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朗普時代”：世界可能面臨的三種情形｜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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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我們正身處特朗普2.0時代的前期。作為反建制人物，特朗普以破壞性手法沖擊既有制度，在外交上奉行赤裸裸的交易主義；這些做法未必會被其繼任者延續。但“特朗普主義”背后所折射的，是美國對其親手打造的聯盟體系與國際承諾的倦怠，以及對西半球霸權的重新追求——這恐怕不會隨著特朗普的退場而消失。與此同時，從中東到拉美，特朗普的種種干預——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冠以何種名義——已然在改寫關鍵地緣板塊的格局，以及大國博弈的維度與權重。

五年之后，當世界真正邁入“后特朗普時代”，我們將面對一個怎樣的世界圖景？

曾任美國國防部長戰略規劃特別助理的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將后特朗普時代的世界圖景概括為三種彼此角力、且都已初現端倪的情景：新的“兩個世界”，多個勢力范圍并立的“新帝國時代”，以及大國掠奪、自助求生的失序世界。他在文章中勾勒出全球秩序重組期的幾種可能方向，并對各國如何重新計算安全、陣營、核威懾、貿易與生存空間展開預測。

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

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擔任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SAIS）“亨利·A·基辛格全球事務杰出教授”。他曾任美國國防部長戰略規劃特別助理，并擔任美國國家防務戰略委員會的主要撰稿人。

“舊世界正在死去，”意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1930年寫道，“新世界正在艱難誕生。”盡管葛蘭西有著鮮明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但若置身于特朗普時代，他或許會格外親切。這里所謂的“舊世界”，指的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于西方建立、并在冷戰獲勝后試圖推向全球的國際秩序。這一舊秩序曾帶來改變世界的和平、繁榮與自由。然而今天，它已經走到了盡頭。

多年來，俄羅斯等“修正主義國家”不斷挑戰這一秩序；而如今，美國自身有時似乎也在與這一秩序為敵。十年之后，世界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這段新舊交替的“空檔期”眺望，新世界將以何種形態出現？

一種可能，是類似冷戰時期的“兩個世界”格局：全球被劃分為兩個相互對抗的陣營，分別由華盛頓和北京主導。

第二種可能，不是兩個陣營的時代，而是多個帝國并立的時代，形形色色的強權國家各自攫取地區性的勢力范圍。

第三種可能，則是一個“各自求生”的世界，在那里，美國的行為轉向掠奪性，并將整個國際體系拖入無政府狀態的深淵。

當下的局勢之所以讓人有岌岌可危的感覺，正在于這三種情景的每一種都并非空想，而是切實可能發生——而且每一種都能在這個內在矛盾重重的超級大國的對外政策中找到某種支撐。未來仍有許多變量尚未定型；很多事情都將取決于美國接下來的決策及其選舉周期。但探究這段“空檔期”之后究竟會出現什么，正是為迎接那個新世界做準備的第一步——即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新世界也將比我們剛剛告別的這個舊世界更加分裂，也更加兇險。

當代世界，可以說是美國一手締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沿歐亞大陸邊緣構建起橫跨全球的同盟體系。它使滿目瘡痍的國家得以復蘇，重建全球貿易，維護遙遠水道上的航行自由，并提供其他國際公共產品。真正最接近“世界政府”的，不是聯合國，而是美國。正是這些政策支撐起一個繁榮的西方體系；隨后，這一體系擊敗了蘇聯的體系，并在冷戰結束后演變為一個不斷擴展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但如同一切堪稱偉大的歷史成就一樣，這一成就也伴隨著神話、遮蔽與夸飾。華盛頓有時靠不自由的手段來維系自由秩序，例如殘酷的軍事干預和秘密操弄。那些歌頌盟友團結的敘事，往往忽略了曾猛烈沖擊民主世界的激烈爭執——從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到2003年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皆是如此。美國也曾在規則變得不再便利時，無視甚至改寫自己制定的規則，例如它在1971年拋棄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任何秩序都不可能完全脫離虛偽與強制。

但在大多數時候，“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確實動用了非凡的力量，去支撐一種同樣非同尋常的“廣義自利觀”——即便是一個在地理上相對孤立的超級大國，也只有幫助較弱國家實現繁榮與安全，自身才能真正繁榮。這種結合帶來了足以改寫歷史進程的收益。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由美國建立的秩序帶來了數十年的大國和平。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推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美國的影響力幫助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圍內成為了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形態，也使獨立國家被暴力消滅的情況變得罕見。華盛頓自身也從中獲得了巨大收益，而且不僅僅是生活在一個相對和平、充滿活力的時代：同盟體系和其他合作網絡放大了其無與倫比的力量，并拓展了其全球影響范圍。

然而，沒有什么是永恒不變的。美國主導的秩序——尤其是冷戰結束后出現的、更加具有全球主義色彩的那個版本——正走向終點。這一秩序正在遭受來自外部的圍攻：莫斯科及其伙伴將其視為阻礙自身雄心。他們正在整個歐亞超級大陸上沖擊既有力量平衡和關鍵規范。而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也從內部侵蝕了這一秩序：中國借助融入全球經濟，積累起如今用來挑戰美國的制造能力與軍事實力。與此同時，華盛頓自身也對自己一手創造的這一體系感到疲憊——甚至可能是致命性的幻滅。

這種矛盾心態并非無源之水，而是源于一系列真實存在的問題：美國同盟體系中長期存在的失衡與“搭便車”現象，全球化伴隨而來的經濟與人身不安全感，美國在“大中東”地區戰爭所引發的反噬，以及自由主義秩序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國的崛起。如今，這種心態已經體現在本屆政府的政策之中：至少，它試圖以強硬方式重新談判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條件；而且它往往主張，要重振美國實力，就必須先把現有體系拆掉。

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彌漫不安感的原因。華盛頓的力量依然無可匹敵。維系現行秩序的一些關鍵結構——例如美國的同盟體系和七國集團——仍然完好無損。但這一秩序的前景看上去卻相當黯淡，甚至可能已經病入膏肓。一旦它油盡燈枯，接下來會發生什么？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人們似乎都認為，一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之后，將出現“兩個世界”——一體化全球秩序的夢想將讓位于陣營之間的激烈對抗。

在這種情景下，一個由中國主導的陣營將包括富有進攻性的“歐亞威權國家”，以及從古巴到巴基斯坦、再到廣大“全球南方”中的各種追隨者。

由美國掌舵的陣營，則將由分布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民主盟友構成。與此同時，一批搖擺國家——從印度到沙特阿拉伯，從巴西到印度尼西亞——將在這兩個陣營之間選擇性靠攏，并趁機左右騰挪、謀取利益。國際政治的未來，也將重新朝著冷戰式的過去回擺。

當然，這不會是冷戰的簡單重演：一個深度嵌入全球聯系網絡的中國，在經濟吸引與經濟脅迫方面，擁有蘇聯當年遠不能比的手段。但在這種情景下，隨著制裁與供應鏈被武器化，國際經濟將逐步走向碎片化。問題將不再是“是否脫鉤”，而是“何時脫鉤、按誰的條件脫鉤”。正如冷戰時期一樣，兩極競爭將把世界每一個地區都卷入其中。最危險的地方——烏克蘭、臺灣海峽、南海——都將處在這條地緣政治分界線上。

不管人們是否喜歡，強大的結構性力量都在推動這一前景。中美關系的緊張程度，或許會隨著這一次峰會、那一場危機而起伏波動、緊張緩和。

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許會以敬畏甚至贊嘆的口吻提到中國領導人。但隨著中國在關鍵技術、全球貿易和西太平洋等領域追求主導地位的努力，越來越直接地撞上美國的實力與特權，雙方之間的根本性沖突只會不斷加劇。大國競爭往往會使世界政治走向極化；而在激烈爭端之中，相互依存反而會變成脆弱性的來源。

必須承認，特朗普政府要求提高軍費開支，以應對彼此交織的威脅，這實際上是在推動一個武裝程度更高的民主國家共同體成形。那些把盟友投資引入美國創新基地的貿易協議，可能促成資源與產能的整合，使其具備與中國經濟體量相抗衡所需的基礎。關鍵礦產伙伴關系則提供了一條擺脫中國“卡脖子”控制的路徑，盡管那會是一條漫長的路。更不用說，特朗普通過打擊伊朗和委內瑞拉這兩個較弱成員。下一個也許就是古巴。而如果歷史可以提供某種啟示，那么他試圖重新確立西半球霸權——即其所謂“唐羅主義”——正是美國向更廣闊世界投射力量的前提。

特朗普政策中較為積極的一面，確實可能為華盛頓及其盟友在一場新的冷戰中取得成功創造條件；但其陰暗的一面，則講述了另一種故事。

特朗普的信條是，大國發號施令，小國逆來順受。他那種帶有脅迫性質、極不對稱的交易方式，給人的印象是：他在意的與其說是鞏固民主國家共同體，不如說是從這個共同體身上榨取最大讓步。他對格陵蘭和加拿大提出要求，既可能讓華盛頓與那些覬覦土地的修正主義國家站到同一邊，也可能撕裂自由世界賴以維系的跨大西洋核心。越來越多的歐洲盟友擔心，自己將被困在三個貪婪大國之間：中國、俄羅斯和美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就不會有新的冷戰——因為屆時將不再存在一個能夠制衡中俄陣營的民主陣營。

盡管如此，也不能低估“兩個世界”這一情景的可能性。特朗普時代留下的，不只是破壞，也會有某種重構。倘若特朗普的繼任者能夠講出一個關于共同目標的故事，而不是簡單追求自我獲利，那么他們或許仍能重鑄“自由世界”的契約，在集體努力和負擔分擔方式上邁出新的步伐。這一未來依然會充滿危機與沖突，危險絕不會少。但對于所有民主國家而言，這仍然是最好的情景。“兩個世界”總好過一個由中國主導的體系——或者一個更加進一步碎片化的世界。

第二種情景是，“后美國時代”的世界不會碎裂為兩個大陣營，而是分化為若干較小的地區性勢力范圍。

1.美國試圖通過重新聚焦于一個橫跨檀香山與努克、北極與阿根廷的“半球帝國”，來實現戰略上的孤立。

2.隨著華盛頓告別跨洋承擔的各種負擔，中國則將在從東南亞延伸至東北亞的廣闊弧形地帶上迅速走向主導地位。

3.俄羅斯則會在原蘇聯空間以及東歐部分地區鞏固其支配地位。

但這種按“勢力范圍”重新切分世界的格局，并不只是大國之間的博弈。在一個不斷碎片化的世界中，印度將爭奪南亞和印度洋的主導權；土耳其將在歐洲、中東和非洲交匯處劃定一個“后奧斯曼帝國時代”的版圖；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競爭者，則會在連接波斯灣與非洲之角的紅海復合地帶爭奪霸權。“美國治下的和平”之后，接踵而來的將是一個新的帝國時代。

這些“帝國”未必會像納粹統治下的歐洲那樣，呈現出嚴密封閉或軍事占領的形態：霸權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表現出來。然而，在這一未來圖景中，全球秩序終將撞碎在強權政治的礁石之上。

隨著地區強權自行界定何種行為可以被接受，國際法將逐步瓦解；他們會對不聽命的附屬國施壓，甚至將其推翻。地區霸主將重新塑造貿易、投資和資源流動的方向，同時也會嚴格限制較弱鄰國與其他大國發展關系。在這個新的帝國時代，拉丁美洲將不會再有歐洲或亞洲國家的軍事基地；美國的海外同盟體系要么已經死亡，要么已殘破不堪。可以把這種局面理解為：世界不同地區各自形成了一套“門羅主義”。

從歷史上看，有些勢力范圍是通過黑幫式分贓協議形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與約瑟夫·斯大林對東歐的瓜分。也有一些當代分析者設想，特朗普和普京可能正在謀劃某種瓜分全球的交易。但勢力范圍也可能以更非正式、更漸進的方式形成。

霸權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表現出來。然而，在這種勢力范圍化的未來中，全球秩序終將撞碎在強權政治的礁石之上。

如果美國通過攫取北約成員國領土來摧毀北約，那么美國在西半球勢力范圍的上升，就可能助推俄羅斯在東歐勢力范圍的形成。如果中國持續不斷的軍力擴張，使“第一島鏈”變得無法防守，那么即便五角大樓從未公開承認這一事實，西太平洋也將落入中國的陰影之下。

因此，如果華盛頓一方面全力押注于西半球霸權，另一方面又采納特朗普本人所說的那種看法——即大洋彼岸發生的事情是別人自己的問題——那么，一個多重勢力范圍并存的世界就可能成為結果。

有時，這的確像是現實正在前進的方向。俄羅斯等國多年來一直在追求地區主導權。而如今，特朗普一邊在美洲毫不留情地貫徹華盛頓的意志——強行清除敵對政權、宣示對關鍵資源的索取、在公海使用致命武力——一邊又要求位于歐亞前沿的盟友自行承擔防務責任。特朗普對國際法的輕蔑，正像是19世紀美國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Richard Olney）那句宣稱華盛頓“在這塊大陸上事實上擁有主權”的話語在21世紀的回響。我們正在看到一種可能性：半球主導地位有朝一日可能不再是美國全球存在的基礎，而是取而代之。

不過，特朗普也并非一個僵硬的“半球主義者”。他一邊鼓吹“唐羅主義”，一邊又推動遙遠大陸上的和平協議，并在中東發動野心勃勃的戰爭。也許這是因為他明白，一個被嚴格劃分為各自勢力范圍的世界，對一個超級大國而言，其實是一種沉重而難堪的降格。

在那樣的世界里，美國將無法再與那些急于維持美國保護的歐亞盟友達成單邊有利的貿易協議；日本和德國也不會再有理由支撐美元霸權。如果美國被擠出東亞——那個擁有充滿活力的經濟體、關鍵貿易通道和高價值供應鏈的地區——那么它當然會在與中國的競爭中陷入困境。全球影響力，來自全球參與。

而且，如果一個以勢力范圍為基礎的體系削弱了美國的力量，它也可能削弱其支持者所渴望的那種穩定。按理論說，勢力范圍通過讓小國臣服來換取大國之間的和平：強國分割全球，并共同壓制不安分的行為體。的確，如果華盛頓退出西太平洋，那么中美之間就不會因臺灣問題爆發沖突。但不要因此就指望會有持久和平。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會使向勢力范圍轉變的過程充滿尖銳沖突：要想迫使中國在南美的數字滲透和基礎設施存在后退，美國將不得不訴諸大量強制手段。反過來，中國若在東亞建成自己的勢力范圍，那也可能只是其更大野心的起點，而不是終點：對美國而言，西半球霸權本身就曾是其走向全球干預的跳板。

更重要的是，勢力范圍從來不是別人自動拱手相讓的。雄心勃勃的國家，在其控制區域內往往傾向于施行殘暴統治，甚至不惜發動種族滅絕。而中小國家既然知道屈從之后可能面臨什么，也并非只能被動接受支配。烏克蘭就一直在激烈抗爭，以求擺脫俄羅斯帝國。日本很可能也會如此——或者干脆發展核武器——以避免屈從于北京。

正是這種危險，把我們引向在舊秩序衰亡之后可能出現的第三種情景：丑陋而暴力的失序。

在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卡尼宣稱，舊秩序的斷裂為中等強國提供了機會。他認為，這些國家只要加強合作、提升自身能力，就能夠在大國之間開辟出一條道路，并為自己保住一個尚可容忍的國際體系。

這其實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夢想。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者和戰略家們一直希望，世界能夠在沒有“統治者”的情況下依然擁有規則——也就是說，即便美國領導地位不復存在，中小國家仍能以某種方式保住美國所構建秩序中最好的部分。

但這同樣是一種幻覺。沒有最強大行為體的投入與承諾，秩序根本無法維系；更不用說，在它們明確反對的情況下，秩序更不可能存在。因此，相較于“新冷戰”或“新帝國時代”，更可能出現的替代圖景其實是一片無政府狀態的混亂。

在這種情景下，美國將變得失控：特朗普更陰暗的沖動，預示著一個粗暴無度、不斷破壞規范的超級大國正在成形。華盛頓會推行進攻性的領土擴張；它會通過武力或脅迫，從較弱國家手中攫取關鍵資源；它會向附庸索取越來越高的“貢賦”；它還會代表非自由主義民粹力量，不斷干預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政治。美國并不是放棄其全球角色，而是將這一角色徹底武器化。

這一情景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為美國的行為將塑造出一個三大強國全都貪婪攫取、充滿掠奪性的修正主義世界。較小國家，尤其是位于歐亞沖突斷裂帶上的國家，將面臨被多方同時擠壓的危險。“自救”——本質上就是各國各顧各的——將成為唯一現實可行的應對方式。

由于不再有任何一個大國真正致力于維護現狀、捍衛弱國主權，領土侵略，乃至國家的消失，都將變得更為常見。因此，在一個“自助世界”中，一些脆弱國家將被摧毀、被迫臣服，或被肢解分割。烏克蘭戰爭屆時會成為未來的預演。其他國家則會瘋狂擴軍，甚至可能將獲取核武器視為確保生存的最佳保障。

與此同時，那些長期被美國力量壓制的競爭關系，也可能重新燃起：如果歐洲國家重新武裝，而歐盟又在美俄雙重壓力下出現裂解，那么，曾一度在這片大陸上屢見不鮮的軍備競賽與安全競爭就可能卷土重來。航行自由也將不復存在：隨著國際穩定瓦解，各國乃至準國家行為體都將爭相控制關鍵咽喉通道，從巴拿馬運河、北方航道，到曼德海峽和霍爾木茲海峽。在一個無法無天的世界里，對貿易、資源和市場的物理控制將變得更加重要，而這只會進一步強化征服的其他動機。

即便世界最終找到了某種新的穩定模式，它也很可能發現，1945年后那個時代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在這段混亂過程中被毀于一旦。

這一切聽上去像是一場噩夢。但若從歷史的視角來看，這其實并不算多么離譜。20世紀初英國霸權的終結，并沒有立即開啟一個新世界，反而釋放出了持續數十年的混亂。在英國霸權崛起之前的幾個世紀里，多極化的歐洲——當時國際體系的中心——本就是專制與戰爭的溫床。

我們之所以相信，相對穩定才是常態，很大程度上是幾代人生活在較為溫和的美國霸權之下所留下的一種思想慣性。如果這種霸權終結，或者轉而變得具有掠奪性，那么，一個糟糕的倒退時代就可能到來。

事實上，無政府狀態從來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被徹底壓制。對美國可靠性的擔憂，正在刺激各國對核能力的興趣：韓國和日本對獲得核動力潛艇的興趣，以及瑞典和德國愈發激烈的核武裝辯論，都是明證。按最壞情形做準備，正越來越成為主流。幾代人以來第一次，據稱加拿大也開始為防范美國入侵做準備。

新的防務伙伴關系正在涌現，而它們往往也在制造新的緊張。去年簽署的巴基斯坦—沙特防務協定，已經加劇了印度的焦慮；如果土耳其加入，還可能進一步激化中東與以色列相關的地區競爭。競爭正在攪動多個關鍵地區。波斯灣當然早已戰火不斷；而利比亞及整個非洲之角的局勢——在那里，多方勢力為爭奪資源與戰略地盤而展開代理人戰爭——也許正是未來多極失序的一個窗口。

這種混亂當然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最終，一個新的等級秩序及其新規則終會固化成形。但從“英國治下的和平”到“美國治下的和平”之間的那段過渡期，是以一場全球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為代價才跨越過去的。即便世界最終找到一種新的穩定模式，它也很可能發現，1945年后那個時代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在這段混亂中被徹底葬送。

“兩個世界”的情景將伴隨著危險的危機，并進一步撕裂全球經濟。要在競爭中壓過一個自信而強硬的中國，西方陣營將不得不投入巨大的資源與高度的戰略智慧。但至少，這種情景還能保住“半個世界”——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曾寫道的那樣；它意味著民主國家之間仍能維持足夠程度的合作，以支撐一個尚可容忍的力量平衡。相比之下，其他兩種情景——一個遠不像其鼓吹者所宣稱的那樣穩定、有利的新帝國時代，或是重新滑入混亂——都更加糟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對其所創造秩序之后將出現什么，依然擁有超乎尋常的話語權，因為無論好壞，這個世界上最強大行為體的選擇仍然最為重要。如果美國能夠汲取特朗普政策中較為有益的一面，它或許可以引導一個經過重塑、雖已深受沖擊但仍可維系的民主國家共同體，走向抵御威權壓力所需的集體努力。相反，如果華盛頓從海外戰略舞臺上后撤，它就會引發一場圍繞勢力范圍的爭奪；而如果美國自身走向“失控”，它就將與那些修正主義國家一道拆毀舊秩序，并把世界推進一個新的“各自求生”時代。

十年前，再來一場冷戰似乎還是最壞的結果；而現在，它恐怕反而成了我們最好的希望。

特朗普那種駁雜混合的外交政策中，實際上已經顯現出上述三種傾向的影子。未來幾年——以及美國接下來的選舉周期——將決定其中哪一種傾向會固化為越來越難以逆轉的現實模式。

也許，美國國內對吞并格陵蘭缺乏支持，說明特朗普的種種過度之舉最終會反過來削弱其更激進沖動的正當性。他的繼任者，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都可能找到一種辦法，把更傳統的外交政策理念與“美國優先”時代的國內政治現實結合起來。那樣一位總統，或許能夠在緩和特朗普所帶來的沖擊的同時，利用其政策遺產中較有建設性的一面，重建“自由世界”，以迎接一場新的冷戰。

但也可能出現另一種情況：特朗普某一次軍事冒險以失敗告終，其后果則是“MAGA”運動中的新孤立主義派占據上風——也就是那部分深受塔克·卡爾森等評論人士影響的力量——最終讓這個超級大國蜷縮回自己的半球之內。又或者，特朗普在共和黨內乃至總統職位上的真正繼承者，會是一個認為他當年在動用美國力量摧毀既有秩序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的人。歷史上，革命最終被其最激進派奪取主導權，并不是第一次發生。

舊秩序正在死去：對那個具有全球主義取向的自由國際秩序進行哀悼，并不能讓它起死回生。未來十年真正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是：華盛頓究竟會試圖用一種雖充滿風險、但仍可容忍的新世界來取代舊世界，還是會把當下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推向某種更加糟糕得多的結果。

*原文于2026年3月23日發布于《外交政策》雜志，原標題為“Three Scenarios for a Post-Trump World”。

編譯｜周浩鍇 IPP新媒體編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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