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閻長林去看望賀子珍，在交談中，她稱呼江青為：江青同志

1950年6月下旬的天津站，驕陽炙烤著鋼軌。十歲出頭的李敏緊攥車票，快步跟在閻長林身旁。她撲閃著眼睛問：“閻伯伯，媽媽真的就在天津嗎？”閻長林微笑點頭，卻不敢怠慢——這趟護送任務是毛澤東親口交代的，半句 馬虎不得。

到達后，李敏沖向站臺盡頭的身影。賀子珍一把抱住女兒，眼角濕了。情緒穩定下來，她轉向閻長林，舉手敬了個軍禮：“你辛苦了，毛主席和江青同志身體可好？”簡單一句，把錯綜的關系輕輕放在“同志”二字里，既莊重，又割裂了往昔夫妻的私人情感。閻長林心領神會，復禮答道：“主席很好，特請您保重。”

這一幕并非偶然。早在1937年底，延安窯洞里的一條新聞就擊碎了賀子珍心中最后的幻想。報紙寫道：毛澤東同夫人江青為采訪記者送行。她沒失態，默默退出讀報室，卻在深夜輾轉難眠。一年后，周恩來赴蘇治療前，將毛澤東的親筆信和一箱書交到她手里。信一開頭是陌生的“賀子珍同志”，結尾落款“我們以后就是同志了”。字數不多，意味深長。

1939—1945年，療傷、學習、撫養女兒，她在蘇聯度過了戰火中的漫長歲月。王稼祥問她打算，“回祖國去”脫口而出。電報飛往延安，毛澤東復電“完全同意”，手續迅速辦妥。歸國后，她隨醫療隊先到哈爾濱，再到沈陽，生活重新步入集體節奏。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省都在緊張接收大批接管干部。賀子珍獲編入華北軍政大學干部訓練班。她工作積極，卻極少談及個人生活。偶有人關切地提一句“主席”，她總笑著把話題拉回教學計劃或者衛生防疫。

時間推到1950年初夏。毛澤東在中南海得知江青赴蘇養病，身邊只剩岸英。他忽然想到許久未見的女兒李敏，便決定先讓孩子去看母親。天津距離北京不過半天車程，閻長林受命護送。出發前夜，毛澤東特意囑托：“路上多照看，替我問賀子珍同志好。”這句“同志”，同樣刻意。

在天津的短暫團聚里，賀子珍與閻長林交談不多，卻次次詢問毛澤東身體狀況，還托他捎信：她已經有了工作，不必掛念。閻長林返京復命時，毛澤東沉吟片刻，只淡淡說：“知道了。”隨后批準李敏假期結束返校。

1959年，賀子珍隨組織調往江西。省里在南昌三緯路為她騰出一處小院，方便療養。一天清晨，她挽著籃子在菜圃剪香蔥，鄰家孩子跑來求鉛筆，她干脆裝了一整盒作禮物。護士盧泮云常苦笑：“姨媽，這個月又要透支啦。”但看到孩子們歡天喜地，她照舊舍得。

困難時期，江西省委規定她每日配給二兩肉。她不忍獨享，總分給鄰里和病區的病號。毛澤東知情后，讓葉子龍帶五百元到南昌，“算是生活補貼”。錢送到，她只收一半，把另一半托盧泮云買舊衣布，做童裝送貧困戶。

1963年秋，她告別小院，遷回上海同兄長賀敏學同住。此前夏天，她曾隨中央會議上廬山，與毛澤東短暫晤面。兩人寒暄寥寥，仍以同志相稱。會后，人們只記得她一身褪色列寧裝，站在山風里，神情坦然。

1976年9月9日，噩耗傳來。李敏擔心母親承受不住，先讓丈夫孔令華抱著女兒孔東梅飛赴上海。電話里傳來哽咽：賀子珍聽聞消息，瞬間失聲痛哭，三晝夜滴水未進。她在家中設靈，黑紗覆像，鞠躬三次，說：“潤之，請安息。”話音低，卻鏗鏘。

“四人幫”被粉碎后，她沒有多言，只對李敏輕聲：“我還能做些事。”1978年，全國政協補選委員名單公布，出現了“賀子珍”三個字。她激動地告訴市里干部：“沒想到組織還記得我。”拍照那天，她坐在輪椅上， insist 要到花園取景，連呼“多漂亮”。

1979年9月3日，經批準，她首次飛抵北京。甫一落地便被送往301醫院休養。沒過幾日，她提出唯一請求：去毛主席紀念堂。上午九點，李敏推著她進入大廳。高大的漢白玉坐像下，她眼淚奪眶而出，卻努力挺直背脊。花圈挽帶寫著：“戰友賀子珍敬獻”。

此后近兩年，老戰友們陸續來京探望，她常同來訪者談井岡山、談養傷、談蘇聯醫院，卻極少談感情。偶爾深夜醒來，會看著窗外燈火，說一句：“真好，祖國一天比一天好。”第二天依舊按時做康復訓練，抄黨章，寫回憶錄。

1984年4月，重病纏身的她從北京轉回上海曙光醫院。高燒不退時，仍囑托李敏“替我好好工作”。19日下午，心電圖歸于平線，75歲的人生定格。從1930年隨紅軍上井岡，到病榻前仍自稱“老黨員”，她始終沒有變更那份身份認同：同志。

回到1950年那次天津問候，“江青同志”四個字，既顯分寸，也昭示立場——感情止于私域，革命同路人依舊肩并肩。離去的列車鳴笛，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而稱呼里的分寸感，被時代與個人共同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