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總理在大會上點將，毛主席任命，由他主政哈工大

1953年9月7日傍晚，北京的天空泛著微涼的暮色，一輛吉普車沿著西長安街駛向中南海。坐在后排的李昌掀開車窗，遠處懷仁堂屋脊的脊獸在夕陽下泛著金光。他不知道，十幾分鐘后，自己的人生將被推到另一條軌道。

新中國成立才四年，全國正全力展開第一個五年計劃。要鋼鐵，要機床，更要懂技術、會管理的工程師。中央的決心很簡單：沒技術，計劃就只是一紙藍圖。為此，政務院和高教部先后提出“重點院校”方案，要求在短時間內辦出一批拿得出手的工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被列入首批重點，但校長空缺一直懸而未決。

懷仁堂會議在9月上旬召開，列席者多是中央和國務院分管教育、工業的負責人，氣氛緊湊。毛主席首先發言，那句湖南口音濃重的話依舊擲地有聲：“經濟建設要起飛，學校必須先發火。”主席停頓了一下，掃視全場，目光最后落在青年團陣營。隨即又補了一句，“領導骨干要先到位，辦學方向才能穩。”

會場出現短暫的靜默。周總理翻開筆記本，輕輕放下鋼筆，對李昌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然后提高分貝：“李昌同志，我看哈工大的擔子就交給你。”一句“點將”，像當頭一記鼓槌。鮮有人知道，這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毛主席、周總理連日商議后的結果。李昌愣了三秒，站起身答道：“服從組織決定！”雖只有六個字，卻透出決絕。

要理解這一幕，需要把時間表撥回到1935年12月。“一二·九”游行后的北平街頭，19歲的李昌舉著標語，高喊口號。那場風雪里的吶喊，讓身處陜北的毛主席留意到這名清華學生。四年后，延安紀念“一二·九”四周年大會，李昌在窯洞內作報告，毛主席聽得認真。報告結束，主席抬手壓場：“一二·九的火種，把全國抗戰的空氣點燃，是大功勞。”李昌就此被銘記。

抗戰尾聲，國民黨“三青團”在青年學生中攻城略地。李昌提出“誰擁有青年，誰就擁有未來”的建團主張。1940年6月底，他帶著報告去棗園，毛主席抽著煙斗問細節，話不多，卻頻頻點頭。雖然建團方案當年被中央暫緩，但李昌的執著被高層看在眼里。

1949年4月，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李昌再次被調回北京，從此與青年工作結下不解之緣。也正因為這段經歷，周總理才會在1953年“點將”，把一所工科名校放到他的肩頭。對哈工大來說，這既是榮耀，也是挑戰。學校原本由中東鐵路管理局創辦，1928年定名時就擁有全俄師資，七成學生是外籍。解放后，外籍師生陸續離去，校園陷入青黃不接的尷尬期。

接到任命后，李昌的第一站不是哈爾濱，而是長春。那里的機械局庫房有蘇聯專家留下的圖紙和機器零件。他想先弄明白，哈工大未來究竟要培養什么樣的工程師。火車在林海雪原上轟鳴前行，李昌捧著厚厚一摞俄文資料，幾乎徹夜不眠。

1953年10月12日，李昌抵達哈爾濱。松花江岸霧氣氤氳，舊俄式教學樓仿佛仍在低聲訴說往昔。迎接他的只有一面褪色的校旗和不到兩百名留校教師。最緊迫的，是辦學方向和師資結構。李昌沒有急著“翻天覆地”，而是先辦了一場全校師生大會。他開門見山：“新中國急需高級工程技術人才，哈工大要當‘尖刀班’，但要怎么尖、怎么刀，不是靠口號，是靠設備、師資、制度。”聲音不高，卻讓禮堂瞬間鴉雀無聲。

值得一提的是，李昌大膽向中央要人。高教部隨后下發紅頭文件，從清華、北洋、交大調來三十余位教授，還請回部分老俄籍講師。與此同時，他砍掉了與國家計劃脫節的“豪華”課程，加開重型機械、焊接工藝、自動控制等新課。此外，哈工大還與156項重點建設工程中的五機部、二機部建立實習通道。很多學子正是在鞍鋼的軋鋼機旁，在洛陽礦山機械廠的車間里，錘煉出真本領。

校務穩定后，李昌把目光投向更長遠的制度建設。他提出“校企合作”的雛形——與哈爾濱鍋爐廠、齊齊哈爾車輛廠等單位建立共同研發室。當時很多人對學校搞生產持保留態度，擔心“學術不端”。李昌卻有自己的算盤：“真刀真槍干半年，學生比關在教室里學三年更見效。”幾年后，哈工大畢業生分配到一線，大都迅速成為技術骨干，事實為他做了最好注解。

李昌的務實作風，也流露在日常細節。有一次，他在食堂排隊用餐，發現菜湯里油星寥寥，便招呼炊事員：“學生在長身體，別怕用油。”不久廚房標準提高，菜金卻未超支。原來他和總務處算過，調整采購渠道，節約了近三成成本。此事傳開，師生笑稱：“李校長既管科研，也管油星子。”

1955年初，國家科委在北京召開高校科研成果匯報會。哈工大提交的“車床自動化改造方案”得到表彰，李昌帶著幾名青年教師上臺領獎。會后，彭德懷元帥握著他的手說：“哈工大出了個好校長。”簡短一句，足抵千言。

1957年，第一屆蘇聯專家回國，李昌趁勢推動自編教材，組織翻譯小組將俄文資料轉化為中文講義，確保教學不中斷。到1958年底，哈工大已經擁有九個系、三十余個專業，學生規模突破七千人。更關鍵的，是培養出了中國最早一批火箭與衛星制造人才，為后來的“兩彈一星”儲備了骨干。

回望1953年那場“點將”，或許連周總理都未料到，李昌會把哈工大帶到這樣的高度。然而，決定落成的瞬間，往往就埋下了未來的伏筆。主席重視教育，認為“辦好學校，先定骨干”；總理善于識人，用一句玩笑般的“你也算一個嘛”完成了關鍵布局；而李昌，則用十年實干回應了信任。

時間軸劃過上世紀五十年代，哈工大在新中國工業化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車轍，也在無聲處驗證了那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人才從來不是“拉郎配”能湊出來的，必須有人敢承擔建校之責，敢在一片荒蕪中點亮燈火。周總理的“點將”與毛主席的任命，為李昌，也為哈工大，寫下了一個注定載入中國工程教育史冊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