不是我爺爺?shù)恼掌瑔幔俊币痪湓挼榔菩C,也點燃了沉睡多年的家事。
照片上的周貽能,身著長衫,神情肅穆。很多人熟悉周恩來,卻不了解這位默默無聞的父親。1890年代,周家因祖業(yè)凋敝陷入困境,周貽能跑遍淮揚、蘇皖,做過賬房也教過私塾,只為養(yǎng)活一家八口。收入微薄,卻堅持讓長子周恩來去天津南開學習。“讀書能濟世。”他常這么說。在那個動蕩年代,這句樸素的信念撐起了周恩來的理想藍圖。
1910年,周恩來北上求學時寫下“為中華崛起而讀書”。背后悄悄墊資的正是這位父親。學費匯出后,老人只剩幾吊銅錢,依舊挑燈批改學生作業(yè)。周秉德小時候聽伯伯提到這事,總覺得像傳奇;直到此刻照片在手,那份沉甸甸的親情才真正落到心口。
1940年秋,重慶紅巖村。日機轟炸間歇,周貽能拄著拐杖在院里打掃落葉。周恩來匆匆趕來探望,怕父親寂寞,安排秘書張穎陪老人散心。張穎后來回憶:“老爺子最怕兒子知道他偷喝酒,每次都讓我保密。”雖是小插曲,卻折射父子間細膩的情感角力。周恩來忙到深夜,與父親對坐不過一刻,但一句“爹爹,您少喝一點”足以讓老人嘴角上揚好幾天。
轉眼到1942年7月。周恩來在延安做腹股溝疝氣手術,不能下床。彼時周貽能突發(fā)腦溢血,病情兇險。鄧穎超與辦事處同志商量決定先穩(wěn)住周恩來的情緒。三天后消息還是泄露,剛能下地的周恩來跌坐在門口,淚水和汗水混在一起。為了彌補遺憾,他把父親遺像放進隨身黑皮夾,隨行隨在。抗戰(zhàn)艱苦,公文易被搜查,大文件分散藏匿,小照片卻最安全。他常說:“只要這張在,爹就跟著我。”沒人反駁,這是真話。
時間再往前推到1949年。新中國即將誕生,12歲的周秉德第一次踏進中南海。伯父握著她的手,笑著用蘇北口音調侃:“像你爸的眼睛,像你媽的嘴。”那天晚上,鄧穎超把孩子睡覺的被角掖好才離開。對無子女的他們來說,這個侄女填補了生活的另一半溫柔。后來周秉德在遵義軍工廠隱姓埋名九年,鄧穎超隔三差五寫信,“別擔心,伯伯惦記你”。
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返京,周恩來已穿睡衣見客。她以為伯伯終于休息,笑著說“可不能再硬撐”。半年后噩耗襲來。電話那頭的周恩來還在問“孩子學籍辦好了嗎”,彼時癌癥晚期的痛楚讓他站也困難。那場對話,是叔侄之間最后一次長談。
現(xiàn)在,西花廳燈光下,鄧穎超把那張照片重新放回皮夾,又取出周恩來親筆信。紙張發(fā)脆,字跡仍挺拔——“我對爹爹之病,不甚放心,望精養(yǎng)。”周秉德把信收好,合上皮夾,像是完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傳遞。她輕聲說:“伯母,放心,這份念想我會一直帶著。”
屋外夏蟲低鳴,老槐樹靜默。周恩來珍藏父親照片三十多年,如今交到下一代手里,故事并未結束。那些寫在刀光與烽火里的親情,一直在延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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