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領土危機出現！不光是琉球，原來連北海道也“不是”日本的

談到日本的領土爭議，外界往往盯著北方的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和南方的釣魚島。

但事實上，琉球和北海道這兩地，地位都不穩。

琉球，自戰后起就被國際公認為“主權未定地”；北海道，則是近代日本通過武力吞并蝦夷地才得以納入版圖，歷史上并不屬于“固有領土”。

這兩塊關鍵區域，本質上都是日本殖民擴張的產物。

這是當下日本在主權敘事上始終說不清的根本矛盾。

在日本領土主張的長篇敘事中，琉球問題始終是一道難以愈合的舊傷。

冊封制度與朝貢貿易構成了琉球對外政治的核心框架，歷任琉球國王皆需赴中國請封。

但到了十九世紀末，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推進，琉球的命運急轉直下。

1872年，日本在未與清政府協商的前提下，單方面將琉球設為“藩”。

三年后，日本強令琉球中止向清朝朝貢，切斷其與宗主國的官方聯系。

而到了1879年，日本直接派兵進駐，以“廢藩置縣”名義，撤銷琉球國，設立“沖繩縣”，徹底完成吞并。

整個過程沒有征得琉球民眾的同意，更沒有任何國際認可。

這是一場標準的“武力吞并”。日本對琉球的占領，“是以軍事征服強行掠奪國家主權的結果，不具合法性”。

二戰后，琉球地位而更加尷尬。

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戰敗后只能保留“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盟國同意的若干小島”。

琉球顯然不在這個范圍內。《舊金山和約》第三條進一步確認，日本放棄對琉球群島的一切主權要求，將其交由美國托管，具體歸屬由后續安排決定。但托管并非轉讓主權，它意味著琉球前途仍在國際議程中懸而未決。

到了1972年，美國卻繞開聯合國，直接將琉球的“施政權”交給日本。

這個決定既未經過國際托管機制批準，也未舉行任何形式的公民自決，更未征詢中國等原宗主國的意見。

根據國際法，美國既不是主權繼承者，也沒有單方面處置托管地的權力。聯合國至今未對日本擁有琉球主權予以確認，說明琉球問題在國際社會中并未“塵埃落定”。

而這一模糊的法律狀態，與琉球人民長久以來所承受的現實壓迫交織在一起，終于催生出持續不斷的社會反抗與身份覺醒。

今天的琉球，被稱為“沖繩縣”，是日本最南端的一個行政區域。

但在這個僅占日本國土0.6%的地方，卻強行安置了全國約七成的美軍基地。

從1945年血流成河的“沖繩島戰役”，到戰后幾十年間屢屢爆發的美軍性侵事件、噪音污染、軍事事故，再到如今日本政府強推的邊野古基地建設，琉球民眾長期活在被犧牲的位置。

在日本政府的國家戰略中，琉球只是一個地緣緩沖區，是替東京“擋子彈”的前沿地帶，而不是一個需要平等對待的社會主體。

琉球從未真正享有過戰后和平。戰爭結束了，但琉球的軍事占領并未停止。

今天的美軍基地，就是另一個“戰時狀態”的延續。

這種殖民式的統治安排，讓越來越多的琉球人開始質疑自己與“日本”之間的關系。

日本在對外事務中一再高喊“主權不可侵犯”，卻從不愿認真面對自己內部這塊主權未定、爭議重重的土地。

如果說琉球問題是對日本領土合法性最尖銳的外部挑戰，那么北海道問題，則從根子上撕裂了日本“固有領土論”的自我包裝。

1955年，為了向蘇聯索要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日本政府首次系統提出“固有領土論”這個概念。

他們給出的所謂“固有領土”，是指從未成為過別國領土的領土。

但這套說法并非源自歷史事實，而是為了服務戰后外交目標“逆推”出來的政治話語。

而且，這種話術很快被復制到了釣魚島（中國稱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與竹島（韓國稱獨島）等爭議領土上，成為日本在各方向國際社會宣講的統一模板。

一旦按這套標準回頭檢視日本自己的領土構成，最先站不住腳的，恰恰就是北海道。

日本自己保存下來的《古事記》《日本書紀》等“皇國神話”記載，日本天皇神權統治的原始范圍，其實只限于本州、四國、九州、淡路島等幾個地區，壓根沒包括北海道。

按照這種原教旨定義，北海道既不在神授疆域之內，也非“從未被他國統治的土地”。

相反，北海道原名“蝦夷地”，長期是阿伊努民族的棲息之地。

他們有自己的語言、信仰和社會結構，直到19世紀末，還保有相當程度的獨立生存方式。日本真正對這片土地實施有效統治，是明治維新之后的事。

如果說琉球是被吞并的“他國”，那北海道就是被殖民的“他族”。

在北海道渡島半島的松前城遺址旁，至今仍保留著一座“耳冢”——三大塊黑色石碑堆成的小丘，靜靜矗立在海風中。

1669年，阿伊努人因不堪松前藩壓迫，爆發沙牟奢允之戰。起初阿伊努反擊有力，但松前藩調動幕府支援后反敗為勝，最終誘殺阿伊努首領沙牟奢允，并將其耳朵割下作為戰利品帶回葬于此。

這是血淋淋的歷史證據。

耳冢代表的，是一個民族從主人成為“土人”的過程。

在江戶時期，阿伊努人還能在北海道北部生存，但自明治政府開啟所謂“北海道開發”之后，殖民體系徹底成型。

他們的土地被強行征用，他們的打獵與捕魚權被剝奪，他們的孩子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語言、姓氏乃至傳統服飾被全盤否定。

這部法律一方面將阿伊努人劃為“舊土人”，暗示其落后、野蠻；另一方面則規定必須強制“同化”，禁止阿伊努語言、風俗和宗教實踐。

這部歧視色彩濃重的法律，整整生效了近百年，直到1997年才被廢除。

而日本政府首次正式承認阿伊努人為“原住民族”，已是2008年的事，還是在聯合國強烈推動下的被動回應。

2021年，日本某主流電視節目中，有嘉賓借“阿伊努”發音與“啊、狗”相近，公開拿這個梗當笑料，引發阿伊努人團體強烈抗議。

而在日本社會，類似的侮辱并不罕見。很多阿伊努學生從小學起就被同齡人譏為“原始人”。甚至在就業、婚姻、教育等各方面，也長期存在制度性隱形歧視。

綜上所述，日本一直高舉的“固有領土論”，在面對自己國土第二大島時，就已經發生邏輯斷裂。

這種矛盾如今正變得越來越難掩蓋。

2025年，日本時任“沖繩暨北方對策擔當大臣”黃川田仁志，在視察北方四島時脫口而出，說那是“距離外國最近的地方”。

一句話，立刻引爆輿論。因為這等于默認北方四島是“外國領土”。

首相高市早苗緊急出面批評，媒體口誅筆伐，黃川田不得不低頭道歉。

但這場風波，其實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尷尬：這套“固有領土”說辭之所以需要反復聲明，是因為它從來都不是一套經得起檢驗的歷史常識，而是一套人為搭建、需要持續修補的政治敘事。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不同領土問題上，采用的標準根本不一致。

對北方四島，它主張“從未被他國統治”；但在琉球、北海道等通過吞并、殖民獲得的地區，它又刻意避談這一標準；而面對釣魚島這種曾長期被清政府地圖與史料記載為“中國屬地”的島嶼，它則聲稱“歷史上無人占領，日本先行接管，合法有效”。

三個方向，三套說法。邏輯不通，卻被統稱為“主張一貫”。

此外，琉球和北海道的問題，并不是歷史早已塵埃落定、人民皆大歡喜。

相反，直到今天，兩地仍舊存在大量社會不滿與身份掙扎。

日本政府對這兩個地區的回應，說白了，是“表面照顧、實質忽略”。

琉球人要的是自決權，而不是讓你蓋個民俗博物館；阿伊努人要的是尊嚴、土地和完整的語言傳承，而不是讓你搞個表演節目說自己“多元包容”。

事實上，這兩個地方之所以至今矛盾難解，不是因為他們“不聽話”，而是因為日本政府從未真誠回答一個問題——你憑什么擁有他們？是戰爭所得，還是人民自愿？是歷史延續，還是殖民續命？

當初靠強取來的東西，如今靠否認歷史來維持，早晚有一天，會被現實扯破。

只有在歷史被正視、人民被尊重的前提下，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認同。

很遺憾，今天的日本，還沒搞明白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