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高官曾救九萬紅軍，開國卻被判死刑，毛主席：他是紅軍大恩人

1956年10月1日晚，北京懷仁堂高懸的水晶燈折射出柔和光芒。宴席間，葉劍英端起酒杯，對著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輕輕碰杯，“老莫，干！”這位老人正是六年前險些在刑場倒下的莫雄。那晚，陪坐的李克農悄悄感慨：“要不是主席那通電話，今天哪還有這樣的團圓。”一句話，把人們的思緒拉回到1950年的冬天。

1950年12月12日凌晨，廣州東校場寒氣逼人。省公安廳押解車剛停穩，押解名單里排第一的正是莫雄。“執行時間七點整。”看守冷冷丟下一句。就在同一時刻，香港電話線那端傳來葉劍英焦急的聲音：“馬上找陶鑄，情況有變，刀下留人！”緊跟著北京亦飛來急電——毛主席批示：“他是紅軍的大恩人，立即釋放。”

陶鑄得到電報時，離行刑不足一小時。他一路奔跑到看守所門口，氣喘吁吁地大喊：“停！中央有令，不得執行！”負責警衛的戰士愣住，刑場上的槍聲終于沒有響起。數日后，莫雄被秘密送往廣州招待所休養。知情者寥寥，但毛主席的八個字已在電文里寫得明白：必須保住此人性命。

這位差點被當成“歷史反革命”而處決的少將，為何能讓中央如此看重？答案要追溯到1934年秋天的江西。

1934年9月下旬，廬山腳下的行轅守衛森嚴。蔣介石主持秘密軍事會議，親手敲定第五次“圍剿”收官之戰——“鐵桶計劃”。作戰方案厚達數寸，部署了超過四十萬兵力，意圖用鋼鐵包圍圈將中央紅軍徹底悶殺。為防泄密，文件一式二份，編號保管。誰也想不到，會議散場當夜，編號“甲二號”的全套文件被人悄悄帶離駐地。

帶走文件的人正是莫雄。那時他名義上是贛北第四行署專員兼保安司令，國民黨少將軍銜，剛被升任不久。會場里，他表情鎮定，心底卻翻江倒海。因為在此之前，他已通過地下交通線與中共特科取得聯系。得知“鐵桶計劃”細節后，他意識到中央蘇區隨時可能被層層包圍，九萬紅軍危在旦夕，“再遲一夜，就是葬禮”。

當晚，他帶著機要箱連夜趕回德安，找來項與年。兩人對照文件，迅速用火漆封好原件，又抄錄了要點。凌晨時分，莫雄把抄件藏進一只藥罐交給項與年，低聲一句：“兄弟，快走！”項與年裝扮成討米僧，徒步九十余里，才在瑞金郊外把情報交到周恩來、李克農手里。

10月初，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向西突圍”的命令。長征，由此展開。十天后，國民黨部隊按“鐵桶計劃”節節推進，卻連紅軍影子也沒抓到。蔣介石在北平協和醫院聽完瑞金失守又聞“紅軍已撤”，勃然怒斥：“有人通匪！”但贛北專員莫雄此時堂而皇之坐在任上，未流露分毫破綻。

巧妙的是，為迷惑蔣介石，紅軍游擊隊在德安一帶突然“偃旗息鼓”。莫雄則進一步偽造了“繳獲紅軍槍械”的戰報，還把繳獲的幾桿舊步槍呈送南昌。江西省主席大加贊賞，蔣介石信以為真，特地嘉獎德安為“模范區”。這一系列操作，替中央紅軍贏得了寶貴的戰略轉移時間。

然而機密畢竟難以永遠掩藏。1935年春，薛岳接任“追剿”任務后，對莫雄的部隊背景起了疑心。莫雄覺察風向不對，借口治病前往香港，從此與公開的國民黨體系分道揚鑣。抗戰爆發后，莫雄以商人身份輾轉廣州、香港之間，為中共中央香港辦公室遞送情報。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葉劍英通過秘密渠道找到他，帶來毛主席囑托——“老同志，回家干革命”。

新中國成立后，莫雄出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正當一切走上正軌，本該走向晚年平靜的他，卻因地方干部只知其“少將舊履歷”而被捕。若非葉劍英及時察覺，歷史將寫下一筆不同的結局。

值得一提的是，古大存也是關鍵環節。當年，莫雄被捕消息傳到省委統戰部，古大存立刻沖進陶鑄辦公室，拍桌子直言：“橋還沒過完，就想抽板？不行！”這一聲吼讓陶鑄心里一震，隨即撥通香港長途。幾個電話來回，把生死線硬生生往后拖，最終等到中央批示。

莫雄獲釋后，中央決定不再公開宣揚他的特工身份，只以“愛國民主人士”介紹。可在資深軍政干部之間，他的故事從未沉寂。李先念談起長征，總說一句：“九萬兄弟能走出湘江，莫雄出過大力。”張愛萍回憶遵義會議時，也提及“突圍那幾天，若非情報先至，主力怕是要埋在瑞金土里。”

1956年國慶那天，葉劍英舉杯敬莫雄，場面看似舉重若輕，背后卻是一條驚險的生命線和九萬人的生死線。莫雄沒有再披軍裝，也未再求高位，他常把“參事”當作真正崗位。有人問他是否遺憾，他搖頭：“那年夜里拿文件出山，命就是撿來的，還談什么遺憾？”面帶微笑，卻不遮白發。

1961年，莫雄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四歲。治喪通知很簡短，卻特別注明——“參加過辛亥革命及北伐戰爭，曾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提供重要情報”。至此，一段曾被深埋的秘密公之于世：一名國民黨高官，用一份絕密文件，救下九萬紅軍，也救下日后新中國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