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吃飯發現桌上的蔬菜，生氣地問衛士：這和舊社會有什么區別

1961年11月的一天深夜，人民大會堂剛放映完紀錄片，燈光還沒熄，工作人員正端上簡易夜宵。盤子里兩把顏色鮮亮的杭州市蔬菜格外扎眼，周總理剛落座便注意到。

他夾了一筷子，眉頭立刻沉了下來，招手把衛士長叫到旁邊，小聲卻急促地問：“這些是你們帶回來的？”衛士長點頭解釋，蔬菜是地方同志自費托運，準備給幾位中央領導分一點。周總理啪地把筷子放下：“如果我是普通市民，能吃到這碗菜嗎？老百姓知道了，還以為我們搞特殊，這和舊社會有什么區別！”一句話，餐桌上頓時鴉雀無聲。

事情的源頭要追到數日前。那時杭州市場物資相對充裕，地方想表達心意，托列車帶了兩筐當季新鮮蔬菜到北京。負責隨行的工作人員念在“三不準”——不買不帶不收——的口令，先是猶豫，后來聽到“給錢算私人往來”才勉強收下，沒想到還是觸了總理的逆鱗。

周總理為何如此動怒？得從1959年夏季講起。當年全國遭遇了罕見的連環自然災害，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受災面積高達四千四百余萬公頃，河南山東黑龍江這樣的產糧區幾乎同時減產。次年春天，黃淮甚至長江流域又連遭旱情，糧食缺口愈發擴大。

糧食部那時預計全國產量僅二千八百多億斤，缺口巨大。周總理把北方十幾個省負責人喊到大會堂，一張舊地圖，一個算盤，一塊小黑板，反復核數。他自己笑稱是“糧食調度總指揮”，別人卻清楚，這三年里真正把全國飯碗端穩的就是他那雙布滿老繭的手。

為了及時掌握各地庫存，他親自設計了長度驚人的《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干部們戲稱“哈達表”。調給哪里、從哪里調、需要幾節車皮，表上寫得明明白白。每逢夜晚九點后，糧食部司長得拎著材料進總理辦公室，常常談到凌晨三四點。含糊詞匯在會上是禁語，誰說了“也許”“大概”，馬上挨批。

靠省際調撥終究杯水車薪。1960年底，陳云建議動用有限外匯購買小麥。外匯寶貴，動與不動，得一錘定音。周總理沉吟許久后點頭，說了一句：“為老百姓挨罵也值。”短短幾周，第一批澳大利亞小麥便抵達天津港，緊接著又敲定了每年約五百萬噸的進口額，災區的糧票才終于不再是毫無著落的數字。

節約必須從最高層做起。青海省曾送來五萬斤湖魚，想換取糧食指令。周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毫不留情：“這就是走后門，不開刀不行！”隨后下令全國通報：中央不收任何特供物資，一針一線一條魚都不許。

外出考察，他也立規矩。“全國勒緊褲腰帶，我更不能破例。魚雞蛋肉統統不碰。”東北行期間，當地廚師見清單上只有窩頭、白菜燉豆腐，忍不住嘀咕：“當廚師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領導連肉都不讓上。”在北京，中南海夜餐制度被他親手取消，值班人員若餓了，只能憑他和鄧大姐自掏腰包買的幾塊點心頂一頂。

雖然自己嚴苛，周總理并沒忘記重體力勞動者和科研骨干。1961年起，他指示對井下工人增加白酒駝鹽，對高危崗位發肉蛋補津，還叮囑衛生部專門為長年夜班的技術員配備維生素片，一句“讓干活的人吃得起勁”道盡關懷。

同年夏天，江西省委負責人楊尚奎在南昌陪同視察。敬酒時，周總理笑瞇瞇舉杯：“你我一杯，江西每年多交國家一億斤糧食，愿不愿意？”楊尚奎先怔后笑，連干三杯。當年江西超額完成了三億斤任務，這樁趣事被干部們私下稱作“一杯酒換一億斤”。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周總理依舊鞠躬盡瘁。他在分組會上坦言，連年災荒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要求各級干部“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與會者回憶，那一刻會場里連咳嗽聲都沒了。

到1962年底，全國口糧緊張局面基本化解。周總理卻更消瘦，頭發花白不少。有同志勸他歇一歇，他笑著擺手：“三年沒停，現在喘口氣也得盯著，把規矩守下去，日子才能一天比一天好。”

那碗來自杭州的蔬菜最終被送進了職工食堂。周總理自己依舊掰著窩頭配白菜湯。有人悄聲問他為什么不偶爾放寬一下，他沒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說：“規矩就像墻，一處破洞就擋不住風。”一句輕語，卻道出了他全部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