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心伯：我們正在見證中美關系的又一次轉折

吳教授闡述了四方面看法：關于特朗普政府正在進行的對外戰略調整，他認為“有退有進”，總體在退縮，西半球在進取，主觀意圖是便于今后將主要戰略資源用于亞洲；關于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他認為戰略競爭基本面仍在，但目標和手段“趨向務實”，在避免沖突、適度合作等方面向中方主張的原則靠攏，而這種轉變是中方斗爭出來的；關于中美關系正在發生的新轉折，他認為這既體現在博弈雙方主被動態勢的轉換上，也反映在博弈烈度的受控程度中，預示著基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長期和平共處成為現實可能；關于臺灣問題，他希望美方適應海峽兩岸走向統一的歷史進程，認真思考對臺政策該作何調整。

本文系盤古智

庫顧問、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接受

記者采訪的內容整理，

文章來源于《世界知識》2026年第2期。

本文大約6500字，讀完約16分鐘。

在中國專注于對美研究和中美人文交流的學者當中，復旦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是翹楚之一。

《世界知識》2015年第14期曾刊登對吳心伯教授的專訪《一位“進步主義者”的中美關系觀點》。吳心伯在其中介紹了當時美國國內對堅持多年的對華接觸政策進行反思性辯論的情況，預言中美關系即將進入某種新環境、新常態，兩國之間的戰略和戰術博弈將會增強。

一晃十年過去。這期間，美國逐步拋棄建設性接觸的基調，把對華政策切換到戰略競爭的軌道上，中美關系也因此陷入螺旋下降的趨勢，兩國圍繞經貿、芯片、臺灣等問題纏斗不休，在國際多邊場合更是接近全面對抗模式。

美國單方面挑起的“戰略競爭”和倒行逆施的保護主義非但沒有壓制住中國發展崛起的勢頭，反而促使中國加大自主創新、自主開放力度，也倒逼全球體系和國際循環調整。特朗普再度上臺后，很快面向全球實施“對等關稅”政策，并對中國重點采取經濟壓制和科技封鎖的手段。這一次，中國果斷采取對等反制措施，很快迫使特朗普政府坐下來同中方磋商，并且談出了積極成果。這意味著，在中美戰略博弈的歷史進程中，發生著某種程度的攻守易勢。

正是意識到中美關系可能已經站在一道新的歷史門檻上，2025年12月20日，本刊記者安剛在北京對吳心伯教授進行了十年之后的又一次專訪。吳教授闡述了四方面看法：關于特朗普政府正在進行的對外戰略調整，他認為“有退有進”，總體在退縮，西半球在進取，主觀意圖是便于今后將主要戰略資源用于亞洲；關于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他認為戰略競爭基本面仍在，但目標和手段“趨向務實”，在避免沖突、適度合作等方面向中方主張的原則靠攏，而這種轉變是中方斗爭出來的；關于中美關系正在發生的新轉折，他認為這既體現在博弈雙方主被動態勢的轉換上，也反映在博弈烈度的受控程度中，預示著基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長期和平共處成為現實可能；關于臺灣問題，他希望美方適應海峽兩岸走向統一的歷史進程，認真思考對臺政策該作何調整。

以下是這次訪談的實錄：

《世界知識》：您如何判斷過去十年美國全球戰略發生的變化？這是一種階段性的調整，還是更深層次、結構性的轉向？

吳心伯：從較長的歷史脈絡來看，我的判斷是，這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全球戰略發生的一次根本性調整，這種調整不是集中發生在某一屆政府任期之內，而是一個跨政府、跨黨派的逐步顯現和推進過程。許多人習慣于把美國政策的變化歸因到某位總統身上，比如特朗普，但在我看來，這樣的解釋是不夠的。特朗普當然起到很大催化作用，但并非問題的本源，本源在于美國的國內國際兩個層面。

從國內層面看，美國的長期社會共識正在瓦解。冷戰時期及冷戰結束后，美國政治精英普遍接受這樣一種觀念：美國應當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即便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代價，也是值得的。這種共識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支撐了美國的全球擴張戰略，及其在世界范圍內的軍事存在和政治介入。然而現在，美國國內圍繞美國國際角色和責任的共識明顯弱化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問：為什么要為遠在天邊的事情負擔如此高昂的成本？為什么美國必須長期充當“世界警察”？這種疑問不只存在于普通民眾心中，也逐漸成為政治精英層的主流情緒。

從國際層面看，美國對自身定位的理解也在變化。二戰后，美國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典型的“國際主義國家”，也就是說，通過承擔國際義務、保護盟友、構建并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來實現自身利益。這一定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松動，而且不僅沒有在其后得到認真糾正，反而被不斷強化。這種變化不能簡單歸因于特朗普個人，他更多是把美國社會內部業已存在的焦慮和不滿情緒用更直接、更粗暴的方式表達出來。

根本上講，美國面臨著結構性的壓力：一方面是國內日益深重的資源錯配、社會撕裂等問題，另一方面是國際力量格局的更加多元和分散，也就是美國現已認定直接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多極化趨勢。冷戰時期，美國只面對蘇聯一個對手，而現在，同時面臨來自中國、俄羅斯的直接“競爭”和“挑戰”，以及各種非傳統和跨國性的安全威脅。方方面面的壓力疊加在一起，美國越來越難維持過去那種高強度、全方位的全球戰略投入，不得不調整重點、重新聚焦。

如果說冷戰結束后美國曾經試圖打造單極世界，那么現在，它更像是在轉向“重點進攻”的思路。從特朗普首任起，美國就已經把中國鎖定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想把俄羅斯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只是后來發生了烏克蘭危機，分散了其精力。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進入到一種“在勝利主義和衰落焦慮之間搖擺”的狀態，戰略重心明顯向西半球回縮，同時將毒品、非法移民、“覺醒文化”等問題視為直接威脅美國社會秩序和白人主體地位的挑戰，重視程度甚至超過對來自中俄“挑戰”的應對。特朗普政府認為這些問題才是美國的“真敵人”，處理不好美國“國將不國”。這些變化在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當中有直接體現，堪稱“百年一遇”。

《世界知識》：最近不少觀點認為這個報告反映出特朗普正在推動美國“全球戰略收縮”。您是否認同這一判斷？

吳心伯：不完全認同。更準確講，應該是“整體收縮、局部擴張”，最終目標是重新向外發力。

收縮最明顯的方向是在歐洲。通過結束俄烏沖突、推動北約“歐洲化”，美國試圖減少自身為維護歐洲安全而長期承擔的責任。這意味著，二戰后長期以歐洲為重心的美國全球戰略正在發生調整。與此同時，美國并沒有在其他方向上明顯后退，對西半球和“印太”反而要重點加強投入。在特朗普2.0版的國安戰略中，“印太”雖然排在西半球之后，但仍是美國在全球的利益優先區之一。不過，拜登政府的“印太”觀是以地緣政治為核心的，而特朗普眼中的“印太”首先是經濟上有利可圖的方向。因此，特朗普二任的“印太”政策，核心目標并非進行意識形態或地區秩序上的塑造，而是攫取經濟收益。2025年特朗普兩次亞洲行，強推“以支付資金換關稅減免”，從沙特、馬來西亞、日本、韓國分別獲得6000億、700億、5500億、3500億美元的對美直接投資承諾，沙特王儲薩勒曼11月訪美時又將承諾金額提高到一萬億美元。這些承諾當然不可能全面落地，但可以給特朗普帶來現實的政治利益。

當然，特朗普在“印太”主抓經濟，絕不等于對安全就不管不顧了。新版國安戰略報告顯示，美國處理“印太”安全事務的基本邏輯是把盟伴往前頂，美國提供保護傘，但要多收費。日本財政預算已將防衛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提高到2%。

自特朗普首任起，美國的“印太”政策便是針對中國的。新版國安戰略報告雖然回避再對中國做出“首要戰略競爭者”之類的定位，鋒芒有所收斂，但不等于美國就已放棄對華戰略競爭，反而更突出重點，更聚焦經濟和科技競爭，以及軍事沖突的準備工作。在美國眼中，冷戰后國際關系的本質是綜合國力之爭，而環顧當今世界，唯一能在這方面與美國一較高下的只有中國，所以，美國對華戰略的競爭基調是長期性的。

《世界知識》：“關稅戰”對2025年的中美關系而言是特別重大事件，不少美國學者和經濟界人士感嘆“中國贏了，美國輸了”。您如何評價這場斗爭的特殊意義？

吳心伯：我認為，以關稅戰為最突出表象，2025年可以被視為中美長期戰略博弈的一個階段性轉折點。“轉折”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美國開始認識到對華“工具箱”的有限性。特朗普原本高度自信于關稅這張牌，認為使用它足以迫使中國讓步，然而一仗打下來，效果遠不如預期。4月關稅戰持續了不到兩個星期，美方就承受不住壓力，主動尋求緩和。2025年6月5日我在北京參加中美高級別二軌對話第二次會議，美方代表開場就說，對中方在這輪關稅戰中的表現“印象深刻”。后來一些美方智庫也公開承認，中國在這場博弈中展現出了較強的經濟韌性。

第二，中國對關鍵資源的掌控力改變了博弈態勢。稀土出口管控措施的出臺產生了“一招制敵”的效果。據我所知，特朗普政府并非事先沒有意識到中方手中握有這張牌，但判斷中方不會真下重手。長期以來，美方在經貿問題上的一個基本邏輯是，中國對美出口大于美國對華出口，因為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存度更高，在關稅較量中也更脆弱。這輪博弈后，美國開始意識到，脆弱性不能僅用貿易額來衡量，而是更多取決于“不可替代性”。美國一旦在關鍵系統和供應鏈上被“卡住”，許多重要生產線就會停擺，所將面臨的問題不是“增長會不會慢下來”，而是“系統會否停擺”。

如果把視野放寬，從“談”和“打”兩個層面理解中美博弈態勢正在發生的變化，我們或許正在見證兩國關系的又一次歷史性轉折。中方愿“談”，但必須本著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進行，美方對此最終是接受了的。中方敢“打”，且打疼了美國，而這個國家的戰略文化是做事情看效果的。過去曾有美國人對我講，世界上唯一能讓美國在動手之前三思的國家是俄羅斯。今后，美方在對中國采取不利行動前也要多考慮考慮后果了。

這一年的變化實際上還推動了美方內部重新評估對華戰略目標。自特朗普首任以來，華盛頓逐漸形成一種主流判斷：美國可以通過競爭和遏制放慢中國的發展速度。極端鷹派甚至認為，有可能把中國推上蘇聯的老路。但幾年下來，美國內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國是很難被“摁住”的，更不可能被擊垮，美國除了與中國長期和平共處，別無選擇。

如果這一判斷在美國內部漸成共識，意義將非常重大。首先，美國需要接受中國持續發展并在某些領域可能超越美國的現實。其次，美國將把避免與中國發生沖突、尤其是軍事沖突放在對華政策的更顯要位置。第三，中美將會在長期和平共處的框架下，基于對現實利益的交換開展務實合作。當然，同中美關系較好時期相比，兩國今后的“合作清單”肯定會短不少，但絕不是空的。

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后，在與美方智庫的一場對話中，我問美方學者“特朗普從這場會晤中學到了什么？”對方回答，特朗普增強了與習近平主席合作處理兩國關系的信心，意識到面對重大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對話談判取得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2025年11月2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臺采訪時說，“與其一味打壓中國，倒不如與其合作，這樣我們才能變得更大、更好、更強”。此前，他也說過“美中合作可以解決很多問題”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并非外交辭令，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心之言。美國正在發生的對華觀念轉變印證了習近平主席倡導的新時期中美相處三原則（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正確性。2026年中美元首有多次見面機會，希望雙方相向而行，推動兩國關系趨穩向好。

《世界知識》：就在釜山會晤前夕，特朗普在表達對會晤的期待時使用了“G2”一詞，您怎么看“G2”提法的“重出江湖”？

吳心伯：2008年前后美國戰略界一些人曾提出“G2”，當時他們想要推動的是“兩國集團”（Group 2），有“中美共治”之意，實際上是要中國幫助美國收拾國際金融危機爛攤子，中方反應冷淡。這一次，一些美國學者對我說，“G2”是特朗普為吸引眼球使用的媒體語言，代表著“兩個偉大國家”（Great 2）之意，沒有特殊政策含義，不必過度解讀。不過，在全球事務中，國家體量越大，肩頭責任越重，這是客觀事實。中美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如果彼此不合作，許多全球性問題將是無解的，至少是難以管理的。在新時期，中美關系調整需要避免掉入“世界權力重新分配”的敘事框架，但不能回避須著眼全球共同利益保持協調合作的大國責任。

《世界知識》：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訪華期間，曾在上海圖書館舉辦座談會。您當時作為復旦大學的青年學者，就臺灣問題向他發問。克林頓在回答您的提問時，首次闡明了美國政府的“三不承諾”（“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臺’‘兩個中國’，不支持臺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時隔27年，如果您有機會再次向美國總統當面提問，會提出什么樣的問題？

吳心伯：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始終繞不過去的坎。當年我向美國領導人提出臺灣問題，是因為當時“臺獨”活動十分猖獗，中國面臨極嚴峻挑戰。今天，臺灣問題基本態勢發生了重要變化，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美國必須直面一個現實：它所長期認定的“理想現狀”，即兩岸不統一、臺灣不“獨立”，日益難以維持。從近期美方一些表態和研究報告看，其內部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一些智庫也開始認真研究美國是否真有能力阻止中國統一。特朗普本人則在接受采訪時說過，臺灣距離中國大陸非常近，離美國本土卻很遠。此話傳遞出的核心信號十分清楚：美國因臺灣問題而與中國生戰，既不現實，也不劃算。從此意義上講，美國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阻擋中國實現統一，而是如何在這一進程中確保自身合理利益關切得到照顧。

從政策實踐看，特朗普在臺灣問題上的威懾方式，與拜登政府存在明顯差異。拜登政府采取的是“積極威懾”，通過強化美國在本地區軍事存在和拉攏盟友、助臺提升軍力，公開表態要“保衛臺灣”，以及對中國持續施壓等，形成咄咄逼人的架勢。特朗普采取的更像是“消極威懾”，維持對華軍事威懾態勢，但注重避險，不愿為臺灣承擔明確、可兌現的軍事義務。在這樣的背景下，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的“牢牢把握兩岸關系主導權和主動權”，現實意涵更加清晰。

所以，如果我有機會再次當面向美國總統提問，還會提及臺灣問題，并且會這樣問：“面對中國統一進程已經展開的現實，美國應當如何調整其對臺政策？”這不是一個情緒性的問題，而是美方必須直面的戰略性問題，因為美國長期從中獲益的對臺政策框架正在失去現實基礎。

《世界知識》：2025年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中心請了不少前輩和同儕撰寫回憶文章，可以從中看到力透紙背的“初心”二字。那么請問，您投入對美研究的初心是什么？在這個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世界都急速變化的時代，這份初心守得住嗎？另外，能否請您通過《世界知識》這個平臺對從事對美研究的“后來人”發出寄語？

吳心伯：那些文章已經集結成冊出版了，書名就叫《四秩風華 初心如磐》。我們這代人從事對美研究的初心并不復雜：一是學習美國經驗，二是服務中美關系。1984年4月里根總統訪問復旦大學并發表演講，接待工作結束后學校內部形成共識，中國年輕一代對美國缺乏了解，必須系統性地培養研究美國的學者，這便是復旦美研中心成立的初衷。

我是1992年到美研中心工作的，當時中美關系一波三折、麻煩不斷，因此我們更多關注如何重建互信、恢復合作。再往后，隨著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強調競爭，中美關系持續下行，我們的研究重點也轉向如何應對來自美國的遏制與打壓，切實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但無論側重點如何變，初心沒有變，研究美國、研究中美關系始終是為了推動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即便在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美國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對象，不僅要看它還有什么優勢，也要看它有哪些失誤和問題值得鏡鑒。

如果要我對從事對美研究的年輕人說幾句話，至少有兩點：第一，要研究真問題，多做有價值的研究。對美研究既是學術研究，也是應用研究，不能與現實政策環境脫節。第二，要有吃苦精神。今天獲取信息的手段比過去便利得多，但不能替代實地調研。20世紀90年代我到美國訪學，經常自己花錢坐長途巴士和火車在不同城市之間奔波，與各界人士交流，雖然辛苦，但每次都有收獲。中美關系再緊張，也不能切斷人文交流。如果老一代的聯系淡出，新的紐帶建不起來，中美關系的彈性會明顯下降，這是我比較擔心的一點。■

文章來源于《世界知識》2026年第2期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