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訪蘇消息泄露，主席親自批示：我回來前鎮壓這個反革命

1949年12月8日凌晨兩點多，北風吹得楊莊鐵路橋下一片蕭瑟，三名荷槍實彈的公安干警正蹲在漆黑的橋墩旁，用手電筒聚光照向縫隙深處——一包已經接好導線的黃色炸藥靜靜躺在那里，足以讓整座橋化為廢墟。誰也沒想到，它的真正目標是兩小時后呼嘯而來的“9002”次專列，車上坐著剛離京奔赴莫斯科的毛澤東。

北京發車、天津過橋，沿線警戒全面升級，卻依舊有人能提前把時間、車次乃至行程細節通報到海峽對岸。公安部當晚截獲了一份密碼電報，譯文中明明白白寫著“目標已離京，可動手”。一切跡象都指向一個潛伏在京津地區的隱蔽電臺。審閱電文后，李克農連夜向中南海報告。毛澤東在滿洲里準備換乘蘇聯專列時，得悉此情后提筆批示：“我回國前，務必鏟除此反革命。”八個字擲地有聲，成為此后數十天里北京公安系統的最高行動令。

線索只有兩條：一份電文中屢次提到的“計小姐”和那臺幽靈般出現的秘密電臺。案子歸入時任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統籌，市局二處馮基平牽頭。經驗老道的張烈、曹純之隨即成立突擊組。一邊讓測向車晝夜不停地搜尋無線電波，一邊用最笨也最徹底的方法——把北京市戶籍里所有姓計的女性逐一梳理。

有意思的是，京城戶口冊上登記的“計”姓女子并不多，全部排查只花了三天，卻都與電文描述對不上號。偵查員遂南下天津，從一家僑匯銀行里找到一張收款單：收款人“計愛琳”，轉賬人來自香港。賬單邊角的家庭住址卻落在北京西郊一條不起眼的小巷。兩座城市之間來回折騰的資金流，顯然另有隱情。

沿著地址摸排，突擊組發現戶主一家七口，其中三名女性，叫計采南的二姐最符合年齡與外貌特征。跟蹤從天亮到深夜，寒風里苦等成了家常便飯。一次暗中守候時，一名年輕偵查員困得打盹，事后主動申報，被處長當場點名批評。那股子較真勁兒，把這樁案子推向了深入。

為了接近目標，偵查員干脆借“治安小組回訪”名義登門。計采南自認“民主青年”，言談中不經意提到常去對門串門。對門戶主正是她“外出闖蕩的弟弟”留下的房間——而弟弟的名字，戶口本上寫作“計旭”。張烈聽到這兩個字猛然想起自己兩年前審訊時特務口供中提過的綽號“萬能潛伏臺”臺長計兆祥。計旭、計兆祥，僅差一個字母，足夠耐人尋味。

測向車的圈定范圍也在同步縮小。當無線電再次啟動時，技術員按計劃從周邊逐戶拉閘斷電。哪戶信號先靜默，目標就鎖定在哪戶。幾輪實驗后，那幢灰磚小樓里的燈泡正好同時熄滅，窗簾一顫，無線電波戛然而止。偵查員暗暗記下房號，這正是計旭居住的頂層。

1950年2月中旬，毛澤東在莫斯科的談判行將收尾，《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文本排字已近尾聲。北京突擊組卻越來越緊張，“萬能潛伏臺”發報次數驟增，內容多半詢問專列返程日期，并催促空投破壞組就位。李克農判斷：“敵人要搶在主席踏上國土前動手，絕不能再等。”

2月17日，主席乘車折返滿洲里口岸的當天，北京城氣溫零下十度，抓捕令下達。下午一點三十分，戴著棉帽的便衣沿小巷潛入，成潤之帶隊踹門而入，計旭和妻子尚未來得及收拾桌上的耳機。意外的是，客廳里只看到報務器材殘件，沒有主機。曹純之聞訊趕來，挨個角落端詳，抬頭發現天花板吊頂貼著一幅色彩鮮艷的《牡丹圖》。他吐出半口煙灰，指尖一勾：“掀下來。”

木板后現出暗格，黑洞里躺著一部美制短波電臺、伯賽手槍和厚厚的密碼本。證據落地，計旭臉色煞白，被戳穿真實身份——計兆祥，年僅24歲的少校臺長。短短片刻，對話只有一句：“你，可認得清自己的路？”計兆祥低著頭，聲音像枯葉：“我無話可說。”

傍晚李克農到場，他沒有審訊，只讓報務員重新架機，按照臺灣慣例頻率發送試呼。三分鐘后對岸回應出現。李克農口述一句話，計兆祥機械地敲下莫爾斯。“萬能潛伏臺已完全落網，我軍首長在此。速棄暗投明，可保安全。”電波飛過海峽，落入毛人鳳面前。毛人鳳看完長時間沉默，只殘存一句狠話：“你們走著瞧。”

1950年3月14日，“和平號”專列緩緩駛入北京站，站臺上春寒料峭，警衛森嚴。主席走下車時神情淡定，他已知天津炸橋陰謀、北京潛伏電臺均被搗毀。臨別莫斯科時的批示如今兌現，反革命陰謀胎死腹中。

隨后軍法處開庭。卷宗顯示：自1948年冬受軍統命令潛入北平，計兆祥一年發報兩百四十余次，其中數十份情報觸發敵機轟炸南苑機場等行動，造成嚴重傷亡。他的偵察手段極其原始——翻報紙、打聽街談、加上個人臆測，卻因掌握保密頻率而屢屢得手。庭審僅用三日，6月2日清晨，宣判死刑，當日執行。計采南因協助收款獲刑三年，其他串通者分別處置。

案件終結，史家后評，這不僅是新中國公安機關破獲的首例重大潛伏電臺案，更讓中央看清了一條殘酷事實：在“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較量后，敵人會把斗爭轉入更隱蔽的戰線。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火車上寫下的那八個字，才顯得格外堅定——那是一聲昭告，也是新政權自我保護的警鐘。