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熊伯濤被授少將，劉亞樓送去兩瓶茅臺，熊伯濤：他這是道歉

1956年1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城里冷風刺骨。總參作訓部的一名年輕參謀抱著一個木匣子，踏著薄雪來到阜成門內的一處四合院。院子主人是剛在上一年授銜時披上少將肩章的熊伯濤。年輕參謀遞上木匣，輕聲說了句：“劉參謀長的心意。”話音落下便立正敬禮，轉身離開。

打開匣蓋，兩瓶茅臺映入眼簾，瓶口用紅綢仔細扎好。熊伯濤抬了抬眉，略帶沙啞地對身邊警衛說：“他這是在賠不是。”除此再無多言。警衛詫異，卻不敢多問。短暫而無聲的場面，背后卻壓著二十多年未曾正式翻出的舊賬。

熊伯濤出身湖北黃陂，生于1908年，家境清寒。父親想讓兒子跳出土地的束縛，硬是在欠賬的情況下把他送進私塾。1923年，他考入武漢一家私立中學，恰逢新文化運動余波未平，青年社團、馬克思讀書會在校園里此起彼伏。思想的種子由此落地。

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蔓延。為躲避搜捕，他輾轉離鄂北赴河南。鄭州郊外的軍官學校成為他的新歸宿——馮玉祥部辦學急需生源，熊伯濤憑一紙介紹信順利入學。校中的地下黨很快發現了這位老農協骨干，將他吸納進兵運小組。

1930年夏，中原大戰令馮氏部隊元氣大傷，不久就被編為二十六路軍。1931年“九一八”后，軍中抗日呼聲高漲。“打回老家去！”的口號，讓不少青年軍官摩拳擦掌。地下黨趁勢展開爭取工作，熊伯濤也在其中出力。

1931年底，有人向南京密報：二十六路軍內部潛伏赤化分子。蔣介石雷霆震怒，下令緝拿。形勢逼迫起義提前醞釀。1931年12月14日凌晨，在趙博生、董振堂的推動下，二十六路軍兩萬余人在江西寧都宣布起義，改編為紅五軍團。熊伯濤時任四十一師作戰科長，旋即晉升一二二團團長。

這里必須提到另一位年輕人——劉亞樓，比熊伯濤小五歲，黑龍江尚志人，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后就進了紅軍總部作作戰科參謀。1934年春，中央紅軍剛剛脫離第五次反“圍剿”的連綿血戰，部隊情緒復雜，內部的政治警覺空前緊張。

恰在此時，熊伯濤隨紅一軍團二師南移。途中一次夜行軍，他與副師長劉海云談起馮玉祥，說馮雖有動搖但仍“抗日有心”，還感慨舊同學的抉擇不易。話語被劉海云理解為“對舊軍閥存幻想”，后者當即向時任政委劉亞樓報告。

劉亞樓性情直爽，加之長期從事政治保衛工作，對起義軍官天然保持警惕。他火速在支部會上指出熊伯濤“動搖”，未經深查便宣布開除黨籍，并將其送至軍團教導營。會后，劉亞樓只留下一句話：“先去反省。”

失去黨籍，對任何紅軍指揮員都如同“摘勛章”。然而熊伯濤沒有埋怨，白天教課，晚上伏案改編射擊教材，還自制教具演示射角。教導營學員出操時常低聲議論：“這位熊教員真是拼命。”

1935年9月，紅軍抵達哈達鋪。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譚政重啟調查，調閱多方口供，最終認定劉海云的反映“失真”。熊伯濤黨籍得以恢復，補記兩年黨齡。劉亞樓找上門，聲音低沉：“那時太急了，對不起。”熊伯濤微笑作答：“革命隊伍要向前，過去的事就過去吧。”

此后十余年，兩人各奔戰場。熊伯濤率部轉戰百團大戰、鄂豫皖會戰；抗戰勝利后，他又隨劉伯承入晉冀魯豫。遼沈戰役打響時，劉亞樓已是東北野戰軍參謀長，主持遼沈總前委作戰室。天南地北，兩人偶有電報往來，卻再無深談。

1955年1月，中央決定實行軍銜制。評銜委員會先后召開七次會議，檔案材料堆成小山。熊伯濤在解放戰爭中任兵團參謀長，多次獲一級勛章，若論資歷、戰功，中將幾乎板上釘釘。然而當年“開除黨籍”一欄仍躺在履歷表上，雖已銷案，可對照評銜細則，政治紀錄“有瑕疵”者需酌減一級。于是，他出現在首批少將名單中。

八月底，授銜典禮落幕后，熊伯濤端詳肩章，臉色如常。熟識的戰友明白，這枚“少”字背后承載的并非能力問題，而是一段誤會。

授銜結束后的一周，劉亞樓了解到原委。彼時他已是空軍司令，忙得腳不沾地，仍囑隨員：“務必要給熊伯濤同志送點心意。”糾結再三，挑了兩瓶茅臺——那是空軍后勤前年配發的慰問酒，算不上貴重，卻頗見誠意。

于是便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警衛忍不住問：“首長真收下啦？”熊伯濤把酒抬回屋，淡淡回應：“他欠我的，不收才怪。”看似玩笑，實則釋然。

之后兩人偶有電話寒暄，談的多是飛行訓練、部隊給養，還會提起酒香。1965年5月7日，劉亞樓因病與世長辭。追悼會那天，北京細雨連綿，熊伯濤手扶靈車，行至東安門，軍靴在青石板上發出低沉的聲響。告別時，他把右手放在軍帽檐上停留了幾秒，沒有言語。

翻閱檔案可見，誤判與道歉在革命隊伍中并非孤例，但愿意補救者并不多。劉亞樓用了茅臺，熊伯濤用沉默，兩種方式共同完成了一次遲來的和解，也讓后人明白，信仰堅定不必畏懼一時委屈，錯失的或許可補，錯過的信任卻難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