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墜機吳敬中難過：鄭介民和毛人鳳，都不會放過他這只“蝙蝠”

1948年，南京保密局的看守所，冷得像個冰窖。

吳敬中縮在陰冷的囚室角落里，沒等到《潛伏》大結局里那張飛往臺灣的機票，更別提什么“海峽計劃”的宏圖大業了。

此時此刻，等著他的只有冰涼的手銬，還有那一輪接著一輪、沒完沒了的審訊。

就在幾個月前，他還做著左右逢源的美夢，以為憑著自己多年在官場練就的那些“太極拳”，哪怕天變了也能全身而退。

可這會兒他才明白，自己這只“蝙蝠”，終究是飛不出那張看不見的大網。

這一切的倒霉運，其實早在兩年前那個雨夜，戴笠乘坐的飛機一頭撞上岱山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

那是1946年3月17日。

消息傳來的那天，軍統局內部簡直像炸開了鍋。

按理說，像吳敬中這種手里握著不少貪污把柄、在天津還沒少發“接收財”的地方大員，聽到戴笠這個“緊箍咒”沒了，應該高興得開香檳才對。

連沈醉在回憶錄里都寫得明明白白，那幾天南京、上海的特務頭子們心里樂開了花，終于沒人逼著他們交出搶來的日偽財產了。

可吳敬中沒有笑。

他不但沒笑，反而如喪考妣，整個人嚇得要死。

因為他比誰都清楚，戴笠一死，他這只“蝙蝠”，就真的沒地兒落腳了。

要想讀懂吳敬中的恐懼，得先看懂國民黨特務圈里的“動物世界”。

在這個殘酷的叢林里，派系斗爭從來不是請客吃飯，而是你死我活。

那會兒的軍統，主要分兩大幫派：一派是以戴笠、毛人鳳為首的“江山幫”（浙江派），另一派就是以鄭介民為首的“廣東幫”。

這兩派斗到什么程度？

從穿衣服都能看出來。

鄭介民是海南文昌人，當年的海南還歸廣東管。

他是黃埔二期生，早在1943年就混到了陸軍少將，1944年更是升任軍令部第二廳的中將廳長。

這人長得又黑又壯，最愛干的事兒，就是穿著一身筆挺的、掛滿勛章的軍服在局里晃蕩。

這身皮穿在身上是威風，可看在戴笠眼里，那就是“惡心”。

戴笠直到1945年才勉強混個陸軍少將，平時最恨手下穿軍裝擺譜。

鄭介民這么干，就是明擺著告訴戴笠：在銓敘軍銜上，我是長官，你是下屬。

如果把戴笠和毛人鳳比作兇猛的走獸，那鄭介民就是高飛的飛禽。

兩派表面上一團和氣，骨子里恨不得把對方生吞活剝。

而在禽獸相爭的夾縫中，吳敬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就是那只蝙蝠。

吳敬中跟鄭介民的關系，本來該是鐵板釘釘的“自己人”。

兩人不光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早年鄭介民當中蘇情報所所長的時候，吳敬中就是他的總務科長。

這種既有同窗情分，又有上下級提攜的交情，在官場上本來是最硬的靠山。

要是吳敬中老老實實跟著鄭介民混，戴笠死后，鄭介民接了局長的位子，他吳敬中怎么著也能混個“國防部”二廳副廳長當當。

壞就壞在，這只“蝙蝠”心野了。

在當科長那會兒，吳敬中看出了戴笠的勢頭更猛，于是毫不猶豫地背叛了老同學鄭介民，主動向戴笠投誠。

他在戴笠的私宅“漱廬”吃了一頓拜師飯，納了投名狀，一轉身就被戴笠提拔成了軍統局東北區區長，后來又調任西北區區長、天津站站長。

這種封疆大吏的肥缺，只有戴笠有點頭權，絕不是鄭介民的意思。

吳敬中以為自己選對了明主，成了“走獸”一族。

他在戴笠的庇護下，跟戴笠的嫡系沈醉稱兄道弟，成了所謂的“江山幫”外圍成員。

他以為只要抱緊了大腿就能飛黃騰達，卻不知道這正是給自己挖了個大坑。

人算不如天算，1946年那一聲巨響，把吳敬中的如意算盤砸得粉碎。

戴笠死了，靠山塌了。

接替戴笠執掌大權的，偏偏就是被吳敬中背叛過的老同學——鄭介民。

這情形簡直就跟小學課本里的故事一模一樣：鳳凰過壽，百鳥朝賀，蝙蝠不去，說自己有腳是獸；麒麟過壽，百獸朝賀，蝙蝠又不去，說自己有翅膀是禽。

等到禽獸雙方停戰會面，一聊起蝙蝠，雙方都恨得牙癢癢。

這會兒的吳敬中，就是那只尷尬的蝙蝠。

作為“廣東幫”的老大，鄭介民怎么可能給這個叛徒好果子吃？

曾經的提攜之恩被背叛，如今大權在握，不新賬舊賬一起算就不錯了。

吳敬中貪污的那點破事兒，只要鄭介民想查，隨時能讓他把牢底坐穿。

更讓人絕望的是，即便吳敬中想回頭再去抱“江山幫”的大腿，也已經晚了。

戴笠的接班人毛人鳳，雖然表面上看著像個笑面虎，實際上心狠手辣遠超戴笠。

毛人鳳這輩子最恨的，恰恰就是兩面三刀的叛徒。

沈醉在回憶錄里記錄過毛人鳳的手段：在大陸解放前夕，大批特務撤往臺灣。

許多曾經背叛過軍統、或者立場不堅定的“老叛徒”，哭著喊著甚至下跪求一張機票，毛人鳳就是不給。

毛人鳳冷笑著對手下說：“這種人留下來，讓共產黨收拾他們。”

那些替軍統賣命一輩子的人，最后連家里的老媽子都送走了，自己卻被像垃圾一樣丟在機場，眼巴巴地等著當俘虜。

這就是吳敬中面臨的死局。

在鄭介民眼里，他是背信棄義的小人；在毛人鳳眼里，他是唯利是圖的叛徒。

飛禽不收，走獸不留，這天地之大，竟然沒他容身的地方。

所以，電視劇里吳敬中在飛機上對余則成說的那番話，其實是在掩飾內心的極度恐懼。

他在天津站瘋狂斂財，不是為了享受，而是為了在最后的審判到來前，給自己攢一點保命的買路錢。

歷史的真相，遠比電視劇殘酷得多。

1948年，吳敬中剛到南京，就被毛人鳳下令逮捕。

沒有什么“海峽計劃”，也沒有什么生意可做，直接關進大牢。

這一關，就是整整一年。

鄭介民作為當時的國防部次長，名義上管著保密局，但他對這位老同學的遭遇不聞不問，完全就在那兒冷眼旁觀。

最后救了吳敬中一命的，居然是蔣經國。

吳敬中的兒子跟蔣經國是莫斯科的同學，這層關系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這位“建豐同志”的出面擔保下，吳敬中才被開除軍籍，撿回一條命，灰溜溜地去了香港做生意。

1950年代的香港街頭，偶爾能看到一個發福的老人望著北方發呆。

誰能想到，這個落魄的商人，曾經是呼風喚雨的天津站站長？

他用半生鉆營演繹了什么叫“聰明反被聰明誤”。

蝙蝠總以為自己比鳥飛得快，比獸跑得遠。

殊不知，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對不倫不類的翅膀，不僅飛不高，反而成了最顯眼的靶子。

在這個世界上，左右逢源的終點，往往是左右為難；兩頭下注的結局，通常是一無所有。

這也正是歷史給所有投機者，最響亮的一記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