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末,東北的寒風像小刀一樣刮臉。人武部院子里,幾個剛收到入伍通知的少年鞋跟直跺地面取暖,一身灰藍色棉襖的高某卻盯著倉庫門口疊得齊整的軍裝發愁——最小號依舊套不住他的單薄肩膀。兩個月后,他就將在新兵連的隊列里報數“15”。
軍裝問題還算小麻煩。第一次站上營區操場,他甚至習慣性地想把胳膊抬到課桌上,卻抬空了。訓練強度與節奏完全不同于教室生活,年輕的膝蓋很快告訴他:這里沒有“適應期”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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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后跟開裂的疼痛來得猝不及防。那年冬天營區缺熱水,高某的干腳裂了兩條口子,走兩步就像有人在肉里劃拉。一天深夜,他照著老班長縫補棉衣的手法,忍痛把裂口縫緊。第二天早操,他邊跑邊嘀咕:“縫得不錯,走路不別扭了。”一句半玩笑話被班長聽見,當天傍晚就成為連務會上“能吃苦、能動腦”的典型。
表揚后事態發展出人意料。營部缺標圖員,新兵營長直接點名讓他去試試。15歲的肩膀揹上標圖夾,連里老兵樂呵呵拍他的帽檐:“小高,別弄錯方向啊!”自此,他從隊列里折向了地圖與坐標。
第二年夏季,腳氣與甲溝炎把他按在床板上。腳趾腫得像胡蘿卜,衛生員抹藥后囑咐“別下水”。可新兵連哪有悠著點這一說,集合號一響,他拄著木板鞋也要趕隊列。那份倔強被老班長看在眼里,護在心頭。
1973年,報務專業集訓。抄收、譯電、發報,練到手指發麻。10個月較量,他拿下“雙料冠軍”。老班長拍著他的背發話:“報務員得耳聰手快,可別驕傲。”他靦腆一笑,卻把這句話記到筆記本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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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翻至1977年初春。部隊奉命進安圖縣山脈修筑國防洞庫,指揮排長高某剛滿22歲。施工集訓伊始,安全教官把一枚雷管舉到眾人面前:“它能炸掉一只手,別拿命實驗。”話音未落,場內靜得只剩呼吸聲。第一次用鋼鉗夾雷管時,高某掌心滲汗,導火索多接一絲都不敢。訓練結束,危險活計基本由他領著做,安全員跟在后面查漏。
連續三個月的晝夜倒班,棉衣磨得露了棉絮,褲腿用麻繩系著。開爆、排險、清渣,每一步高某都站在前頭。任務完成那天,隊里0傷亡0事故,進度卻是全師第一。有人后悔地說:“早知道跟你干了。”他擺擺手:“都一個鍋里掄勺,別褒我貶他。”
5月底的表彰大會,施工隊獲“標兵”稱號,高某個人三等功。勛章還熱,新的機會又來了——軍隊院校全面復課。師部給排長們劃杠:文化、年齡、立功,一條都不能少。卷著褪色工裝的高某報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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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他拎著行李踏進解放軍鄭州高炮學校。這里的學員清一色尖兵,課表從理論到野外實驗排得密不透風。高炮射擊諸元計算對初中文化的他是硬茬,于是夜里自習室常見一盞孤燈。臨近期末,教員點名表揚:“高排長本科學著學著自帶輔導員功能。”同學們起哄,他撓撓后腦勺,笑得那叫一個靦腆。
學院注重基層帶兵演練,連長、營長輪流擔當。一次沙盤推演,高某被推到營長位,擔負反空突重難任務。他把昔日施工隊的安全理念搬過來,先想“人活著才能打仗”。方案完結,評審席有人點評:“簡單、實用、代價最小。”
除軍事課程外,體育是硬指標。高某當年在連隊教戰士武裝泅渡,學校干脆讓他當體育示范員。立式投彈、3000米、器械越障,動作拆分得絲絲入扣,同學服氣,教員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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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一晃而過,畢業考核,綜合成績全優。學院數次座談后,組織決定留用。身份由學員變教員,他站上講臺,朝曾經的課桌微微鞠躬,算是給少年時代畫了個句號。
后來,高某在部隊整整干了18年,才帶著中校軍銜脫下軍裝,被安置到中國石化安慶分公司。辦公室墻上一直釘著那張拼湊軍裝的老照片,袖口卷得老高,卻擋不住少年的眼神發亮。
士兵、排長、學員、教員,這條路并非平坦,卻清晰。時間對每個人都公平,它從不作聲,只在關鍵節點給出一道必答題:熬得住嗎?高某一次次寫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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